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营：《曹操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孔融|曹操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李万营|杨修|荀彧

《曹操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李万营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版。

内容简介

曹操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生前身后毁誉不断；与曹操相关的故事也丰富多彩，自古至今流传不息。在是非善恶的褒贬中，在故事情节的流变中，曹操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形象，而是一个寄托着人们的爱恨情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的文化形象、文化符号。

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思路与方法，梳理承载曹操故事的文本，考察曹操故事情节流变的轨迹，分析故事流变的原因，发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透过曹操形象、曹操故事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共七章。

第一章从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两个方面，按照时间的维度，将魏晋、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段的曹操故事及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曹操故事流变的总体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故事极大丰富，情节极为精彩，曹操形象立体、丰满。唐宋时期曹操故事的内容情节基本承袭前一时期，很少有新的内容情节出现；曹操形象开始由“雄”到“奸”的转变。

元明清时期，小说戏曲为曹操故事增加了许多新的情节内容，由前代延续下来的故事情节也发生了许多新变，故事性、生动性明显增强；由于儒家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的巨大影响，曹操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奸雄”甚至“奸贼”成为曹操的标签。

邮票《煮酒论英雄》

第二章抓住人物评判这个曹操故事流变的核心问题，论述曹操故事的流变与人物评判问题。

自魏晋至明清，人物评判的标准经历了由偏重功绩到偏重道德的转变，曹操所受的评价也经历了由“雄”向“奸”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生前及死后受到的评价以褒扬为主，雄才大略的一面得到肯定，这与当时人们对“英雄”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强有力的领袖结束战乱恢复太平的期望、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的赞赏和企慕有关；然而许劭对曹操“英雄”“奸雄”的评判，在知人预言的文化惯性下，影响了后世对曹操非此即彼的评价。

唐代的功业观念以及唐代与北宋的政权合法性的要求，使得曹操获得了正面的评价，而在宋代史鉴意识、理学兴起以及宋室南迁等因素的影响下，曹操所受到的评价变为贬抑；史鉴对于曹操猜忌性格的批判，理学对于曹操心性之恶的贬斥，使人们的关注点不再停留于曹操的功业及相关史迹，而是转向其性格、心性。

理学定于一尊的元明清时期，“奸雄”“奸贼”几成定评，诗文中“曹瞒”“阿瞒”“老瞒”等贬抑性称呼大量使用，篡夺汉室江山、杀害皇子皇后、杀害名士等恶行受到集中批判，毁庙、掘墓、斫破铜雀砚等则是批判曹操的著名案例；戏曲小说中，表现曹操的恶性恶行的情节突显了出来，还出现了“骂曹”情节声讨曹操恶行，以及曹操惨败、受罚等情节宣泄对曹操的愤恨，而小说评点与戏曲“脚色”扮演也表达出对曹操的批判，同时加深了人们对曹操“奸雄”“奸贼”的印象。

第三章论述曹操征战故事与正统观念的问题。

由魏晋到明清，正统的评判标准由“五德终始”说向“一统”“居正”说转化，三国正统问题也经历了帝魏到帝蜀的转变。正统观念从史书经过“讲史”艺术过渡到小说进而影响戏曲，深刻影响了作为曹操故事主体的征战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曹魏为正统的观念影响，《三国志》等史书肯定了曹操的征伐行为、功劳及其军事表现。宋代开始，经过欧阳修、章望之、朱熹等人对正统标准问题的思辩，“重实”转为“论德”，帝魏变为帝蜀；随着理学影响的扩大，宋元以来出现了大量重修三国史的著作，这些著作简省了曹操的战争功绩，发掘了“衣带诏”等前史语焉不详的事件来贬损曹操的征战。

戏曲则几乎不搬演官渡之战等对曹操意义重大的战争题材，在征战叙事方面曹操的“功劳”被剥夺，军事才能也“败给”蜀汉集团的英雄人物；《三国志演义》也渲染衣带诏之事以显示曹操之恶、刘备起兵之正，并突出了“天下有德者居之”的意识，把仁义之主刘备与奸诈霸主曹操相对立，并放大了曹操战败时的狼狈与滑稽。

