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12月24日，伊朗德黑兰，人们走过巴勒斯坦广场上悬挂的反以色列广告牌，广告牌上用波斯语写着“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视觉中国 图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称，伊朗必须停止发展核武器。他暗示，如果伊朗不停止“核试验”，美国可能采取行动。
美国正在向中东部署航空母舰、喷气式战斗机和防空系统，以提高对伊朗的潜在打击能力。美国官员表示，在上周突然取消对伊朗的袭击后，特朗普仍在向助手施压，要求采取他所谓的“果断”军事选项。这种措辞促使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助手们完善了一系列供特朗普参考的方案，其中包括一些旨在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方案，也包括一些更为温和的方案，例如可能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设施为目标。
据新华社报道，去年年底以来，伊朗多地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等问题发生抗议活动。抗议过程中出现暴力骚乱，多座城市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日援引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报道，伊朗近期发生的骚乱事件共导致3117人死亡，其中2427人是民众和执法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9日表示，伊朗近期的骚乱事件是美国和以色列一系列阴谋的延续。
作为中东核心国家，过去一年，伊朗被战火和制裁两重阴影笼罩。2025年6月爆发的“十二日战争”让这个长期遭受西方制裁的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安全与生存挑战，不仅给伊朗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美国还针对伊朗石油、银行和航运部门实施了额外制裁。9月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重新启动，更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外部压力。2025年年底，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试图重建弹道导弹项目，美方将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
当前，伊朗面临着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社会危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乎停滞、通胀率飙升、社会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5年10月发布），2025年伊朗实际GDP增长率预计仅为0.6%，较往年大幅下降（2024年为3.7%，2023年为5.3%）。与此同时，随着本国货币里亚尔持续暴跌，通胀率预计将飙升至43.3%，位居全球前列。
有分析认为，伊朗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长期管理不善、系统性腐败和国际制裁等因素。自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如何在经济长期受困的现实中寻求出路？战争和制裁对伊朗的经济社会结构又产生了何种深刻影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话了两位海外资深学者。
专家简介
埃里克·洛布（Eric Lob）：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长期聚焦中东地区发展与政治的交叉领域。2009年至2011年，洛布曾在伊朗进行田野调查并学习波斯语。
纳德尔·哈比比（Nader Habibi）：伊朗裔学者，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克朗中东研究中心亨利·J·莱尔中东经济学实践教授，曾担任环球透视有限公司中东和北非经济预测与风险分析董事总经理、伊朗银行学院（德黑兰）研究副总裁、比尔肯特大学（安卡拉）经济学助理教授以及耶鲁大学中东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和讲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东国家大学毕业生过剩问题、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阿拉伯之春”对受影响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经济关系。
（接上篇）
伊朗经济模式之变
澎湃新闻：从霍梅尼的伊斯兰经济到哈梅内伊的有限自由化经济改革，再到2014年的“抵抗型经济”，你认为伊朗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洛布：回顾1979年革命初期，当时的革命者曾试图推动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型——通过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劳动集体化等政策。但这种趋势在1980年代保守派掌权后逐渐式微，特别是在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我在关于伊朗的著作中提到，1980年代初议会否决土地改革法案是一个关键转折点，那些曾经的左翼激进分子后来逐渐转变为改革派。
