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北京，中南海。
空气里还带着初夏的味道。
一个叫陈国生的纺织女工，坐在舅舅毛泽东的对面，手心捏着一把汗。
她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说出了一个搁在心里二十多年的事：“舅舅，我想给我娘修个坟。”
她娘叫毛泽建，是毛泽东的亲妹妹，二十二年前，在湖南衡山被杀了。
现在，坟头就是个土包，长满了荒草，连块正经的碑都没有。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是当闺女的一片孝心。
屋里很静，只听得见茶杯盖子轻磕杯沿的声音。
毛泽东听完，没立马搭话，他把手里的茶杯放到桌上，眼神飘向了窗外，半天没动静。
陈国生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敢催。
过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才回过头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我爹娘的坟，现在也是草坟。”
这句话，像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背后藏着的是一门忠烈，血火交织的往事。
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更是一个国家领袖对于“死”和“记”这两个字，最沉重的掂量。
一、她不叫菊妹，叫泽建
毛泽建，原本不姓毛。
她生下来叫菊妹子，是毛家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过继给毛泽东的爹妈。
那个年代，乡下人家都盼儿子，毛家一连几个都是小子，来了个闺女，全家都稀罕。
大哥毛泽东特意给她取了个学名，叫“泽建”，泽被苍生的“泽”，建设国家的“建”。
这名字里，就埋下了跟别的农村姑娘不一样的种子。
可好景不长，养父母走得早，菊妹子又成了没人管的孩子。
族里的人做主，把她送去一户姓肖的人家，名义上是养着，实际上就是个童养媳，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剩饭菜。
要是没啥意外，她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在锅台和猪圈边上，默默无闻地老死。
转机，发生在一九二一年的春天。
毛泽东从长沙闹革命的圈子里回了趟老家韶山，一脚踏进肖家门槛，看见妹妹瘦得脱了形，穿着破烂衣裳在灶房里烧火，满脸都是灰。
他当时二话没说，拉起妹妹的手就往外走：“跟我走，去念书。”
这一走，就走出了一个牢笼，也走出了一个旧时代。
毛泽东把她送到长沙的女子师范，临走时，把自己看过的书塞了满满一皮箱给她。
可一个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顺溜的乡下丫头，想在城里学校跟上趟，比登天还难。
班里的同学看她基础差，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钝钉子”。
她听了也不恼，闷着头下功夫，跟人说：“钉子钝，多砸几下，总能钉进去。”
别人睡觉了，她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追着先生问问题，一本本笔记写得比砖头还厚。
就这么着，这颗“钝钉子”硬是被革命思想和新知识，给磨成了一把尖刀。
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上街发传单，在衡阳带头搞罢课。
她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菊妹子，而是挺直了腰杆的革命青年毛泽建。
一九二三年，她入了党。
二、名字是“建”，也是“剑”
她的丈夫叫陈芬，也是个搞革命的。
俩人是在一九二五年组织罢课的时候认识的，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理想，一来二去就走在了一起。
结婚那天，没请客没摆酒，同志们凑在一起热闹了一下就算礼成了。
第二天一大早，别人家新婚夫妇还在睡懒觉，他俩已经一人占着一张桌子，在那儿写革命传单了。
一九二六年，湖南的农民运动搞得是热火朝天。
毛泽建接到任务，去衡阳一带发动群众。
她脱下学生穿的蓝布衫，换上当地农民的粗布衣，一头扎进村子里。
白天走东家串西家，晚上办妇女夜校，教大伙儿识字，讲“男女平等”的道理。
她跟那些裹着小脚的妇女说：“脚上的布要解开，心里的辫子也要剪掉！”
她跟佃户们解释，为啥要减租减息，地主老财的账是怎么算的。
当地有个恶霸叫罗老八，放出话来，说哪个女人敢进农会，就抓去沉塘。
这话传到毛泽建耳朵里，她当场就把桌子拍了。
第二天，她领着上千个手里拿着锄头、扁担的农妇，黑压压一片，直接冲进了罗家的祠堂。
她站在最前头，对着里面那帮乡绅恶霸一声吼：“把人放出来！”
那阵仗，把罗老八都给吓懵了。
从那以后，衡阳地界上的人都知道，农会里有个女干部，说话办事跟刀子一样快，厉害得很。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动手了，湖南这边也跟着变了天，到处都是白色的恐怖。
革命从高潮一下子跌到谷底，好多同志都牺牲了。
这种时候，毛泽建和陈芬接到了更危险的任务：在衡山拉起一支游击队，跟敌人对着干。
