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寒意未退，旗杆下却已经站满了人。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正式施行，关于国旗的一切，有了明确而严谨的法律依据。很多人只记得几年后那场气势恢宏的新升旗仪式，却未必清楚，这一切的酝酿，其实要从更早的一次“出国考察”说起。
有意思的是，围绕天安门广场那根旗杆的故事，并不是从法律、也不是从仪式开始的，而是从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国旗意识”说起。国旗如何升起、在哪里升起、升给谁看，这些原本抽象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位从美国考察归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再次推到了国家决策层的案头。
一、从开国升旗，到“老旗杆”的历史使命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如何让这个新中国有一面真正属于自己的旗帜，很快被摆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议事日程。同年6月，筹备会在北平成立，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小组，决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图案。
短短一个月，工作组就收到了1920件国旗稿件、2962幅图案，来自国内外各界人士，可以说是群策群力。国旗审查小组几乎每天要处理上百幅图案。多数设计以红地为底，配以五角星、镰刀斧头等符号。审查工作十分细致，但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很多代表都有自己倾向的方案。
在讨论最为集中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一幅“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颇为赞赏。就在这个节点，时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后留在北平参加政协的张治中，被毛泽东请到住处闲谈。毛泽东问他：“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国旗方案，你的意见是什么呢？”说完，还主动表明倾向：“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这个设计，你看怎样？”
张治中略一思忖，直言不讳：“我不赞同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道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这句话，说得很直，也说到了关键点。毛泽东听后点头承认：“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不少同志都同意这个方案，我再找大家研究一下吧。”
9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的国旗方案会议上，把张治中的意见摆在桌面上讨论。经过代表们反复推敲，大家逐渐形成共识，将一位普通上海工程师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旗方案。红色象征革命，左上角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拱大星，布局紧凑，寓意清楚。
1949年9月，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上，主席台一侧走出三位身着军装的男女军人，郑重地在台上撑开一面特制的五星红旗。那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公开亮相，掌声持续了很久，许多代表都清楚，这面旗将伴随新中国的全部历史进程。
同年的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人宣布就职。2时55分，毛泽东等人自西华门出，经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毛泽东对着话筒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广场上30万军民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随即，大会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旗！”毛泽东走到按钮前，在无数双目光注视之下，按下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缓缓升起。新华社现场播音员用清亮的声音向全国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这一幕，后来被无数次回放，成为新中国成立的标志性画面。
阅兵式在国旗升起后展开，由朱德担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负责总指挥。海陆空三军部队和工农群众队伍依次通过天安门，场面壮观。直到夜幕降临，庆祝活动仍然热烈。毛泽东自下午2时55分登楼，一直站到晚上10点，频频向广场挥手，几乎没有停歇。