邮票曹操

第四章论述曹操爱才与忌才的问题。

君臣遇合是理想的君臣关系，此观念源于春秋战国士阶层的崛起，在皇权专制的时代则成为文士对君贤臣明的美好期望。爱才与忌才是曹操与人才故事的两条线索，其流变丰富了君臣遇合主题的内涵、加深了古人对君臣关系的思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唯才是举”，臣属“宁为魏公奴”，君臣关系和谐；唐宋时期，曹操爱才虽也得到肯定，但士人开始非议荀彧佐曹，以“失身”标记投曹士人；元明清时期，曹操收拢人才的逞其私欲和不择手段得到突出，徐庶关羽庞统等投曹得到讳饰，曹魏集团的择主遭到丑化，同时士人也有对荀彧的同情，择主问题也得到思考。

曹操本是疑忌孔融、杨修、崔琰等对统治不利而忌才，这首先作为对君主的鉴戒而出现在史论中；而杨修祢衡扬才故事的流播体现出的文人对高才的崇拜以及对扬才与晦才的矛盾心态，启发了士人对扬才与自晦的思考；自苏轼论孔融以后，被曹操忌害的才士被赞颂为抗争逆贼的义士，显示出士人标榜人格尊严、希望终极价值得到肯定的心态。

第五章论述曹操“多智”故事的流变。

崇智文化源远流长，曹操“多智”故事的流变反映了其复杂内涵。“明略最优”是曹操“多智”的历史原型，由于魏晋士人崇尚清谈，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曹操的“明略”几乎很少见到，“急智”“诈谋”则凸显出来。唐宋时期，人们对曹操的军事谋略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生前欺世、死后欺人的“诈”也被挖掘出来。

元明清时期，曹操“多智”的印象仍然存在着，戏曲小说中表现曹操“诈”的情节增多，小说中原本表现曹操正面形象的情节在小说评点的注解下也指向了“诈”，诗文对曹操的“智”与“诈”的大量批评则出现了“以权诈为智”的观点；同时戏曲小说中曹操的斗智失败、滑稽逃生情节也丰富起来，与此相关大量诗文挖掘曹操的“奸谋”，使之变成“瞒不过”。这一流变反映出古人既推崇智又节制智、要求仁智统一的崇智文化的复杂内涵。

第六章论述曹操“好色”故事的流变。

女色祸国虽是古人对君主女色问题的基本认识，然而贤君“好色”往往为人忽视，而恶君“好色”往往会备受“瞩目”与指责，甚至人们会将“好色”主动“归恶”于恶君。

曹操的“好色”与“多情”史书罕载，本是他个人生活极不显眼的侧面。曹操遗令铜雀妓望陵歌舞、分香卖履之事自晋代便受到文人关注与吟咏，至唐代产生了以宫怨与怀古为两大主题的数量庞大的铜雀诗，宋代开始，铜雀吟咏中出现了铜雀瓦砚、曹操疑冢、二乔等新元素，显示出怀古伤今、批判奸谋、指认好色等不同的情趣和意味。

元明清以来，曹操赎回蔡文姬的义举，在一些人眼中成了曹操满足色欲之举，而稗戏中的宛城之战、赤壁之战则突出了曹操对张济寡妻、二乔的“好色”欲求，而使故事带有了好色败亡的意蕴。

第七章探讨文学在曹操故事流变中的意义。

由史书到诗文再到戏曲小说，曹操故事在文体嬗变的视野下完成了文学化历程。由“绝妙好辞”故事可以看出曹操故事文本再生的添头加尾的方式和符合历史可能性的原则。由曹操疑冢传说可以看出曹操形象和故事如何被先入为主、无中生有地建构。由狠石景观可以看出曹操故事对文化景观的附着、建构与再生的复杂过程。

《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

目录

绪论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

二、研究现状述评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曹操故事流变概述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操故事及文献