那些在山里打游击的日子，苦得没法说。
他们白天躲在深山老林里，晚上出来活动。
据说，毛泽建那时候签发文件，除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喜欢在旁边画一把出鞘的短剑。
丈夫陈芬跟她开玩笑：“你这名字厉害，剑也厉害。”
她一脸严肃地回他：“对付敌人，就要像剑一样快；对待同志，就要像火一样暖。”
她这把叫“泽建”的剑，确实让敌人心惊胆战，也让老百姓心里有了底。
三、血写的遗书，民筑的丰碑
再硬的钢，也有被砸断的时候。
一九二八年开春，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毛泽建和陈芬在耒阳的歇脚点被敌人团团围住。
陈芬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当场就牺牲了，头还被敌人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毛泽建当时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跑不动，不幸被抓。
监狱里的日子，是活地狱。
敌人看她是个女的，又是毛泽东的妹妹，以为能从她嘴里掏出点东西。
什么老虎凳、辣椒水，能上的刑都上了，她愣是一声没吭。
后来，同志们冒死把她从牢里救了出来，躲在一个老乡家里，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孩子生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她给他取名叫“贱生”，希望他能像野草一样活下来。
可孩子还没满月，敌人的搜捕队又摸了过来。
她抱着孩子再次被捕，在押送的路上，同志们拼死抢出了孩子，但她自己却没能逃出来。
那个可怜的“贱生”，因为没了娘，又跟着东躲西藏，没过多久就在一个破草棚里夭折了。
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所有的念想都断了。
敌人以为这下她总该垮了，可毛泽建的骨头比铁还硬。
她什么都不说，只在牢房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了一行字：“人民群众必定是未来的主人，为他们死了，没什么可惜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衡山县城南门外的马嘶桥。
毛泽建被押赴刑场，她拒绝下跪，迎着枪口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年，她才二十四岁。
杀害她之后，敌人还下了道命令，“三天之内，不准收尸”。
但是，人心是杆秤。
当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姓李的木匠，喊上三个在码头扛活的弟兄，四个人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偷偷把毛泽建的遗体抬了出来。
他们没钱买棺材，就把自家装衣服的柜子拆了，钉了口简陋的木匣子，把她埋在了附近的一片柳树林里。
为了日后好相认，李木匠找了块青砖，在上面悄悄刻了“泽建”两个字，埋在了坟头。
这块没名没姓的青砖，就是人民给英雄立的第一块碑。
四、从土坟到地图，一个国家的记法
时间再拉回到一九五一年的中南海。
毛泽东看着外甥女陈国生期盼的眼神，脑子里闪过的，恐怕就是妹妹这短暂又壮烈的一辈子。
他不是不心疼，而是作为这个新国家的当家人，他想得更远。
他对陈国生慢慢地解释：现在国家刚打下来，一穷二白，到处都是窟窿要补。
为了这个新中国，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好多人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尸骨都找不着。
要是我们先紧着给自家人修坟立碑，老百姓会怎么看？
这个江山，是无数烈士拿命换来的，不是哪一家的。
“要修坟可以，但不是现在，要等国家好起来再说。”
这是他的态度，也是他的原则。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让秘书拿来两样东西，送给陈国生。
一样是一套线装的《古文辞类纂》，另一样，是一张刚出版的中国地图。
他把地图在桌上摊开，指着上面用红星标记出来的一处处烈士陵园，对她说：“你妈妈的功劳，人民是记着的。
总有一天，她的名字，该上这张地图。”
陈国生一下子就懂了。
舅舅的意思是，一块砖头水泥堆起来的坟，装的是一家人的思念。
而一张标满了烈士陵园的地图，装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她妈妈最后的归宿，不该只是韶山冲里一个小小的土包，而是应该融进这个国家的血脉里。
毛泽东把当年李木匠他们悄悄埋葬妹妹的故事也告诉了她，最后说：“有土地埋着，有人民记着，这就够了。”
一九七八年，衡山烈士陵园建成，毛泽建烈士的墓被迁入园中。
洁白的大理石墓碑背面，端端正正地刻着当年冒死收殓她的李木匠等四位普通工人的名字。
那块刻着“泽建”二字的青砖，也被作为一级文物，放进了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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