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香樟树又抽出了新叶，阳光透过叶隙落在教案本上，斑驳得像极了高中教室后排的光影。课代表刚收走作业，转身时带起的风拂过桌角，一张泛黄的信纸从教案夹里滑落，边角已经蜷曲，上面的字迹清秀挺拔，末尾署着“康雪芹”三个字。
我蹲下身拾起，指尖触到纸面的粗糙质感，记忆突然被拽回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高二那年，我对文字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课本空白处写满诗句，晚自习偷偷在草稿纸上写短篇小说，就连课间十分钟，也会抱着诗集在走廊尽头的梧桐树下读得入神。班主任见我实在执着，特许我成立校园文学社，还给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飞鹰文学社。消息一出，班里几个同样爱写作的同学立刻响应，我们在教学楼顶楼的杂物间清理出一块地方，摆上两张旧课桌，就算有了“根据地”。
最初的日子简单又热烈。我们每周三放学后聚在杂物间，分享各自的新作，为一个比喻争论不休，也为某段描写击节赞叹。后来有人提议：“不如我们投稿试试？”这个念头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我们翻出报刊亭买来的文学杂志，抄下编辑部地址，把修改了无数遍的稿件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贴上邮票，郑重地投进校门口的绿色邮筒。
起初全是石沉大海的失落，偶尔收到退稿信，打印体的“感谢来稿，恕难采用”几个字，能让我们低落好几天。但没人想过放弃，退稿信堆了厚厚一摞，我们就从中挑出编辑标注的修改意见，逐字逐句打磨作品。转机出现在那个深秋，当地日报的副刊刊登了我们社里一位女生的散文，紧接着，我的短篇小说也在一家地方报纸的副刊发表。当样刊寄到学校时，整个文学社都沸腾了，我们把报纸贴在教室的公告栏里，引来不少同学围观，连班主任都笑着说：“你们这群小雏鹰，还真飞起来了。”
成就感推着我往前走，我突然想把飞鹰文学社的故事写下来。那些在杂物间的深夜、走廊里的讨论、邮筒前的期待，还有少年人对文学最纯粹的热爱，都值得被记录。我花了三个周末，写成一篇三千字的通讯，标题定为《雄鹰，从这里起飞——飞鹰文学社的逐梦之路》，投给了省城的《青年报》。
寄出稿件后，我并没抱太大希望，毕竟这只是一篇记录校园生活的通讯。直到一个月后，语文老师拿着一份报纸走进教室，指着副刊版面对我说：“你的文章登出来了。”我愣在座位上，接过报纸时手指都在发抖，那熟悉的标题和文字，印在铅字上，比任何奖状都让我激动。
文章登出后的第三个星期，学校传达室的大爷递给我一摞信封，全是寄给飞鹰文学社的。拆开一看，全是来自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的来信，有初中生，有退休教师，还有务工人员，他们在信里表达对文学的热爱，询问文学社的情况，字里行间满是真诚。我一封封仔细读着，直到看到康雪芹的信。
信封是普通的白色牛皮纸，上面的字迹娟秀，带着点刚劲，邮票上印着南部山区的风景。信里说，她是南部山区一所中学的高二学生，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被我们对文学的执着打动。她说自己也喜欢写作，放学回家后，总爱坐在山脚下的石头上，写山间的雾、枝头的鸟、田埂上的野花，可身边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她的文字只能藏在笔记本里。“看到你们的故事，我好像找到了同伴，”信的末尾写道，“如果可以，希望能和你交流写作，也想听听山外的故事。”
信封里还夹着一张她的习作，是一首描写山雾的诗，语言质朴却灵动，像山涧的泉水，清冽又有力量。我立刻给她回信，跟她讲飞鹰文学社的日常，讲我们投稿时的忐忑与喜悦，也分享我最近读到的好书。我还寄去了几本我们社团油印的刊物，在信里鼓励她：“你的文字里有山的灵气，一定要坚持写下去。”
从此，我们的书信往来成了固定的约定。每周我都会去传达室查看有没有她的来信，她的信里总是充满了山野的气息：春天的映山红开了，她摘了几朵压在信里寄来；夏天的夜晚有萤火虫，她会写下萤火虫如何照亮她的书桌；秋天的板栗熟了，她帮着家人采摘，指尖被刺扎出小伤口，也会在信里当作趣事来讲；冬天的山上下了雪，她会描述雪后山林的寂静与洁白。她也会认真点评我的文章，指出我过于追求辞藻华丽的缺点，建议我多写真实的生活。
我给她讲城市的街道、学校的图书馆、电影院里的新电影，讲我对未来的憧憬——我想考上师范大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把对文学的热爱传递给更多学生。她在回信里说，她也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家里的情况不允许她有太多奢望，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型水泥厂，供她读书已经不易。“如果以后不能继续读书，我就去父亲的厂里帮忙，”她写道，“但我不会放弃写作，文字会是我永远的朋友。”
高考结束后，我如愿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第一时间给康雪芹写信，分享我的喜悦。她很快回信，字里满是真诚的祝福，同时也告诉我，她高考失利，决定去父亲的水泥厂工作。“其实这样也挺好，能帮家里分担压力，”她在信里故作轻松，“厂里有间闲置的小屋，我收拾了一下，以后下班就能在那里写作了。”我给她寄去了大学的招生简章，劝她考虑复读，她却在回信里婉拒了：“我已经决定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坚持写作。”
大学的生活忙碌而新鲜，专业课、社团活动、兼职家教填满了我的时间。我依然会给康雪芹写信，但频率渐渐少了，从每周一封变成了每月一封。她的信里，内容也渐渐变了，不再有山野的趣事，更多的是厂里的日常：每天要搬运水泥，身上总是沾满灰尘；车间的噪音很大，下班后耳朵里还嗡嗡作响；父亲的水泥厂生意还不错，只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她很少再提写作，偶尔说起，也只是说“最近太忙，没怎么写”。
我毕业那年，成为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回到了家乡的城市。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跟她讲我的工作，讲我遇到的学生，希望能重新拾起我们的交流。她的回信却迟迟未到，直到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一封字迹潦草的信，她说厂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她很少有时间写信了，“你有了新的生活，我也在适应我的日子，我们都要好好的”。这封信之后，我们的联系渐渐断了。
后来，我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工作也越来越忙碌，偶尔想起康雪芹，想要联系她，却发现早已没有了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曾托人打听南部山区那家水泥厂的情况，有人说那家水泥厂规模不大，这些年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生意越来越难做，已经濒临倒闭。
指尖摩挲着那张泛黄的信纸，窗外的香樟树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流逝。我想起康雪芹信里的句子，想起她诗里的山雾与星光，想起我们曾经互相鼓励、彼此支撑的日子。如今，我的学生们也像当年的我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我会给他们讲飞鹰文学社的故事，讲我和一位山区女孩的书信往来，告诉他们，文字有着跨越距离、温暖人心的力量。
不知道康雪芹现在过得怎么样？她是否还在坚持写作？父亲的水泥厂倒闭后，她又去了哪里？这些问题像藤蔓一样缠绕在我的心头。或许，在某个平凡的午后，她也会想起当年那些书信，想起山外的我，想起我们曾经共同热爱的文字。
风又吹过窗台，信纸在手中轻轻颤动，仿佛一只想要飞向远方的纸鸢。而那些藏在信里的时光，那些山风与星光的约定，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温暖着我往后的每一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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