一、正史中的曹操故事

二、野史中曹操故事的多样化

三、子部、集部文献中的曹操故事

四、《三国志》裴松之注、《后汉书》对诸书的兼收并蓄

五、小结

第二节唐宋时期的曹操故事及文献

一、曹操故事的情节内容

二、由“雄”到“奸”

——曹操形象的变化

第三节元明清时期的曹操故事及文献

一、曹操故事的情节内容

二、“奸雄”“奸贼”

——曹操形象的标签

第二章英雄、奸雄

——曹操故事与人物评判主题

第一节人物评判主题概述

一、人物评判与“盖棺定论”

二、“英雄”“奸雄”释义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操评判

——“雄”

一、许邵评曹操——知人预言与“月旦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人物对曹操的评价

三、曹操故事被讲述时透露出来的评价

四、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英雄观念与曹操评判

第三节唐宋时期的曹操评判

——由“雄”向“奸”的过渡

一、功业观念与曹操评判

二、王朝更迭与曹操评判

三、史鉴意识与曹操评判

四、理学兴起与曹操评判

第四节元明清时期的曹操评判

——“奸”

一、理学定于一尊

二、诗文中曹操受到的批评

三、戏曲小说中曹操受到的批评

第三章帝魏、黜魏

——曹操征战故事与正统观念

第一节正统观念与征战故事概述

一、正统观念概述

二、正统观念与曹操故事的流变

三、曹操故事的主体是征战故事

第二节帝魏的正统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操征战故事

一、魏晋南北朝正统观念与三国史实书写

二、陈寿《三国志》与曹操征战故事

第三节宋代帝魏帝蜀的论争与宋元以来的重修三国史

一、北宋的帝魏：五德终始说及质疑

二、帝魏到帝蜀：“重实”到“论德”

三、重修三国史与曹操征战叙述

第四节帝蜀寇魏的正统观与戏曲小说中的曹操征战故事

一、戏曲中的曹操征战故事

二、小说中的曹操征战故事

第四章爱才、忌才

——曹操与人才的故事与君臣遇合主题

第一节君臣遇合主题概述

第二节爱才与择主

——曹操爱才故事的流变与君臣遇合

一、魏晋：“唯才是举”与“宁为魏公奴”

二、唐宋：由肯定曹操爱才到非议士人投曹

三、元明清：对曹操爱才的解释与对投曹的区别对待

第三节忌才、自晦、高扬节义

——曹操忌才故事的流变与君臣遇合

一、政治迫害——曹操“性忌”的历史原型

二、猜忌：作为君主的鉴戒

三、扬才与自晦：文人对才的矛盾与思考

四、高扬节义：为被奸贼忌害的斗士辩白

第五章智谋、奸计

——曹操“多智”故事与崇智文化

第一节崇智文化概述

一、智的内涵与古人对智的态度

二、智的道德色彩

第二节 “多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操故事与崇智文化

一、“明略最优”

——曹操“多智”的历史原型

二、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曹操故事与崇智文化

第三节由“智”向“诈”的过渡：唐宋时期的曹操故事与崇智文化

一、对曹操智略的肯定

二、对曹操智略的否定

三、曹操“诈”的凸显：生前欺世，死后欺人

第四节诈与愚：元明清时期的曹操故事与崇智文化

一、曹操的“智”与“诈”：以逞其“奸”

二、斗智失败、瞒不过、愚：元明清时期曹操“多智”的新内涵

第六章多情、荒淫

——曹操“好色”故事与君主女色主题

第一节君主女色主题概述

第二节曹操“好色”故事的历史原型

第三节宫怨与怀古

——宋前铜雀妓吟咏的两大主题

一、唐前铜雀妓吟咏

二、唐代铜雀妓吟咏

第四节好色荒淫

——宋代以来对曹操“好色”品性的指认与批判

一、铜雀故事中的“好色”

