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安理会改革的会场上，气氛往往显得程序化而克制，但21日那场发言显然打破了这种惯常节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的表态，并未绕行外交辞令，而是直指一个长期被反复回避却始终存在的核心问题：一个对自身侵略历史缺乏真正反省、持续挑战二战胜利成果的国家，是否有资格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这并不是一次情绪化的表达，而是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际场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身份本质的重新强调。
安理会改革讨论多年，成员扩容的呼声并不新鲜。日本谋求“入常”，也并非第一次被摆上台面。问题在于，这一诉求从来不仅仅是席位数量或地区代表性的问题，而是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紧密相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非普通成员，它所拥有的否决权，意味着对战争与和平拥有实质性影响力。这种权力的前提，并不是经济体量或国际贡献的简单累加，而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对二战历史结论的高度认同与尊重。
正是在这一点上，日本始终无法绕开质疑。二战结束至今已近八十年，但围绕侵略历史的态度问题，并未随着时间自然消散。相反，从教科书表述的反复争议，到政界人物对历史问题的模糊化言行，再到军事政策的持续调整，这些现实行为不断放大外界的不信任感。中方在联大发言中所强调的“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并非抽象判断，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朝鲜代表团在同一会议上明确反对日本入常，使这一问题的地区维度更加清晰。对于曾直接遭受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国家而言，历史并不是被封存的档案，而是仍在影响现实安全判断的重要变量。当日本一方面宣称致力于“和平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却在防务政策上不断突破既有限制，这种矛盾难以被忽视。安理会改革如果脱离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只谈程序与结构，本身就会失去说服力。
日本方面常以其对联合国预算的高额贡献、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来支撑入常合理性。这些因素固然重要，却不足以覆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需承担的道义责任。维护国际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派遣维和部队或提供资金支持，更意味着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保持清晰立场，在冲突与争端中展现克制与可信度。如果一个国家在涉及自身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其国际承诺的稳定性自然会受到质疑。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方此次表态也折射出对安理会改革方向的基本态度。改革不是对既有秩序的简单重组，而是在坚持战后国际体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回应新的国际现实。如果改革被理解为对历史问题的“技术性绕过”，那么安理会的权威性本身就会被削弱。正因如此，中方将问题重新拉回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秩序这一原点，本身就是在强调改革的边界。
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改革的期待是真实存在的，但这种期待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历史代价。对许多国家而言，二战并非遥远记忆，而是塑造国家安全观与外交政策的深层基础。日本若希望获得更高层级的国际信任，真正需要面对的，并不是如何争取支持票，而是如何在历史问题上给出令受害国信服的答案。
当联合国会场再次响起围绕日本入常的争论，人们看到的并不是简单的立场对立，而是一场关于国际秩序底层逻辑的讨论。权力与责任如何匹配，历史与现实如何衔接，改革与原则如何共存，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性协商回避。或许正是在这种反复出现的争议中，安理会改革的真正方向，才会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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