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黎明，北京市供电局的老工人程宏年，扛着一面五星红旗，穿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城楼前，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普通日子升起国旗。当时并无隆重仪式，广场上行人寥寥，仅有少数解放军哨兵在岗。程宏年等着东方一抹鱼肚白出现，慢慢把国旗升上天空，这样简朴的升旗，坚持了两年左右。
1951年，升降国旗任务由胡其俊接替。多年后，他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当时对升旗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能把国旗顺利地升到杆顶即可。”那时并非每日升降国旗，只在春节、元旦、“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升挂，观看的人极少。可以说，国旗已被庄严地挂在了那里，但“仪式感”还未真正形成。
时间推进到1976年，这一年以后，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任务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卫戍区承担。随着任务移交，原本逢重大节日升旗的做法，逐步调整为每日升降国旗。仪式感一点点增强，程序越来越规范，但与后来人们看到的庄严隆重的场景相比，还差了一个关键环节。
这个关键环节，不在旗杆，也不在广场，而是在国民对国旗的心里分量。
二、1986年赴美考察：一面“星条旗”带来的触动
1986年6月，一支来自江苏如皋的省企业家代表团飞往美国考察。团里有一位成员，后来成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就是李玉坤。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出国考察更多是看技术、看管理、看市场，很少有人会刻意去留意国旗是怎样被使用的。
李玉坤在美国的行程，安排得紧张而充实。值得一提的是，在走访工厂、企业、学校、社区的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同一个画面：美国国旗几乎无处不在。在许多政府机关门前，星条旗高高飘扬；不少大型企业的办公大楼前，也专门竖立旗杆；当他走进一些小镇时，甚至在普通家庭门口，也能看见小型的国旗挂在廊下。
让他印象更深的，是在洛杉矶“大学公园”小学的那次参观。那天上午，他随团走进校园，注意到几乎每一间教室里，都挂着一面美国国旗。上课前，广播里响起提示音，孩子们面向国旗站好，把右手放在胸前，用稚嫩却整齐的声音宣读忠诚宣誓：“我效忠于国旗和美利坚合众国。”短短几十秒，动作很简单，却一板一眼，没有人嘻笑打闹。
“就这一面旗，竟然从小学就这样抓起？”有同行悄声感叹。李玉坤当时没有插话，只在心里暗暗记下。后来他回忆，那一刻的感受非常复杂。一边是对方对国家象征的重视，一边自然会想到国内很多地方对五星红旗的“习以为常”，甚至“可有可无”。
在美国期间，还有一件小事，让他始终记得很清楚。一位在美国定居多年的华人，回国探亲时专门到如皋一家商店买了三面五星红旗。店员好奇地问：“买这么多干什么？”那位华人笑着回答：“带给在那边出生的三个孩子，让他们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根在这里。”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带着一种很难忽略的乡愁。
等到考察团回国，飞机落地，他回到如皋，适逢当年的国庆节。街上张灯结彩并不多见，商店门口偶有装饰，但他心里惦记着一件事——看看有多少五星红旗飘起来。结果让他很失望：走了一长段路，竟没看到一面国旗。“节日的气氛倒有一些，国旗呢？好像谁都不急着挂。”
这强烈的对比，让他彻夜难眠。美国到处悬挂国旗，在很多公共场所还常年保留旗帜；反观国内，国庆节这样的日子，城市街头却难觅一面鲜明的五星红旗。不得不说，这样的差距触动的不仅是情感，更多是对“国家观念”的思考。
当时他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肩上有职责。这份职责，加上眼见之事，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把国旗真正“请回”到更多公共空间里？应该在法律层面，明确国旗的悬挂、使用方式？
三、建议上达党中央：从一纸提案到《国旗法》实施
回国不久，关于国旗的那些见闻在李玉坤脑海中不断翻涌。他强烈地感觉到，国旗不仅仅是节庆时才拿出来的装饰，更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象征。一位同行曾对他说：“李代表，你是人大代表，有啥想法，就写上去嘛。”这句话像一个提醒，让他下定决心把思考落到纸面上。
于是，在1986年下半年，他认真整理在美国考察时的所见所思，写成建议，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提交。建议的核心并不复杂，却非常直接：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醒国民的国旗意识，尽快制定关于张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将升降国旗仪式在更多场合恢复、规范起来。
在那份建议里，他写下这样一句话：“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是有限的，而这在人们心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话不算华丽，却透着朴素的实在感。很多人后来回忆，正是这句话，引起了不少领导同志的共鸣。