二、其它故事中曹操的好色与败亡

第七章文学何为——曹操故事文学化述论

第一节文体视野下曹操故事文学化历程

一、史书与曹操故事的流变

二、诗文与曹操故事的流变

三、小说戏曲与曹操故事的流变

第二节曹操故事文本再生的方式与原则

——以“绝妙好辞”故事为中心

一、曹娥碑的由来及神异累积

二、添头加尾

三、符合历史的可能性

第三节先入为主、无中生有地建构形象与故事

——以曹操疑冢传说为中心

一、由显到隐的曹操陵墓

二、曹操疑冢传说的产生与流传

三、明清以来曹操疑冢传说的新变

第四节叙事建构与景观再造

——以狠石景观为中心

一、狠石与石羊巷、三贤亭

二、孙刘谋曹、诸葛谋曹、孙刘问卜

三、精神寄托与景观再造

结语

参考文献

《曹操评传》

小荷尖尖待盛绽

——李万营《曹操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序

宁稼雨

万营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完工付梓，向我索序。该书的基础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就曾受到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的高度评价。这次得到项目资助，又做了较大程度的打磨加工。

与当年博士论文的情况相比，书稿又有了较大的润饰和提升。我忝为其博士导师，愿意为该书稿相关情况向读者做点说明和提示。

想做出一道好菜，首先要明确菜系和风味特点。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明确研究方法就如同烹饪选择菜系一样重要。万营此书采用的是我本人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是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故事类型的成功尝试。

100多年以来，大陆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基本沿用的是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法。这种范式的优点是解决了之前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评点的研究方法零散和表层缺陷，代之以系统和深入的范式。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与国际学界的接轨。

《中国叙事文化学探微》

但随着研究深入，它也逐渐暴露出与中国叙事文学重要存在形态——故事类型之间缺乏适用度的问题。因为一般故事类型均有多种文体和多件作品构成，单一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将会使故事类型的多重文体和作品组合整体性受到割裂，从而难以完成故事类型的全面系统研究。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用全方位的故事类型研究来弥补和取代以往单一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不足和缺陷。这一点，万营书稿绪论部分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说明论述，不再赘述。

故事类型不但要有相应的构成条件，而且本身也有题材类别区分。

从故事类型的构成条件来说，一个有研究价值的故事类型大致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为故事流传的时间跨度，一般不少于两个朝代；二为参与故事传播的文体样式，一般由一两个以小说戏曲为主，以其他文体为辅，多种文体覆盖为宜；三为故事的文化蕴含类型一般也不少于两个。

从故事类型的题材类别来看，我在《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中，将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分为天地、神怪、人物、器物、动物、综合六类。但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团队的研究实践发现，常见常用的故事类型在这六类中的覆盖面有限。

《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我们在实践中把比较常见的故事类型大致梳理为四个方面：一为神话故事系列（如嫦娥、大禹、西王母），二为帝王故事系列（如汉高祖、汉武帝、唐明皇），三为历史人物系列（如姜子牙、苏轼、济公），四为传说故事系列（如钟馗、哪吒）。

从以上选题背景来看，万营这部书稿选择曹操这个故事类型，既完全符合选题基本规则，同时又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其挑战性主要因为曹操这个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和影响力，造成其故事流变的多样和复杂，因而导致来自两个方面的巨大挑战性，一是文献材料的丰厚，二是文化蕴含的深厚复杂。

故事类型文献材料丰厚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一大亮点。以往与故事类型研究相似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前辈学者做过的小说戏曲故事同源关系研究，二是同样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所做中国文学意象主题研究。

前者因为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小说戏曲两种文体中，故而对其他载体材料往往有所忽略，后者因为由若干故事类型组合而成，文献材料难以穷尽。

与前者相比，故事类型研究将同一题材小说戏曲同源关系的文献材料做出无限延展，提出“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的理念。这虽然给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工作抬高了门槛，提升了难度，但同时也为故事类型研究的文献挖掘和材料更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机遇。

与后者相比，故事类型作为意象主题的下一级层次，将意象主题的无限延展收缩到个案故事，因而有条件有可能实现一个个案故事类型在文献材料方面的最大占有。万营这部书稿就充分实践了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理念，在文献材料方面下足了功夫。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

