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承蒙云浮市云安区地方志办公室叶广学主任邀约，笔者着手梳理现存云浮旧志历代《东安县志》的版本流变。坦白而言，笔者虽对明万历五年东安建县之前的地方历史略有涉猎，但对于建县后方志编纂的具体情况，所知确实有限。借此契机，笔者对现存最早的康熙十一年《东安县志》进行了细致考察，其中附录《东安县古志》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并由此牵引出一段关于方志版本源流的考证。
《东安县古志》仅有七个筒子页
云浮地区现存最早的旧志为清康熙十一年（1672）由知县张其善主持纂修的《东安县志》。在该志的卷末，以“备考”名义附刻了一部名为《东安县古志》的文献。此“古志”篇幅极为有限，仅存七个筒子页（其后虽另有三个题为“姓氏”的筒子页，但经辨析，并非“古志”内容）。这七页内容涵盖了沿革、山川、城池、公署、学校、坊都、水利、服役、坛庙、开创文武职官等十余个子目，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那么，这个被郑重附录的《东安县古志》究竟所指为何？在张其善修志之前，东安县有据可查的志书仅有两种：一是明万历年间由知县郭濂主持修纂的《东安县志》，二是清康熙七年（1668）由知县韩允嘉纂修的《东安县志》。遗憾的是，这两部志书后世皆已亡佚。通过初步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古志”应即失传已久的明万历《东安县志》之残本。
从“古”字释义看：“古”与“今”相对，泛指时代久远者。康熙十一年断无将仅仅四年前成书的康熙七年志称为“古志”之理。因此，“古志”不可能指韩允嘉所修之志。再从古代志书的编纂惯例来看，通常会将前一部紧邻的志书称为“旧志”，例如光绪《德庆州志》便将前一部乾隆《德庆州志》称作“旧志”，而康熙十一年《东安县志》中多次提及的“旧志”，指向康熙七年韩允嘉本，如卷二《舆地志》载“罗汉岩，在晋康乡，近甘通岩，高丈余。旧志云：‘内有十八罗汉古像’后人移置九星岩”，又载“旧志称峰（指麒麟石，笔者注）势近拱学宫，奇特异常，当有贤才辈出之应”，既然志书中已清晰区分“旧志”与“古志”，且“旧志”对应较近的康熙七年本，那么“古志”自然是指更早的万历郭濂本。
然而，《东安县古志》的部分内容却与“万历本残本”的身份产生了矛盾：其《沿革》子目载“前朝万历五年建置”，对于明代志书而言，焉有自称“前朝”之理？《风俗》子目更提及“猺狼杂处十之一二，异县居民十之八九，峒落之民辄因小忿成讼。康熙十一年，知县张其善禁文巧，明礼让，目今向化息争，依稀近古”，直接记录了万历之后康熙年间的事迹，一部万历年间的志书，又如何能预知并记录数十年后的清朝史实？这些内容使得这部“古志”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清代文献，而非明代古志。这无疑与之前的推断产生了尖锐矛盾。
面对这一冲突，笔者结合方志编纂的普遍现象，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康熙十一年，知县张其善在主持重修县志时，对作为底本之一的《东安县古志》（即万历志残本）进行了修改，并加入了当代的内容，以期在“古志”的权威框架内留下自己的政绩记录。
这种重刊旧志时增补当代信息的做法，在方志编纂中屡见不鲜。例如，康熙年间重刊的明崇祯《怀集县志》便增添了康熙朝的职官信息；明万历《西宁县志》在崇祯年间重刊时，也补入了崇祯年间的诗文。光绪朝重刊道光《肇庆府志》、民国时期重刊道光《东安县志》均有修改舆图的情况。因此，张其善修改古志文本，从动机和惯例上看，是完全可能的。
“大胆假设”需以“小心求证”为支撑，连续多日查阅史料无果后，笔者终于发现康熙二十六年（1687）《东安县志》中同样附录了《东安县古志》，其篇幅与子目均与康熙十一年本一致，说明二者源自同一原始底本，而差异集中于两处内容：其一，《沿革》子目，康熙二十六年本载“国朝万历五年置”，康熙十一年本则被改为“前朝万历五年建置”，“国朝”是当代人对本朝的尊称，符合明代志书提及万历年间的口吻；而“前朝”则是清代人对明朝的称谓。这表明，张其善将原文的“国朝”篡改为了“前朝”；其二，《风俗》子目，康熙二十六年本未提及张其善治绩，而是记载“猺狼杂处十之一二，异县居民十之八九。自开县筑城立籍居住者，则为土籍。迨后前来买受税业者，则为客籍。每至试期，辄有冒籍之争。于康熙七年，经前任韩县令详请土著六名，附籍三名，文武同，永为例，以息争端”，收录了康熙七年知县韩允嘉处理土客籍学额争端的事迹，与康熙十一年本中突出张其善政绩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发现完美印证了之前的假设。康熙二十六年本所附录的《东安县古志》，因其内容更符合明代志书原貌（使用“国朝”），且记录的是前任知县韩允嘉的政策，故而笔者认为是直接翻印自康熙七年《东安县志》的附录，未经张其善篡改。而张其善在康熙十一年修志时，为了凸显自己，不仅修改了历史表述，还“覆盖”了前任知县韩允嘉的政绩，从而造成了文本的时代错乱，给后世研究者设置了障碍。
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二《罗定州•风俗•东安县》载：“猺獞虽讨，残孽未靖，峒落之民虽小忿，必鸣锣会众，杀其牛马，卖其妻子，谓之倾家罚，与广清远之石坎、银盏凹、大坟田大相类也。籍有土有客，土著仍鄙陋，附户逞浮奢。土民未知文义，校童生则多附籍之人趋焉。有司分土客以宽收乎土著者。”通过比对明万历《广东通志》记载，可以推断韩允嘉、张其善二人均有意在权威的“古志”文本中附载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以此作为历史定论。这进一步解释了他们修改文本的深层动机。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康熙十一年与康熙二十六年两部《东安县志》所附《东安县古志》的文本差异，并结合明万历《广东通志》记载，可以确证实为明万历《东安县志》残本，其在清康熙年间被不同程度修改，但仍保留明代方志的基本内容与体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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