120师旅长名单一经公布，部队里就起了不小的波澜，不少人明里暗里表达不满，而毛主席态度坚决强调“干部任命要以抗战大局为重，任人唯贤，谁反对都没有用”，硬是压下了所有争议，让这份名单得以顺利执行。
这事得从抗战初期的军队改编说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就是其中之一，由红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组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部队改编的核心不仅是换番号，更要理顺指挥体系，旅长人选的确定成了关键，可就是这两个旅的旅长任命，让不少人心里有了疙瘩。
358旅的前身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红二军团，原本拟定的旅长是卢冬生，他是跟着贺龙从南昌起义一路打过来的老部下，资历深、威望高，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士们都盼着他上任。可没想到，改编前夕中央已决定派卢冬生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旅长位置就此空了出来。中央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决定让张宗逊接任358旅旅长。消息传开，不少红二军团的老战士就炸了锅，私下里议论纷纷：“咱们358旅是贺老总的看家部队，凭啥让个中央红军来的人当旅长？”“张宗逊是谁？没跟他打过仗，能服众吗？”后来卢冬生于1939年从苏联回国，真就接任了358旅旅长职务，只可惜1945年在东北执行任务时，被苏军误杀，没能留下更多战功。
反对的声音还不止这一处。359旅由红六军团和红32军编成，首任旅长定的是陈伯钧，他是中央红军的老兵，参加过秋收起义，长征时还当过军团长，按说资历和能力都够。可他刚上任没几个月，就出了件大事。1937年10月，天越来越冷，部队急需棉衣过冬，陈伯钧好不容易申请到拨款，让会计老袁去延安领取。老袁遇到一位军委直属摩托学校的学员，想搭对方的汽车去延安，却被对方傲慢拒绝。陈伯钧得知后出面调解，没想到那位留苏归来的学员态度嚣张，还出言不逊，脾气耿直的陈伯钧一时没忍住，打了对方一记耳光。这事很快报到军委，陈伯钧被停职查办，调离359旅去延安学习，旅长职务由副旅长王震接任。这一下，质疑声更响了，有人说“选干部怎么不看性格？这么冲动怎么带兵？”，还有人觉得王震虽然能干，但越级接任总觉得不妥。
这些争议传到延安，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坚持以抗战大局为先，不搞论资排辈、不徇山头主义。其实这个任命并非一时冲动，背后藏着深意。当时贺龙担任120师师长，他主动向毛主席提出，希望从中央红军调些干部来，把井冈山的好传统带过来。毛主席反复斟酌后选中了张宗逊，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的将领，不仅打仗经验丰富，还曾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延安警备司令，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毛主席还特意嘱咐张宗逊三句话：“自觉维护贺老总这面旗帜，搞好与二方面军同志的团结，有苦衷直接找我”。（注：该嘱咐为基于当时干部调配逻辑的合理演绎，无直接史料记载）而王震接任359旅旅长，也是经过慎重考虑，他在红六军团多年，威望高、能吃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张宗逊到任后，心里确实没底，他对红二方面军的情况不熟悉，面对老战士的抵触，他没急着立威，而是跟着贺龙东征西讨。1937年10月，他指挥358旅716团在雁门关设伏，三天内毙伤日军500多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日军补给线，连蒋介石都致电嘉奖。后来在晋西北反“围攻”中，他率部在雪地里赤脚与日军白刃格斗，收复多座县城，“缴获大王”的外号也在部队里传开，那些当初反对他的老战士，慢慢服了气。王震接手359旅后，不仅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1941年还带领战士们开垦南泥湾，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解决了部队的吃穿问题，成为全军大生产的典范。
其实当时的争议，本质上是不同部队背景的干部战士之间的磨合，是对“外人”的不信任，对变动的不适应。但毛主席看得更远，抗战时期，部队需要的是能打仗、顾大局的干部，而不是固守山头、计较出身。张宗逊和王震用实打实的战绩，证明了中央任命的正确性，也让120师成为抗战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后来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百团大战等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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