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颤抖着将银行对账单递到公公面前。
二十三年，我们全家为偿还公公投资失败的巨额债务，节衣缩食，历经艰辛。
每一分钱都浸透着汗水与泪水，每一个夜晚都伴随着焦虑与不安。
然而，就在我以为一切终于结束，准备注销那张承载着无数苦难记忆的银行卡时，银行工作人员的一句话让我瞬间懵了。
那是1995年的初冬，我和赵建平结婚刚满三年。
我们是中专同学，毕业后他进了市里的纺织厂当技术员，我考进了区卫生局做财务。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每月五百出头，在那个时候日子还算过得去。
那天我下班比平时晚了些，走到家属院楼下时，天已经擦黑。远远看见单元门口停着那辆熟悉的二八自行车，车把手上挂着的菜篮子还没取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公公赵大山平时这个点应该刚看完报纸准备做饭，怎么车还停在楼下？
爬上四楼，家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压抑的说话声。我推门进去，客厅的日光灯惨白地亮着，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没有血色。
公公坐在那张老式弹簧沙发里，背佝偻着。婆婆李秀英挨着他坐，手里攥着条手绢。赵建平站在窗前，背影僵硬。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把包挂在门后，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常些。
赵建平转过身，我看到他眼睛里有血丝。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公公抬起头。六十岁的人，这会儿看着像七十。他嘴唇哆嗦了几下，才说：“小静啊……爸对不住你们。”
李秀英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用那块已经湿透的手绢捂住脸，肩膀开始颤抖。
我走到赵建平身边，轻声问：“出什么事了？”
赵建平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冰凉。
“爸的建材店，”他声音发哑，“垮了。”
我心里一紧，但还抱着点侥幸：“亏了多少？咱们一起想办法。”
公公伸出右手，比了个“八”，又比了个“四”，最后伸出七根手指。他的手指在颤抖。
“八……八百四十七万。”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瘫进沙发里。
我腿一软，赵建平赶紧扶住我。八百四十七万。1995年。我们住的这套单位分房，买断产权才花了四万二。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李秀英压抑的抽泣声。
“爸，”我缓过气来，坐到他们对面的小板凳上，“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赵大山双手搓了把脸，开始讲。
三年前，他从纺织厂提前退休，用全部积蓄加上借的五万块钱，在城郊租了个铺面做建材生意。头一年还行，赚了点钱。第二年，他听人说南方有种新型防水材料很抢手，就把赚的钱全投进去，还找信用社贷了款，又向老同事、亲戚们借了一圈。
“我想着，做大了，建平就不用那么辛苦。”公公看着儿子，眼圈红了。
货进来后，销路却没打开。那些新型材料价格高，本地施工队不愿用。货压了大半年，资金转不动了。今年开春，他又听信一个南方来的推销员，进了批所谓的“环保涂料”，结果全是伪劣产品，被工商查封罚款。
“仓库租金、货款、利息……像雪球一样滚。”赵大山声音越来越低，“上个月，信用社最后通牒到了。再不还钱，就要起诉。”
“起诉会怎么样？”我问。
“建平是担保人。”李秀英终于开口，哭腔很重，“所有借款合同上，都是建平签的字。”
我猛地看向丈夫。赵建平避开我的目光，喉结滚动。
“爸当时说，他年纪大了，信用社不给贷。”赵建平声音干涩，“让我帮忙签个字，说很快就能还上。我没想到……”
“现在总共欠多少？”我强迫自己冷静。
“信用社四百二十万，私人借款四百二十七万。”赵大山报出数字，“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和老家的宅子卖了，能凑一百三十万左右。还差……七百多万。”
七百多万。我和赵建平每月工资五百，一年六千。不吃不喝要干一千一百年。
“那些借私人的钱，有几个已经找上门了。”李秀英擦着眼泪，“昨天来了两个人，说再不还钱，就让建平‘不好看’。”
我后背发凉，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腹。我怀孕四个月了，本来想今晚吃饭时告诉大家的。
“爸，您打算怎么办？”赵建平问。
赵大山沉默了很久很久。老式挂钟在墙上滴答走，每一声都敲在人心上。
然后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我和赵建平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爸求你们，帮爸把这债扛过去。”他额头抵着水泥地，声音闷闷的。