正如你所说，1990年代特别是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经济日益走向自由化。当然这并非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可以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即国家干预与特定权贵集团并存的经济形态。问题的核心矛盾在于：普通伊朗人被迫承受着伊斯兰共和国反美立场带来的经济代价，而政权宣扬“抵抗比物质福祉更重要”的理念。但现实是军政精英阶层却在享受特权，这与霍梅尼当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降低西瓜价格”的宣言如出一辙。如今许多伊朗人不再买账，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抵抗经济”体系下的严重不公——当权者在享受利益，民众却在承担代价。这种阶层割裂，正是当前伊朗政治经济困境的症结所在。
澎湃新闻：内贾德时期的经济改革对伊朗产生了什么持久影响？你如何看待内贾德批评的私有化过程中的裙带关系？
哈比比：内贾德被视为一位民粹主义领导人，一位试图煽动民众的领导人，他不遵循程序或关注专家意见，而是突然“情绪化”地做一些看似受欢迎的事情。
作为民粹主义者，他的一项政策是取消伊朗负责长期经济规划的预算和规划办公室，这意味着他在决策中忽视熟悉经济的专家，而且专注于短期支出。然而，他却很受欢迎，因为他走到哪里都会带来资金和项目，虽然没有明确的计划。
内贾德批评政府中的其他团体，批评政治制度的腐败。在他执政之前，政府已经开始了私有化进程，他指责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他指责政治对手是腐败的，前总统是腐败的，他想要与之斗争，但在某个时候伊朗最高领袖阻止了他。
在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里，内贾德的权力被削弱了，因为内阁并不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他与最高领袖的关系变得紧张。内贾德总统任期内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是宣布全民人均补贴，使得所有18岁及以上的伊朗公民，甚至是未成年的家庭成员，都将每月收到固定补贴。虽然很多人对此感到高兴，但富人也被提供了同样数额的补贴，所以这又是一种浪费，造成了大量的政府赤字，导致了通胀。由于通胀的影响，这个补贴项目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外交政策方面，他对以色列和美国的言论和政策变得更加激进，引发了对伊朗更多的制裁，损害了伊朗经济。
澎湃新闻：内贾德的经济策略是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经济改革的延续？
洛布：内贾德的执政风格在伊朗政坛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他的经济政策核心是财富再分配，主要举措包括向民众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以及推进低收入群体住房计划。
但与此同时，其任内也充斥着经济管理不善和腐败问题。当时国际油价高企，大量石油收入涌入国家发展基金。虽然理论上这些资金应用于应对市场波动或制裁危机，但实际上部分款项去向成谜，既用于民生项目，也可能被其亲信中饱私囊。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最高领袖在2009年争议性大选中支持过他，第二任期时双方关系仍出现裂痕。我认为他任内产生的更深远影响还在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此期间获得空前发展，不仅政治地位提升，更通过旗下公司大幅扩张经济版图。这种军政势力坐大的现象，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内贾德时代既留下了惠民政策遗产，也埋下了权力寻租和军事资本膨胀的隐患。
澎湃新闻：伊朗改革派和强硬保守派的经济发展理念存在怎样的差异？
洛布：我不认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在经济政策上有多大差别。过去确实存在分歧，1980年代许多改革派人士曾是激进左翼，推崇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财富再分配等社会主义政策。随着苏联解体和伊朗国内激进主义的消退，两派在经济理念上逐渐趋同，分歧更多体现在政治社会领域。
改革派的主要诉求在于放宽社会管控；增强民选机构权力；与西方改善关系。他们相信经济上融入国际体系能缓解制裁，吸引外资来振兴国家经济。最高领袖虽然时而默许这种尝试，但始终对西方深怀戒心。对保守派而言，真正的顾虑在于：经济开放可能威胁到他们掌控的宗教基金会和市场垄断地位。他们想要的是“不带条件地解除制裁”——既能获得经济利益，又不动摇其经济特权。而改革派则主张更彻底地开放，这种根本立场的差异才是两派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
在动荡与稳定之间嬗变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议题还包括伊朗中产阶级。制裁之下，社会生活中有哪些明显迹象表明中产阶级正在萎缩？
哈比比：2018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由于制裁，伊朗的许多工厂、许多制造业单位要么不得不削减产量，要么已经破产。许多收入不错的中产阶级工作，如工程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已经逐渐消失了。
对伊朗中产阶级造成严重打击的另一个因素是通胀。因为即使他们有工作并且在领取薪水，薪水也没有跟上通胀的步伐。因此，实际购买力下降了。我们看到一些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中产阶级社区的住房，搬到低收入阶层社区。
食品或其他物品的补贴已经减少了，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石油收入来继续这些补贴。出于政治原因，汽油补贴仍在继续。我认为中产阶级的比例，曾经大约是50%，现在已经下降到社会的30%到35%之间，甚至略少于这个比例。而被认为是贫困的那部分人口已经从大约30%增加到大约50%甚至略多一些。
制裁是一个原因，但政府决策失误是另一个原因。伊朗一直缺乏有效的长期发展愿景，比如大规模石油汽油补贴已经导致扭曲的经济结构。如果他们能够改善这一点，政府就能节省资金，创造就业机会或将资金用于制造业投资。由于大规模补贴，他们没有太多资金用于其他活动。最后，腐败也影响了经济活动。