试想一下，当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多年，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一万多个清晨与黄昏，但在不少普通城市街道和乡村，国旗的身影却依旧稀少。对很多人来说，只有逢年过节、学校开学典礼、重大活动时，才可能抬头望一眼。当国旗从生活中“消失”得太久，国家象征在民众心中的存在感，难免也会被削弱。
李玉坤的建议很快被转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入相关提案范畴。有些部门本身也在酝酿类似议题，此时多了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的声音，让整个推进过程加快了不少。有领导在审阅建议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国旗制度问题。这种重视，为后来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经过严谨的论证、起草和审议，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国旗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正式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对国旗的制作标准、使用范围、悬挂场合、升降仪式乃至保护责任，都作出了清晰规定。不仅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国家象征场所要规范执行，机关团体、学校、军队以及其他特定场所，也被纳入制度框架中。
与此同时，国家教委下发文件，要求在军队和中小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旗意识，规范升旗仪式。越来越多的学校恢复或者新建升旗制度，星期一早晨的升旗仪式，逐渐成为很多孩子记忆中的固定一幕。
从这个层面看，1986年那次考察，确实在关键节点起到了“推了一把”的作用。国旗本在那里，天安门广场也在那里，但如何让这面旗从“远处可望”走向“处处可见”，需要有人提出问题，也需要有人敢于把自己的观察写成建议。
四、新旗杆、新仪式：1991年天安门广场的变化
法律有了，观念开始转变，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自然也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自1949年开国大典起，城楼前那根旗杆已经在风雨中屹立了四十余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旗杆本身也显出老化迹象。更重要的是，升旗程序虽已相对固定，却还没形成现在人们熟悉的那套规格严整的仪式。
随着关于国旗制度讨论的深入，更新旗杆、改造基座、完善仪式被正式提上日程。1991年2月23日，新的国旗杆基座工程在天安门广场正式破土动工，由天安门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国旗班的战士们在施工前专门举行了向“老旗杆”告别的仪式。这根陪伴了共和国四十多年的旗杆，后来被整体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西门外，以文物的身份被永久保存。
新的旗杆和基座设计，更加庄重大气，也为之后的仪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对于承担升旗任务的武警战士来说，这是鼓舞，也是压力。鼓舞在于条件改善，不必再从栏杆处翻越攀爬；压力在于，在更醒目的位置，要拿出一套与国旗意义相称的标准动作。
天安门警卫大队承担了升旗仪式方案的设计工作。为了找到合适的队列与程序，他们先后修改方案五次，构思了八套不同的队列组合，最终初步确定以12人队列为基础。行进路线、步伐节奏、转身角度、升旗动作，都被编入具体方案，并拍成录像，送交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审阅。
录像送到中南海后，相关领导认真观看并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一是平时升旗时，队列行进应使用正步而非齐步，以增强仪式感；二是护旗队员数量需要增加，以显示规模和庄严；三是军乐队人数也要有所扩充，音乐现场演奏的效果要更饱满。根据这些意见，原定的12人升旗队列被扩编为36人。
同时，新的升降旗仪式被细分为节日和平日两种方案。平日升旗，播放国歌录音，护旗队按照既定路线正步行进，实施简约而规范的仪式；每月逢旬的第一天以及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这样的特殊日子，则由60名军乐队员随队同行，从天安门城楼出发，护旗队行进时现场演奏《歌唱祖国》，升旗时现场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场面更加庄严。
这套方案送审后，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明确批示：“同意。”批准的背后，是对国旗仪式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的通盘考虑。旗杆更新工程按计划推进，国旗班也进入到了更为紧张的准备期。
1991年4月19日，国旗班接到上级通知：36人的规模仍然不够，要再扩编以适应整体编组。当时距离5月1日新的仪式正式启用只剩下十多天，国旗班上下都着急起来：“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时间还够不够训练？”紧接着，挑选队员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展开，身高、体态、步伐、反应能力，一项项严格把关。等合适人选全部确定下来，距离“五一”已不足一周。