我和赵建平都慌了，赶紧去拉他。
“爸您起来！有话好好说！”赵建平使劲搀他。
“爸不起来。”赵大山跪得很死，“建平，小静，爸知道这要求不要脸。可那些要债的说了，要是我不还钱，他们就找你们。你们年轻，日子还长，不能毁了啊。”
“什么叫找我们？”我声音发紧。
“借款合同上是建平的名字，法律上，他就是债务人。”赵大山抬起头，老泪纵横，“他们说，要告到法院，冻结工资，上老赖名单。建平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还有人说……要让他缺条胳膊少条腿。”
我眼前发黑，扶住桌角才站稳。
赵建平脸色惨白如纸，嘴唇抖得说不出话。
我把赵建平拉进卧室，关上门。
“你当时签字，怎么不跟我说？”我压着声音问。
“爸说就周转两个月，我想着很快能还上……”赵建平抱着头蹲在地上，“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我在床沿坐下，手放在肚子上。孩子好像动了一下，很轻微。
“如果不还，你这辈子就完了。”我说，“上了失信名单，以后连火车都坐不了。工作肯定丢，还可能真被人……”
我说不下去了。
“可八百多万，怎么还？”赵建平抬起头，眼睛通红，“把咱们卖了也还不上。”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打开抽屉，拿出纸和笔。
“房子卖了能有一百三十万。剩下七百一十七万。”我在纸上算，“如果我们每月还两千五，一年三万。要还……二百三十九年。”
赵建平苦笑一声：“咱俩能活那么久吗？”
“所以得想办法多挣。”我把笔放下，“建平，这债现在不只是爸的，也是咱们的。你要是真上了黑名单，孩子以后上学、工作都受影响。”
赵建平看着我，突然抱住我的腰，把头埋在我身上。我感觉到他在哭。
“小静，我对不起你。”他声音闷闷的，“你还怀着孩子……”
我摸摸他的头发，眼泪也掉下来。哭了几分钟，我抹掉眼泪。
“起来，咱们出去跟爸妈说。”
客厅里，赵大山还跪着，李秀英在旁边拉他。看到我们出来，他们都看过来。
“爸，您起来。”我说，“这债，我们一起还。”
赵大山愣愣地看着我，没动。
“起来吧，爸。”赵建平走过去把他扶起来，“小静说得对，咱们是一家人。”
李秀英又哭了，这次是捂着嘴哭出声的。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坐到深夜。一笔一笔算账，一家一家列债主名单。最后决定，第二天先去卖房，然后去见债主。
睡觉前，我告诉赵建平我怀孕了。他愣了好久，然后抱着我，抱得很紧。我们都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孩子来得不是时候。
可孩子已经来了。
第二天，赵大山和老伴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卖房。我和赵建平请假，骑着自行车去找债主。
最大的是城西信用社，负责信贷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周。听说我们来意，他直摇头。
“赵师傅，不是我们不通融。”周主任翻着账本，“你这笔贷款已经逾期三个月了。按规定，我们必须走法律程序。”
“周主任，您再给点时间。”赵建平低声下气，“我们一定还，只是需要时间。”
“多久？”
我和赵建平对视一眼。我说：“三十年。我们分三十年还清。”
周主任笑了，是那种无奈的笑：“三十年？小姑娘，你知道三十年多长吗？到时候我都不一定在这儿干了。再说，三十年利息滚下来，你知道是多少吗？”
他按了计算器，推过来给我们看。数字长得我眼睛花。
最后磨了一下午，周主任勉强同意：“这样吧，你们先还五十万，剩下的重新签合同，分期十五年还。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让步了。”
五十万。我们现在全身家当加起来不到五万。
其他私人债主更难缠。有个姓吴的，以前和赵大山一个车间，借了三十万。现在带着两个年轻小伙子来见我们。
“赵师傅，我这钱也是借的。”吴师傅抽着烟，“我儿子要结婚，等着买房。你们不能让我难做。”
“吴叔，我们一定还，您放心。”赵建平给他倒茶。
“放心？我怎么放心？”吴师傅拍桌子，“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赵建平，我告诉你，月底前要是见不到钱，别怪我不讲情面！”
他带来的一个小伙子踢翻了凳子。
我护住肚子，赵建平挡在我前面。
好说歹说，吴师傅同意宽限三个月，但每个月要加百分之五的利息。
那一天，我们见了六家债主。回到家时，天又黑了。赵建平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半天不说话。
“后悔吗？”我问他。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后悔当初签字。但不后悔跟你一起扛。”
房子很快卖了，因为急着出手，只卖了一百二十五万。老家的宅子卖了八万。一共一百三十三万，全部取出来，一摞一摞码在桌子上。
我们按照紧急程度，先还了威胁最大的三家私人债主，一共六十万。剩下的七十三万，全部还给了信用社。
周主任看着那包钱，叹了口气：“剩下的三百四十七万，重新签合同吧。”
