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近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声称，“我们可以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就”，这一表态重新点燃了对法国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扮演角色的历史争议。回顾这段“糊涂账”，法国从庇护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到默许其返回伊朗的决定，常被视为间接助长了当今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及其核野心。这一事件不仅加速了伊朗从亲西方的君主制向神权共和国的转变，还留下了深刻的地区和全球遗产。本文从霍梅尼的流亡始末入手，剖析法国“贡献”的复杂性及其长远影响。
霍梅尼的流亡之路与法国的庇护之手
伊朗革命的种子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埋下。1963年，霍梅尼作为一名什叶派宗教领袖，因公开反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的“白色革命”——一项旨在现代化改革的世俗化政策——而被捕。该改革包括土地再分配、妇女权益提升和工业化，但霍梅尼视其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工具，威胁伊斯兰传统。1964年，霍梅尼被驱逐出伊朗，先流亡土耳其，然后在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度过14年。在伊拉克期间，他继续通过录音带和著作传播反国王信息，但伊拉克政府在1978年10月受巴列维国王压力，要求他离开。
此时，霍梅尼选择移居法国。他的助手建议前往欧洲，因为中东国家可能会限制其政治活动。法国政府迅速批准了霍梅尼的政治庇护申请，让他定居在巴黎郊区小镇Neauphle-le-Château的一个小屋。尽管巴列维国王多次要求法国引渡或驱逐霍梅尼，时任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领导的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甚至为霍梅尼提供安全保护。法国当时将霍梅尼视为一名年迈的宗教人物，遭受政治迫害，并希望他能推动伊朗向民主转型，而非建立极端神权国家。这一决定还带有地缘政治考量：法国旨在削弱美国在伊朗的影响（巴列维国王亲美），通过支持反对派增强自身在中东的筹码。
在法国逗留的四个月里，霍梅尼享有言论自由，利用录音带、电话和国际媒体向伊朗国内传播革命信息。这些“法国制造”的宣传材料被走私回国，点燃了街头抗议浪潮，加速了巴列维政权的崩盘。霍梅尼的小屋成为革命指挥部，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他的讲话被翻译成多语种传播。这段时期，法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既不干预也不阻挠——默许革命的发生。
霍梅尼返回伊朗：法国“护航”下的革命高潮
1979年1月16日，面对全国性罢工、暴动和军队倒戈的压力，巴列维国王以“度假”为名逃离伊朗（实际是永久流亡）。国王任命的最后一位总理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试图维持世俗政府，但已无力回天。伊朗机场一度关闭，导致霍梅尼无法立即返回。1月29日，巴赫蒂亚尔政府迫于街头压力重新开放机场。霍梅尼立即宣布将于2月1日返回，并拒绝了巴赫蒂亚尔政府的任何条件，如暂缓返回或承认临时政府，坚持自己是革命的合法领袖。
法国在此过程中的角色虽非主动“礼送”，但保持了中立到默许的态度，没有设置障碍，甚至提供了便利。法国航空（Air France）提供了一架包租的波音747-100客机（航班号AF 4721，注册号F-BPVD），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机上除了霍梅尼及其亲信（如Sadeq Tabatabaei和Sadegh Khalkhali），还有约120名国际记者随行（包括BBC和纽约时报记者），这极大放大了事件的全球影响力。法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全程护送霍梅尼安全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Mehrabad Airport）。飞机在降落前低空盘旋，以确认跑道无坦克阻拦。
1979年2月1日上午9:27，飞机落地。霍梅尼走下舷梯时，数百万民众（估计300-500万）涌上街头欢迎他，场面空前狂热。他先前往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Behesht-e Zahra Cemetery）发表演讲，宣称“这个政府将被我扇耳光”（I shall slap this government in the mouth），公开否定巴赫蒂亚尔政府的合法性。这一返回标志着革命进入高潮，法国没有阻止霍梅尼离境，因为他未违反法国法律，且法国政府视其为合法难民。
“黎明十日”：霍梅尼的权力巩固与革命胜利
霍梅尼返回后仅用10天就彻底掌控局面，这段被称为“黎明十日”（Dahe Fajr），标志着伊朗革命的胜利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
- 2月1日：抵达并发表强硬演讲，拒绝与临时政府合作。
- 2月4日：霍梅尼任命Mehdi Bazargan为临时政府总理（名义上世俗派），但同时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uncil）作为平行权力机构，实际掌控军警和决策。
- 2月5-10日：街头冲突升级。革命卫队（后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前身）和民众武装攻占军营、警察局。空军飞行员公开倒戈支持霍梅尼。巴赫蒂亚尔宣布全国宵禁，但霍梅尼号召民众无视并起义。
- 2月11日：伊朗军队宣布“中立”，不再支持巴赫蒂亚尔政权。这一天被定为“革命胜利日”（Victory Day）。巴赫蒂亚尔逃亡（后来也流亡法国），君主制彻底倒台。
权力巩固阶段迅速展开。3月30-31日，全民公投以98%支持率建立“伊斯兰共和国”。4月起，伊斯兰革命法庭大规模处决前政权官员和反对者。11月4日，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引发444天人质危机，进一步巩固霍梅尼的“反帝”形象。12月，新宪法通过，确立“教法学家监护”（Velayat-e Faqih）制度，霍梅尼成为终身最高领袖，神职人员掌控国家。
法国最初庆祝这一“民主胜利”，但很快失望：霍梅尼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法，与西方决裂。法伊关系迅速恶化，法国后来承认低估了霍梅尼的激进主义。
法国角色的影响与历史遗产
批评者认为，法国庇护霍梅尼是“作恶”的起点：它间接促成伊朗从亲西方的君主制转向神权共和国，导致今日伊朗的核计划、支持代理武装（如真主党、胡塞武装）、人权问题和地区冲突。如果法国驱逐霍梅尼，革命可能延缓或失败，伊朗或避免当前孤立状态。然而，法国辩称这是人道主义决定，非蓄意支持极端主义。这一事件并非法国主动策划革命，而是通过庇护和允许霍梅尼自由活动、提供返国交通便利，间接“促成革命”。
这段历史常被简化成“法国礼送霍梅尼回国”，但实际情况更复杂：法国保持中立态度，没有设置障碍，却也未预见其极端后果。马克龙如今谈“巨大成就”，或许是试图在核问题上重启对话，但历史包袱沉重。伊朗的现状提醒人们，1979年的“法国礼物”已成永久遗产，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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