该书在前人基础上又挖掘出不少关于曹操故事的新材料。其具体表现是，在文献材料方面并不局限于叙事文学领域，而是从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多方发力，共收集1600余种（篇）文献，将整理成文献汇编另行出版。

在利用方面，打通精英文学与俗文学的壁垒，努力做到史传、诗文与稗戏等各类材料互相佐证。用坚实充赡的文献材料，不仅很好实践了叙事文化学的理念策略，而且也为自己书稿奠定夯实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叙事文化学名称的得来，是因为我们把叙事文学的故事类型作为文化学研究的一种对象来进行解剖研究。一个故事在流传演变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影响。因此一个个案故事的文化内涵是我们考量该故事类型的研究价值重要参照要素。

曹操故事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内容深厚的个案故事。万营这部书稿从奸与雄，正统与逆篡，智谋与奸计，爱才与忌才，多情与荒淫五个方面来梳理和分析评论曹操故事演变过程中的文化蕴含动态嬗变线索。

《曹操父子生活研究》

这五个方面不仅全面概括了曹操故事的多角度文化蕴含，而且也在各个文化蕴含侧面的挖掘分析方面达到一定深度。

以人物评判主题这个曹操故事的根本性问题为首，以其他故事主题为辅，既补充曹操评判问题又探讨不同主题自身的内涵与意蕴；不仅重新梳理了曹操评价、正统观念等以往经常提及的话题，而以广博的材料进行充分论证，而且挖掘出曹操故事中的君臣遇合、崇智文化乃至君主女色等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文化主题，既耳目一新又令人信服，富有创见。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曹操故事流变的不同侧面与丰富意蕴，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主题文化对曹操的重塑。

值得一提的还有该书稿中关于曹操故事文学化论述一章。这一章与第二至第六章是并列关系。如果说二至六章的文化分析是告诉读者在文化蕴含方面“是什么”（what）话，那么所谓“文学化论述”则是要说明那些“是什么”是通过什么手段方式完成陈述的(how)。

具体来说就是要详细描述分析，随着各种文体形式的生成和演变，它们在传达描述不同时期故事类型文化内涵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样也就能使故事类型的文化分析实现了“是什么”和“如何是”两条腿齐步走的格局。

“文学化分析”这个角度虽然是我本人提出并要求门生在研究实践中加以贯彻的，但由于这方面涉及各种文体演变专业知识比较系统和深入，在采用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学位论文和研究项目中，有的力度不够，也有的干脆回避忽略了。

赵朴初书曹操诗句

万营此书能够知难而上，不但将其专列一章，而且各个部分都能结合曹操故事文化内涵的五个方面，努力去复原文学载体对于诠释文化内涵的功能作用。是故事类型的文学化分析比较成功和深入的一篇，为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文学化分析也积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万营在川大硕士毕业后于2014年考入南开，在学期间品学兼优，不但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而且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也非常认真。但他仍然求学不止，博士毕业之后又拜在著名学者黄仕忠先生门下，以博士后身份继续深造。这部书稿可以作为他这些年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坚持求学的果实和见证。

当然，学无止境，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万营还应该有许多需要加强，需要提升的空间和需要继续挖掘的潜力。我相信他会继续以锲而不舍的态度来克服困难，消除问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从眼前这部书稿来看，它的确可以视为一位青年学者步入学术殿堂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份投名状。

如果说这部书稿是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开门红，好似一株“尖尖小荷”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迎接他的应该还会有“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好明天。我于此寄予厚望焉！

2024年5月5日于津门雅雨书屋

《曹操集校注》

结语

“斯人已逝，任由后人评说”，这大约是对历史人物最大的不公，因为他们因形体的毁灭而无法反驳后人的评说、表明自己的本心。

然而历史就是在人们不断的评说中流传着，历史人物得以名扬千古或者遗臭万年，靠得也是后人的评说，因而后人的评说之于历史人物，就有点“成也萧何败萧何”了。而后人的评说之于曹操，其功其过更有代表性，显然也更加复杂。

