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的香港中环,空气里都飘着金钱的味道。

当李嘉诚还在为吞下和记黄埔绞尽脑汁时,有个隐形巨富家族却干了件吓坏全香港的事儿:一口气抛售名下21幢核心商业大厦,套现16亿港元,然后举家迁往澳大利亚。

这个家族手里握着会德丰洋行的大权,身家估值百亿,本该是那个镀金时代的弄潮儿。

可谁知道,他们却像惊弓之鸟一样仓皇撤退,甚至不惜斩断在香港的所有根基。

外人看的是热闹,只有张家人自己心里清楚,这场大撤退的伏笔,早在三十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冬天就已埋下。

这一切,都得从1950年的朝鲜半岛说起。

那是张家发财的顶点,也是他们罪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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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一打响,西方对华全面禁运,前线急需的消炎药变得比黄金还贵重。

这时候的张家,早就不再是当年编草席的小贩了,而是手里攥着英国加力子药品公司代理权的大药商。

张玉阶鼻子灵得很,在血腥味里嗅到了商机,立马搞起了一条通往大陆和朝鲜战场的“秘密海上航线”。

在那个肺结核跟战火一块儿肆虐的年头,张家这生意做得既聪明又残忍。

他们把每瓶35安士的进口药拆分成1安士的小瓶,贴上“金钱牌”的商标,利润瞬间翻了3.5倍。

但这还不算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良心这东西彻底喂了狗。

张家竟然开始把过期、因储存不当失效的盘尼西林混进交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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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是在卖药?

分明是在卖命。

前线的志愿军伤员躺在冰冷的战壕里等着救命药,可打进他们身体里的,全是毫无药效的劣质液体。

本来能治好的肺炎、败血症,最后却夺走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三年仗打下来,张家光靠盘尼西林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美元。

要知道,那会儿杨振宁在美国的年薪才不过一万美元。

这笔带血的横财,成了张氏帝国的第一桶金,也成了他们日后日夜难安的诅咒,像个如影随形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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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金钱疯了一一样的渴望,其实是被吓出来的。

时间得倒回1938年,那年广州沦陷,张家还是个刚脱贫的草根。

父亲张祝珊两年前积劳成疾,54岁就撒手人寰。

寡妇郭庚带着四个儿子和辛苦积攒的3000银元,被迫逃往香港。

为了躲避海盗,他们买了一整船马蹄(荸荠),把银元藏在最底下,全家装作最贫苦的难民。

船到了香港中区码头,看着这个陌生的殖民地,郭庚流着泪对儿子们说:“这是鬼佬的地盘,兄弟间要齐心。”

这句话,成了张家后来四十年的生存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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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了歧视与竞争的地界,他们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绝不放过任何一丝光亮。

靠着战争财站稳脚跟后,张家在1950年代末再次展现了毒辣的眼光。

他们把目光从西药转向了正在起飞的香港地产。

手里有惊人的现金流,张家疯狂扫楼,买下永吉街、昭隆街多处物业。

家族老四张玉良,作为家里第二个精通英语的人,开始了他神乎其技的资本魔术。

张玉良看中了英资联邦地产的上市地位。

他没选常规收购,而是拿家族新建的联邦大厦和国际大厦,置换了该公司764万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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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操作猛如虎,张家不动声色地拿下了联邦地产77%的股权,成功借壳上市。

到了1970年代,他又故技重施,用核心物业置换老牌洋行会德丰的股份,持股高达40%,成了这家英资巨头的幕后掌门人。

至此,张家坐拥21幢商业大厦,财富超越百亿,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首富。

可诡异的是,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过的日子却苦得像修行。

麦当奴道8号那座五层的宅楼,简直就是张家“原始共产主义”的试验场。

全家四房30多口人挤在一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十平米。

在这座豪宅里,没有私人财产,没有个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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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是祖堂,二层住寡妇与子女,五层是佛堂。

已是亿万富翁的子孙们,穿着统一材质的廉价衣服,吃着千篇一律的大锅饭。

这种生活压抑到什么程度?

三媳妇谭爱莲因为娘家资助穿得稍微体面些,竟然成了全家的异类。

二房的儿子张玉麟偶尔随妻子回娘家吃饭,竟忍不住感叹:“小灶这么好吃哇!”

外人以为豪门深似海,谁知道里面竟是这般光景?

在这个家里,郭庚是绝对的女皇,用传统的宗法制度对抗着窗外花花世界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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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良甚至立下死规矩:“过晚上10点,任何人不得敲门或发出声响。”

他们像是一群守着金山的囚徒,在香港这个十里洋场,筑起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这种极端的低调与节俭,不是因为传统美德,而是因为深层的恐惧。

他们在怕什么?

答案在1980年代逐渐浮出水面。

随着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开启,政治气候变得敏感而微妙。

张家那个深埋了三十年的秘密——向内地出售劣质特效药导致志愿军伤亡——就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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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盘尼西林换来了数千万美元,也换来了永远无法洗白的政治污点。

虽然法律追责的时效已过,但历史的审判从未缺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家深知,一旦这段往事被重新清算,百亿家产可能瞬间化为乌有,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加上郭庚年事已高,家族内部那套压抑人性的“同居共财”制度开始瓦解。

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第三代,早就对这种窒息的生活忍无可忍。

内忧外患之下,作为族长的张玉良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趁着包玉刚与邱德拔争夺会德丰控股权的混乱时刻,张家悄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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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手里那把带血的筹码兑换成真金白银,彻底切断了与香港、与那段灰暗历史的联系。

1980年代的维多利亚港,灯火璀璨,映照着无数新贵的崛起。

而张祝珊家族,这个曾经的隐形霸主,却带着他们的秘密和恐惧,消失在南太平洋的浩瀚烟波中。

麦当奴道8号的佛堂香火终将散尽,中环的联邦大厦依然耸立,像一座无声的墓碑。

张家的故事,是一部资本与人性的双重寓言。

他们用最原始的宗法制度缔造了商业奇迹,却因最贪婪的逐利本能背负了终身枷锁;他们拥有敌国的财富,却终生无法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

原始共产主义救不了道德困境,百亿港币也买不回历史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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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靠战争横财崛起的家族,最终用一场盛大的逃亡,完成了自我流放。

这或许是时代留给后来者最冷酷的启示: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

信息来源:

《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冯邦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