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北京。
这位前军统北方区区长，在大牢里这一蹲就是整整26年。
面对特赦，工作人员让他填志愿，这倔老头把笔一摔，就撂下一句话：“死也不去台湾，我要定居大陆！”
可在25年前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当朝鲜半岛的炮火声传过来时，这老头可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那时候，他嘴上喊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连夜爬起来写下了五千字的《美朝战争的预测》。
你说怪不怪？
究竟是什么，让这群原本都在等着看笑话的败军之将，在大墙之内摇身一变，成了志愿军的“编外参谋”？
咱们把时钟拨回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的消息传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里关着几百号国民党高级将领，起初那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劲儿。
他在回忆录里自己都承认：“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
可你别被他这层皮给骗了。
他嘴上说得轻巧，心里其实在流血。
他跟美军打过交道，太清楚人家那是武装到牙齿的钢铁怪兽，他怕刚成立的新中国军队吃大亏。
于是，这位性格古怪的“毒舌”，一边跟同学、老师赌气拍桌子，一边却提起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
正如他后来所说，他毕竟是黄埔出来的，做梦都希望看见祖国统一，哪怕这统一不是他那一方完成的。
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纠结劲儿，在杜聿明身上表现得就更直接了。
被俘前，杜聿明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作为黄埔一期的大师兄，他在缅甸跟英美联军是真刀真枪混过的，对这帮盟友的底细门儿清。
大病初愈的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泼冷水的——但这盆冷水，他全泼向了美军。
杜聿明在材料里写得极狠：“美国人武器好、火力猛，但不懂战略战术。
他们打仗不看地形、不看士气，步兵战斗力那就是个渣。
只要指挥得当，中国能赢！”
这份见解，绝不是纸上谈兵。
那一刻，杜聿明把自己当成了纯粹的中国军人，而不是那个被打败的蒋军将领。
跟他有同样觉悟的，还有功德林的“学习委员”王耀武。
王耀武是个明白人，家里有两台美制拖拉机，跟美军打交道也是家常便饭。
但他跟老蒋早就恩断义绝了。
被俘后，他在广播里喊话劝降，气得蒋介石当场砸了收音机。
在功德林，王耀武利用自己“学习委员”的身份，专门搞了个办公室，拉着宋希濂一起，把学员们的意见汇总上报。
在王耀武的组织下，一个名为“美军战术研究班”的特殊机构，就在这监狱的高墙里成立了。
谁来当这个班长？
不是资格老的杜聿明，也不是圆滑的王耀武，而是资历相对较浅的杨伯涛。
杨伯涛是黄埔武汉分校第七期的，原十八军军长。
十八军那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全套美械装备。
放牛娃出身的杨伯涛，在十八军当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
论对美式装备的了解，他敢说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个班长，杨伯涛当得心甘情愿。
为啥？
因为他这条命，是解放军给的。
淮海战役突围时，他掉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眼看就要冻死。
杨伯涛后来回忆说：“冲上来两个解放军战士，把我左右架住，急行军走了十多里地，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烧火烤衣服。”
救命之恩，那得涌泉相报。
杨伯涛不仅当了班长，还把以前那些美军教官教的压箱底的东西，全给倒了出来。
在这个研究班里，还有第十军军长覃道善，这个本来因为施放毒气弹要被判死刑的大胖子，因为宽大政策捡回一条命，这会儿也正绞尽脑汁地回忆美军的布阵习惯。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智囊团”里，杨伯涛坚决不带黄维玩。
虽然黄维也是土木系的大佬，但在杨伯涛眼里，黄维就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
杨伯涛一直认为，自己被俘就是让黄维瞎指挥给坑的。
所以，即便黄维后来转过弯来想写点东西，杨伯涛大概率也是翻个白眼看不上的。
王耀武、杜聿明、杨伯涛是1959年的第一批；宋瑞珂是1960年的第二批；覃道善是1961年的第三批。
看着子孙后代在红旗下自由生活，这位老人感叹：“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在子孙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950年的那场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国威，也打醒了这群战犯的军魂。
在那间特殊的教室内，没有硝烟，只有沙沙的写字声。
他们或许曾是败军之将，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守住了黄埔军人的底线。
这六位“编外参谋”，各有千秋。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当年若是真让他们去朝鲜战场当个参谋，您觉得谁的战术素养最高？
谁又能给志愿军提供最大的帮助？
这恐怕是留给历史最有趣的一道假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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