历史上的曹操，本是一个复杂而又传奇的人物。曹操出身不正，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却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讲究门阀等级的东汉末年，曹操的出身为人所不齿：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因而曹操不但没有显赫的门阀家族为靠山，而且因为东汉末年宦官极坏的名声，被视为“赘阉遗丑”[1]。

然而在东汉末年的战乱割据中，曹操凭借着优秀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谋略，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渐消灭了各地的军阀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建立了魏国，为其子曹丕称帝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不得不说，曹操确实是一代雄主，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

《国之枭雄：曹操传》

曹操幼年本是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却在南征北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曹操幼年热衷于飞鹰走狗的游乐，为了肆意玩乐，佯装中风欺骗叔父、愚弄父亲。

然而在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以后，曹操长年领兵，亲历战阵，多次凭借镇定的指挥才能扭转战局，多次凭借出人意料的谋略取得胜利，最终消灭了袁术、吕布、袁绍的势力，兼并了刘表、张鲁的地盘，打跑了马超，驱逐了乌丸，不愧为一个军事奇才。

作为军事将领，曹操写作了十余万言的兵书，而他的《孙子兵法注》是流传至今的《孙子》十一家注中最早的一家。因此可以说，曹操既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

然而政治家、军事家的光环并没有掩盖曹操普通人的一面。在妻子面前，他是一个多情的丈夫，临终还对发妻念念不忘；在子女面前，他是一个温暖的父亲，对待养子都视如己出；在文人面前，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豪，写诗、作文、下棋、书法都有涉猎，卓然成家；在普通人面前，他是一个喜好享乐的凡人，喜好伎乐、倡优，弥留之际还留恋着铜雀妓。

《曹操高陵》

纵观曹操的一生，他绝不是一个单一的、一成不变的人，矛盾的行为加重了曹操的复杂，比如前期他坚定地拥护皇室，以满腔热血投入到讨伐董卓的大业中，后期却有着迫害皇后、贵妃、皇子乃至逼凌皇帝的行为；一面为公为王，建立魏国社稷，一面又坚决不废帝自立；一面对人才抱有极大的热忱，不计出身、不计德行、不计罪愆、不计仇怨地启用人才，麾下聚集了大批的贤能之人，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任人唯才，一面又有着迫害贤士之举，荀彧、崔琰、娄圭、毛玠等谋臣，以及孔融、祢衡、杨修等文士，都曾遭受他的迫害。

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也造就了他的复杂。曹操曾一心讨董，却见识了诸侯们的各藏私心、畏葸不前；诸侯混战各为其利，甚至许多人谋图称帝，曹操则靠着奉迎献帝的政治主动权，征讨诸侯、扫平北方，正如他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2]正是在诸侯混战中，曹操一步步地壮大起来，终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也终于变得复杂、多变、猜忌。

而评说曹操的“后人”，情况也是极为复杂。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不同的阶层参与了对曹操的评说；由魏晋到明清，不同时代的人参与了对曹操的评说；无论是魏晋风度，还是理学心性，不同的思想风潮参与了对曹操的评说；无论是政权禅让，还是偏安一隅，不同的政治生态参与了对曹操的评说；无论是士族门阀，还是文官集团，不同的政治权利架构，参与了对曹操的评说。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本论文中有些已经提到，有些则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先生曾说，对于《红楼梦》来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

《此处葬曹操》

两位先哲强调的是读者的参与使得作品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美，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读者选择了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的侧面。

对于一个形象嬗变极大的人物，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其流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如此，也经历了一个被选择的过程，主持选择工作的是历史上众多的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各个层次的作家，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人物的不同侧面，选择故事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从而改造出新的人物形象特征，发展出新的故事变体。

曹操故事的流变便是如此。曹操是一个个性丰富、鲜活有肉的独特的历史人物，有着丰富的性格与多样的经历，这些个人的情况是曹操故事的原始材料，然而这些材料经过史官、诗人、作家、民间艺人一层层的筛选、拣择，当然也包括对某些角度的丰富和发展，使得曹操故事不断成熟起来。

