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一个本应以理性、克制和共识为基调的场合，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表态却显得格外刺眼。他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正面为特朗普辩护，甚至将后者对欧洲的持续施压描述为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遭到公开羞辱、在关税威胁下被迫妥协的欧洲，仿佛在这一刻被重新定义为受益者。正是这种叙事上的颠倒，使得问题不再只是外交风格之争，而上升为对北约内部权力结构和价值逻辑的根本拷问。
吕特的核心论点并不复杂：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强硬手段，欧洲主要国家永远不会同意将GDP的2%用于国防，更遑论2035年提升至5%。在他的描述中，特朗普扮演的不是破坏者，而是一个残酷却必要的“推动者”，逼迫欧洲直面现实，走向防务“成熟”。这种说法在技术层面并非毫无事实基础，北约内部确实长期存在负担分配失衡的问题，但将这一转变完全归功于特朗普的施压策略，却刻意忽略了代价与后果。
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被迫成长”的逻辑，本身就意味着安全自主并非出自欧洲的战略自觉，而是源于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恐惧。当防务投入是为了避免被盟友抛弃，当政策调整是为了安抚一位随时可能翻脸的美国总统，这样的自主究竟有多少实质内容，值得怀疑。吕特试图将这种被动状态包装为历史性进步，却回避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欧洲是否正在用尊严和制度原则，换取一段并不稳定的安全承诺。
格陵兰岛争议，让这种矛盾被无限放大。特朗普将觊觎北约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土描述为“合理诉求”，甚至在公开场合轻描淡写为对一块“冰块”的兴趣。面对这种直接挑战联盟底线的言论，吕特却选择理解、降温和幕后外交，拒绝在公开场合作出明确价值判断。这种谨慎或许符合秘书长的角色定位，却也让人看到北约在面对内部权力不对称时的无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吕特在私下信息中对特朗普表现出的极度迎合态度，与其在公开场合强调“理性合作”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当这些信息被曝光并引发舆论哗然时，他并未正面回应，而是转而强调自己“为特朗普辩护”所承受的压力。这种姿态本身，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交斡旋，而是一种主动的政治站位。
特朗普显然读懂了这种迎合。当吕特被视为“更重要的人”时，丹麦的主权关切被轻描淡写地搁置，欧洲的集体立场被拆解为可被分别谈判的对象。关税威胁被暂缓，并非因为原则得到尊重，而是因为权力交易达成阶段性共识。这种运作方式，正在悄然改变北约作为多边安全机制的内在逻辑。
北极问题进一步暴露了这一趋势。吕特在达沃斯附和特朗普关于“守卫北极”的叙事，将中俄活动描述为主要挑战，却对北约内部成员之间潜在的领土威胁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强调，使安全议题被重新排序：外部对手被放大，内部裂痕被掩盖。长此以往，北约的凝聚力不再建立在共同价值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同一强权的适应能力之上。
从历史经验看，联盟的稳定从来不是靠单一大国的威慑维系，而是靠规则、信任和可预期性支撑。当这些要素被个人意志和即兴决策取代，即便短期内看似效率提升，长期风险却在不断累积。吕特将特朗普描绘为“迫使欧洲奋发图强”的关键人物，却忽视了一个事实：真正成熟的防务自主，无法在羞辱与威胁中诞生。
当北约秘书长公开呼吁欧洲“应该庆幸”特朗普掌权时，问题已经不再是谁更会谈判，而是欧洲是否正在逐步接受一种新的从属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披着“现实主义”的外衣，却正在侵蚀联盟存在的根基。欧洲是否真的别无选择，还是已经习惯了在强权面前降低标准，这是比格陵兰岛归属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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