在这样紧张的时间压力下，护旗队展开了近乎“拉满”的强化训练。训练目标是让整队做到“横看成行，纵观成列”，每一个步伐、每一次摆臂都要保持一致。32名护旗兵在接近基座南侧时，要做到同时立定、同时转体、同时下枪，动作要整齐到能发出同一声响。这种要求，用现在的话讲，已经接近“苛刻”。
训练节奏非常紧凑，一天24小时，除去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扎在广场训练场上。有时候为了保证整体配合，还要连夜反复走队形。有人靠在墙边坐着，几分钟就能睡着，甚至站着打盹也是常态。遗憾的是，这些细节很少被外界知道，但正是这种近乎“死磕”的训练，才造就了后来人们看到的沉稳庄重、步伐如一的国旗护卫队形象。
1991年5月1日清晨，新升降旗仪式终于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启用。那天，国旗护卫队首次以新的编制公开亮相。太阳尚未完全升起，广场上已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群众。随着口令响起，护旗队从天安门城楼方向正步走出，军乐声在广场回荡，国旗在精确计算过的时间节点被升至旗杆顶端。整个过程紧凑、庄严、规范，人群在音乐声中静静注视，有人悄声叹道：“这才像大国的样子。”
新仪式启用后不久，原天安门“国旗班”正式改编为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队。国旗从此不再只是“按时升起”的标志，而成为一场有完整仪式程序、有鲜明精神象征的国家礼仪。
五、观礼人潮与社会反响：一项建议的长久影响
新升旗仪式实施后，天安门广场的清晨不再冷清。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把“看一场升旗”列入北京之行的必备项目。依据北京市旅游部门当时的统计，每年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降国旗的人数，大致在三百万左右，这个数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相当可观。
早些年来过北京的人，可能还有这样的印象：凌晨天微亮，广场入口处队伍已经排起。有人裹着外套，有人肩上搭着相机，脚下的地砖还带着夜里的凉意。有人在等待中低声对同伴说：“一定要看一看这面旗怎么升上去。”这种心情，并不复杂，却很真切。
社会学界对这一现象也做过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所形成的“观赏效应”，折射出的是一种总体向上的社会心态。很多人愿意在清晨挤进广场，静静看完几分钟的仪式，说明他们对国家未来抱有信心，希望通过这种象征性的场景，找到一种精神寄托。尽管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不少困难与不足，但这种愿意“去看一看”的心情，本身就带着某种积极意味。
有学者还指出，国旗护卫队队员那种挺拔的军姿、整齐的步伐和庄重的动作，让观礼者在短时间内接触到一种非常直观的“秩序感”和“严肃感”。这种感受，不需要过多语言解释，只要站在广场上看一遍，就会留下印象。有观众曾在离开广场时轻声说：“看完之后，心里挺踏实。”
不少普通群众在看过新升降旗仪式后，也会用很朴素的话表达感受：“现在的仪式好，威武、庄严，跟咱们国家的气派更配。”这种评价，没有复杂的修辞，却道出了一个朴素判断：仪式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自己看的。一支队伍、一面旗、几分钟时间，把国家形象浓缩在一个固定场景里，让所有目光可以在同一时刻聚焦到同一面旗帜上。
从这个角度回头再看1986年的那一纸建议，它并没有提出什么高深理论，也没有夸张的构想，只是提出一个简单、却不容忽视的事实——国民的国旗意识太淡了，需要通过制度和仪式，把这面旗“推到人群面前”。这一点，被后来《国旗法》的实施、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改革，以及全国各地升旗活动的普及，一步步印证。
天安门广场上的那面国旗，从1949年第一次被升起，到1991年新仪式正式实施，再到此后每日升降，经历了旗杆更替、仪式改革，也经历了观礼人群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有领袖在城楼上的庄重宣告，有老工人在黎明时分默默升旗，也有人大代表在远离祖国的土地上，看着另一面国旗飘扬而心绪难平。
1986年那次赴美考察，本只是改革开放时期众多出国学习中的一次。却因为有人敏锐地看见了“旗”的意义，又愿意把这种感受写成建议，而在多年之后，落在了天安门广场每一个清晨的演奏声里，落在每一次国庆日街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上。
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升降旗仪式依旧严格按照当年确立的规范执行。《国旗法》也仍然作为一部重要法律，被不断提及、遵行。那位在1986年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早已悄然退居幕后，但不可否认，他当年那句“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有限，它在人们心中所起的作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通过这些持续的仪式，得到了最具体、也最长久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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