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看来，放眼历史，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激流勇进，急流勇退的情况是少之又少，即便有，似乎更多的也不是主动选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功成身退，知易行难！
否则淮阴侯韩信临死之前就不会发出那震古烁今的浩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不过，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觉得最难做到的其实是完美地拿捏何时该“激流勇进”与何时该“急流勇退”，个人认为在这方面中共元老陈云同志堪称是个中翘楚。
现在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那封万言信后，庐山会议的氛围急转之下，毛决定要把原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规模扩大，乘势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把中央委员们都召上山来解决彭老总的“错误”问题。
1959 年春，陈云因心脏病（呼吸急促、痉挛等症状）需长期休养，庐山会议前经毛泽东批准，前往大连等地疗养。
而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因肝硬化加重、糖尿病发展，经卫生部会诊后需离岗休养，也在大连疗养。
邓子恢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参会通知，便向陈云咨询参会与否的意见。陈云虽然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但他根据自己收到的庐山会议的相关简报，觉得这次会议似乎有些不太寻常。便对邓子恢告知其他的判断，劝邓子恢最好不要前往庐山开会。
在大连休养地，邓子恢接到参加庐山会议的通知。这时，陈云也在大连。他拿着通知到陈云那里，问去不去参加会议?陈云告诉了邓子恢庐山会议的一些情况，劝他最好不要去。
邓子恢听罢觉得陈云说得很有道理，最终也没有前往庐山参加此次会议。事后邓子恢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事见《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
当然，这样的事情对陈云来说绝不是只有这么一件。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大都在大会或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
然而，陈云是唯一在大会、小会上都没有发言的党中央副主席。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气氛非常融洽，“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会议的安排也坚持劳逸结合，皆大欢喜。七千人大会民主气氛之浓厚，是所有与会者一致公认的。
作为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陈云为什么大会、小会都不讲话呢？对此，陈云在1988年5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有过如下的解释：“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毛泽东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对陈云他有一句评价：“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这就是陈云的性格和风格。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的 “不发言” 并非消极避事，而是 “时机未到不妄言，时机成熟敢担当” 的务实选择。
后来陈云在1962 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南海西楼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
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经济困难有五个主要表现，即农业有很大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用多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他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六项措施。
刘少奇在插话和作会议结论时指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刘少奇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统一认识。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会后，中央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根据大家的提议，决定由陈云同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经过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趋于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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