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2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一一七号病房。
屋子里静得吓人，只有医疗仪器还在那儿“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像是敲在人心尖上。
病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眼窝深陷，谁能把他和当年那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联系起来？
他是蒋孝勇，蒋家第三代里最后的一根独苗。
就在几个小时前，医生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门外，大儿子蒋友柏死死盯着走廊尽头，眼珠子都要瞪出血来。
他在等一个人，等那个父亲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女人——80岁的老奶奶蒋方良。
要是父亲撑不到那一刻，这对做了48年的母子，该带着多大的遗憾走？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儿子的离去，而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在今晚要彻底拉上大幕了。
把时间往回拨个一年，1995年年底。
那时候，蒋家早就没了当年的权势，但对于在纽约读书的蒋友柏来说，日子本来是有固定轨道的。
可偏偏一通来自台北的越洋电话，把一切平静都给砸得粉碎。
父亲确诊食道癌晚期。
这消息像个晴天霹雳，蒋友柏和弟弟蒋友常二话没说，立马办了休学飞回台湾。
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本该漫长的父子缘分，如今只剩下倒计时的沙漏了。
一一七号病房，这地方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它简直就是蒋家荣辱兴衰的最后见证者。
这屋子像是被下了咒。
如今，死神又要把镰刀挥向48岁的蒋孝勇。
短短七年，蒋经国的三个儿子都要在这同一间屋子里走到终点。
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巧合？
为了跟死神抢时间，病房里的灯通宵都不敢灭。
白天阳光看似温暖，却赶不走死亡的阴霾；晚上白炽灯亮得刺眼，好像只要灯亮着，命就能续上似的。
在这间24小时亮得像白昼的“牢笼”里，只有父子间最后的守望。
白天是妻子方智怡守着，到了晚上，就是蒋友柏兄弟俩轮班。
兄弟俩守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弟弟蒋友常睡得轻，像只警觉的小兽，稍微有点动静就会弹起来。
可身为长子的蒋友柏，却有着一股近乎自虐的执着。
每当轮到他值夜班，他就搬一摞书坐在病床前，死盯着，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母亲方智怡心疼坏了，问他干嘛这么熬自己。
蒋友柏的回答，听着让人心碎：“我很怕父亲过去前最后一分钟，没任何人知道。”
那一刻，他哪还是什么养尊处优的蒋家大少爷啊？
不过就是个想死死拽住父亲衣角、不愿撒手的无助孩子罢了。
在这种生离死别的关头，父子俩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透彻。
偶尔深夜蒋孝勇痛醒了，看着还在灯下苦读的大儿子，爷俩就会聊上几句。
蒋孝勇知道自己没几天了，急着把一辈子的经验浓缩成几句话传给儿子。
他不谈家族辉煌，也不谈政治风云，只谈人生最根本的选择。
他跟蒋友柏说了一个“点与线”的道理：人生就像张布满点的图表，每一个点都是机会。
你怎么连，决定了你是谁，人生绝不是一条画好的直线。
这番话，对正迷茫的蒋友柏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以前，蒋友柏的人生全是“应该”。
应该做权贵子弟，应该适应移民生活，应该接手家族生意。
可父亲这一病，让他明白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那些理所当然的“应该”，在死亡面前全是泡沫。
这世上哪有什么是“应该”的？
所有的路，都得靠自己一个点一个点地去连。
除了教导儿子，蒋孝勇心里还压着块大石头——老母亲蒋方良。
这个硬汉一提母亲就眼红：“这辈子死不足惜，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奶奶。”
蒋孝勇太了解母亲了。
那个俄罗斯女人，一辈子都在沉默里守着孤独，守着那栋满是丈夫影子的老房子。
可命运专挑苦命人下手，送走了大儿子、二儿子，现在连唯一还在世的小儿子也要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残忍的戏码，她得演整整三回！
大伯母曾说过，蒋方良内心的苦，常人根本想象不到。
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面对家族凋零时，那种无声的绝望。
时间就这样煎熬到了1996年12月22日。
这天下午，死神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
蒋孝勇各项指标报警，医生建议插管。
但这回，蒋孝勇拒绝了。
这位曾经刚烈的军人，不想插满管子苟延残喘，他要留住最后的尊严。
晚上七点，屋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蒋孝勇的气息弱得像游丝，眼神也开始散了。
全家人都围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在等，他在等最后一次告别。
一直死撑着的蒋友柏，看着父亲灰败的脸色，突然崩溃了。
他冲着病床声嘶力竭地喊道：“爸…
再撑一下，阿娘就要来了，让她见你最后一面！”
这一嗓子，凄厉又绝望，喊得人心都要碎了。
终于，走廊里传来了轮椅滚动的声音。
晚上八点十分，80岁的蒋方良被人推着，缓缓进了病房。
这是母子俩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眼。
蒋孝勇那已经涣散的眼神，在看到母亲的那一刻，竟然真的亮了一下。
他终于等到了。
蒋友柏含泪看着这一幕，他惊讶地发现，奶奶脸上并没有哭天抢地，反而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
她看着自己最小的儿子，眼神温柔得像在哄他睡觉。
仅仅五分钟后，晚上八点十五分，蒋孝勇在母亲的注视下，咽了最后一口气。
他走得安详，没有遗憾。
随着监护仪拉出一道长长的直线，蒋家第三代的最后一位男丁，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一七号病房的灯依旧亮着，但属于蒋家的那个时代，彻底熄灭了。
1997年1月，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蒋友柏站在那一言不发。
那一夜的生死离别，让他彻底读懂了父亲的“点与线”。
离开病房后，蒋友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没回纽约，也没去拿那个本来“应该”拿到的学位。
他心里清楚，象牙塔早就教不了他人生真谛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带着这份痛彻心扉的领悟，蒋友柏转身走进了一片未知的荒野。
他不再依附祖辈的光环，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连接属于他自己的“点”。
这，或许才是父亲留给他最值钱的遗产。
信息来源：
《悬崖边的贵族：蒋友柏讲述蒋家往事》，蒋友柏、张亚力，译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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