澎湃新闻：中产阶级在哪些方面对经济生活做出贡献？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多大影响力？
哈比比：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非常关键，他们拥有技术技能和创新能力，也有潜力成为中小企业主。就政治活动而言，如果他们被边缘化，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澎湃新闻：怎么看伊朗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局势？这对城镇化的影响有多大？你认为伊朗农村发展最突出的亟待解决问题是什么？
洛布：1979年伊朗革命政权上台时，他们原本试图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阻止乡村经济衰退，但最终不仅未能遏制这股潮流，反而因基础设施改善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在如今的伊朗，城乡界限已日益模糊，这其实是个全球性现象，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年轻人都不愿务农而选择进城。乡村经济本身也在转型，向房地产开发、旅游业、手工艺等多元领域拓展。农业仍是重要部门，但资本和劳动力正日益向农业综合企业集中。
中国扶持中小农户维持生计的做法或许值得研究，但鉴于伊朗和中国都是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很难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革命政权最初意图如何，伊朗农村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与城市化进程都已不可逆转。这种转型呈现的矛盾很耐人寻味：政府改善乡村基建的本意是振兴农村，结果却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这恐怕是当年决策者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伊朗的城市化进程确实呈现出独特轨迹。十年前我在伊朗生活时就注意到，人口流动呈现出“村庄—城市—海外”的三段式迁移模式，这种趋势其实在伊斯兰革命前就已萌芽，许多后来的精英正是通过从乡村迁移到省会或德黑兰接受教育而崛起的。
但这种迁移也带来了严峻问题：在9000万人口和经济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城市周边棚户区不断扩张。这些聚居区不仅生活环境恶劣，更危险的是——当大量失业青年和无所事事的家庭长期聚居在贫民窟时，这里很容易成为不满情绪和社会动荡的温床。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精英阶层与国际大都市接轨的生活水平，与棚户区居民挣扎求生的现状形成尖锐对比。这种空间上的阶层区隔，可能比传统的城乡差距更具社会风险。当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可视化到如此程度时，每个生活在棚户区的年轻人每天都能直观感受到这种不平等，这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澎湃新闻：面对长期制裁、通货膨胀、结构性失业和社会福利萎缩，伊朗政府运用了哪些制度机制来维持稳定？特别是在2019-2022年抗议浪潮后，其治理体系在权力结构、社会控制和危机应对方面做出了哪些调整？
洛布：其实一些迹象在2009年就已显现，但2017年后尤为明显——伊朗的抗议活动正形成周期性爆发。部分源于经济问题，比如政府削减燃油补贴导致价格飙升（因国家预算吃紧），但民众认为这种涨价甚至具有道德不正当性。2009年我在伊朗时，就目睹了民众因质疑选举舞弊发起的政治抗议，虽然规模不大，但2017年后每次抗议浪潮都在升级——后者不仅关乎经济，更针对警察暴力及对女性等群体的宗教社会压迫。
对许多军政精英而言，维护体制生存才是首要目标，民众承担的代价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裂痕正在加深，这种脱节极其危险。这也解释了为何改革派阵营内部会出现异见。
问题在于许多改革派早已丧失公信力，民众曾对他们寄予厚望，如今却视其为体制同谋。看看现任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最初根本没人想给他投票，最终勉强胜选也全靠最低限度支持。改革派得票率持续走低，投票率更是创下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
但另一方面，当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更包括经济资产）高度集中在少数军政精英手中时，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动改变现状。对多数伊朗人而言，前景并不乐观。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但凡有机会，很多人会选择离开，既为寻求经济出路，也为摆脱宗教社会束缚。
说到宗教，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时就有神职人员警告：政教合一将损害伊斯兰形象，政府的任何过失都会被归咎于宗教。在伊朗，宗教概念极其复杂：既有国家宗教，也有大量民众或因政权倒行逆施转向世俗化，或将信仰私人化以与国家划清界限。伊朗问题交织着宗教、民族主义和族裔矛盾，异常复杂。人们的行为动机不能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身份，关于伊朗国民认同的讨论本来就很激烈。
许多伊朗人经济困顿。若能推行实质性改革，这个国家本可释放巨大经济潜力，以国土规模、人力资本衡量，伊朗尚未充分释放其内在增长潜能。或许这正是美国内外某些势力坚持制裁的原因：他们不愿看到伊朗实现经济崛起。然而伊朗现行体制得以保留的原因在于其庞大的经济实体网络（如基金会和准国有机构）。这些机构雇员众多，即便员工未必认同意识形态，却不得不依赖其谋生。虽然具体规模难以统计，但它们确实在国家与社会间制造了某种畸形纽带，成为政权续命的关键支柱。
澎湃新闻记者 黄粤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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