也是这一选择的过程，使得曹操故事的丰富的情节内容，集中地向“雄”与“奸”两个方向突出，使得曹操多层面的立体的形象，逐渐向偏于类型化的“英雄”“奸雄”的形象过渡。

旧拓关王辞曹操之图

这一“被选择”而造成的故事流变的过程，既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特定的时代、阶层、局势、思潮等各种因素都影响了故事的流变，比如晋、唐、宋的建国与对曹魏的认同，魏晋士人的张扬个性才情与曹操较智故事，帝王与文人的不同的史鉴意识与对曹操的评价，宋室南渡与人们以曹操喻敌，理学的定于一尊与曹操的饱受谴责等等，应该说曹操故事的每一次流变、每一次文化意蕴的新变，都有或明或暗的历史原因和背景。

这一“被选择”而造成的故事流变的过程，又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过程，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主动选择故事流变的过程，其中儒家文化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本书所论及的人物评判、正统观念、君臣遇合、崇智文化、君主女色等曹操故事流变的文化主题中，儒家文化均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人物评判中道德性因素的增强，正统观念随着儒学复兴、理学兴起而发生的转变，君臣遇合主题中“失身”“节义”的突出，崇智文化中仁对于智的影响与制约，君主女色主题中好色败亡的意蕴的突出，都显示出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作为曹操故事的载体，不同文学体裁、文艺形式的参与，也对故事流变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史传的记录为故事流变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材料，诗歌、散文的咏叹、议论及用典，以及戏曲、小说对故事的铺张敷演，基本都是在史传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有所新变的情节内容，大多数也是以史书所载为依据，或者根据史书的只言片语而敷演，或者部分遵从了史书所载的故事结构或者结局。

史传的正统观念则成为一定时代的曹操故事流变的导向，如受朱熹《通鉴纲目》的帝蜀黜魏的正统观念影响，宋元以来曹操大体上总是作为奸雄的形象出现。

《资治通鉴纲目》

史书的叙事方式也影响了小说对故事的讲述，尤其是《资治通鉴》《通鉴纲目》以时间、事件为中心的叙事结构方式，为讲史小说提供了借鉴。

诗歌与散文虽然在叙事性方面偏弱，但许多故事靠诗文得以保存下来，如曹操分香卖履的遗令、曹操疑冢等；更重要的是，诗文的吟咏以强烈的主观抒情性或者犀利的议论批判性，为故事意义的产生与流变提供了环境，也为解读戏曲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互文性”的支撑。

比如曹操形象由雄到奸的转变，并不是由故事情节内容的转变实现的，而是由北宋苏轼等文人以诗歌的吟咏、议论文的辩驳等形式发起，经理学家的参与，造成了一个否定曹操、批判曹操的环境，在这种语意环境中，曹操的许多事迹也被赋予了奸诈的意义，许多新故事也被虚构出来。

戏曲小说的参与使得曹操故事在流变中逐渐成熟起来，这种成熟主要表现在文学性方面：情节的逻辑性更加清晰，叙事的节奏张弛有度，人物的塑造生动鲜活，情感的倾向褒贬分明。

《曹操诗赋编年笺证》

《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故事并没有全部包含《三国志》等史书中的曹操故事的情节内容，其它小说戏曲作品更不具有情节内容方面的集大成意义，这意味着在情节内容的极大丰富方面，小说戏曲中的曹操故事其实并没有作为成熟形态应有的优势。

但是，《三国志演义》对史书中曹操故事的情节内容的拣择，带有明确的意识和倾向，这种意识和倾向带有道德的、审美的因素在内，因而明显体现出文学属性来；而经过拣择以后的情节内容，在小说中经过了作者的创造性加工，构成了一个个精彩的、紧张的故事，这些故事紧紧地围绕着小说所设定的天下三分的大势，展示曹魏一方的崛起，塑造出生动丰满的、又奸又雄的曹操典型。可以说，《三国志演义》塑造的曹操形象是不朽的艺术典型。

在整个曹操故事的流变中，曹操是故事的核心——虽然并不一定是某个具体故事的核心，故事的流变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曹操所受到的毁誉而流变，流变的故事情节又构成了对曹操的新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