新合同签了十五年，每年还三十三万，加上利息。
那天晚上，我又算账。一年三十三万，一个月两万七千五。我和赵建平工资加起来五百，差了两万七千块。
“我得找活干。”我说。
“你怀孕了。”赵建平反对。
“那你有办法吗？”我看着他。
他沉默了。
第二天，我开始找工作。卫生局的工作不能丢，那是稳定的收入。我打听到医院晚上需要护工，就去报名。怀孕四个月，护士长看了我半天。
“你能行吗？”
“能。”我说。
于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十点，我去医院做护工，照顾不能自理的病人。一个月能挣四百。
周末，我去批发市场进些袜子、手套，在街边摆摊。一天能挣二三十块。
赵建平也开始找兼职。他技术好，有工厂需要临时维修工，他就去。后来还学会了开货车，帮人拉货。
我们租了个地下室，每月租金八十。房间很小，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白天也要开灯。赵大山和李秀英租了间更小的平房，在城东。
怀孕七个月时，我还在医院做护工。那天晚上，给一个老太太擦身子时，我突然头晕，扶住床沿才没摔倒。
护士让我休息，我说没事。第二天去产检，医生说我贫血严重，胎儿偏小。
“必须休息，加强营养。”医生严肃地说。
我点点头，走出医院就去买了猪肝。便宜，补血。
孩子出生在第二年夏天。是个男孩，五斤二两，瘦瘦小小的。我给他取名赵希，希望的希。
在医院住了两天，我就出院了。生孩子花了八百多，是我们两个月的饭钱。
月子坐了半个月，我又开始工作。这次找了家小饭馆，晚上去端盘子。孩子让李秀英带，她身体也不好，但有她看着，我放心些。
赵大山在建筑工地看材料，一个月三百。六十多岁的人，和年轻人一起住工棚。
第一年年底，我们全家凑在一起算账。我和赵建平工资加兼职，挣了两万一千块。赵大山挣了三千六。加起来两万四千六。
距离三十三万，还差二十八万五千四。
我回娘家借钱。我爸林国栋是小学教师，我妈王淑芬是家庭妇女。听了我的来意，他们很久没说话。
“小静，不是爸不帮你。”林国栋摘下眼镜擦了擦，“家里就三万块钱存款，是你妈的药钱。她高血压，天天得吃药。”
我知道。我妈的药瓶就放在桌上。
“爸，就借我两万。我写借条，一定还。”我跪下了。
我爸赶紧拉我起来，眼睛红了。最后，他们给了我两万五，说那五千是给外孙的。
我拿着钱回家，一路都在哭。
第一年的债，就这样勉强凑够了。还钱那天，赵大山看着那些钱，突然扇自己耳光。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赵建平拉住他，父子俩抱头痛哭。
第二年，赵建平的纺织厂效益下滑，工资发不出来，只能发百分之七十。我的兼职也受到影响，饭馆生意不好，老板裁人，我被辞了。
我又去找新活。这次是给服装厂剪线头，计件工资。一件五分钱，我一天能剪三百件，挣十五块。眼睛熬得通红。
赵希会说话了，第一句叫的是“奶奶”。因为他大部分时间跟着李秀英。
孩子两岁生日那天，我给他买了个小蛋糕，五块钱。他吃得很开心，糊了满脸。我看着，心里酸得厉害。
第三年，我晕倒在服装厂。送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胃溃疡和贫血，必须住院。
“我不住院。”我说。
“你不要命了？”医生很生气。
“要命，但要钱。”我实话实说。
医生摇摇头，开了最便宜的药。
第四年，李秀英心脏病犯了，住院要做手术。手术费六万。
“不做了。”李秀英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钱留给你们还债。”
“妈，您别说这话。”我握着她的手，“钱我们能挣，您得治病。”
我们又去求债主，请求延期还款。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同意的要加利息，不同意的天天打电话催。
赵建平换了工作，去了一家私营机械厂，工资高点，但更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回到家倒头就睡。
第五年，我们还清了信用社一百万的债务。拿到还款凭证时，我的手在抖。
“还剩六百四十七万。”我对赵建平说。
他点点头，眼里有了一点光。
第六年，赵希上幼儿园了。别的孩子都有新书包，他用的是我用旧布缝的。上学第一天，他指着同学的书包问我：“妈妈，我能有一个那样的吗？”
我说：“等妈妈有钱了，就给你买。”
第二天，我去商场，用攒了很久的五十块钱，给他买了个蓝色的新书包。他背着书包在屋里转圈，高兴得不得了。我转身抹眼泪。
第七年，赵大山在工地摔了一跤，骨折。住院花了三万多，又是借的钱。
第八年，赵建平的机械厂倒闭，他又失业了。这次找了两个月工作，没找到。他开始喝酒，喝醉了就哭。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他站在阳台边。我们家住在五楼。
我冲过去抱住他。
“放开我。”他说，“我活着就是拖累你们。”
“你死了，我一个人更还不完债。”我死死抓着他，“赵建平，你给我听着，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他哭了，我也哭了。哭完了，他答应我不再寻死。
第九年，赵建平开始摆摊卖早餐。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炸油条、煮豆浆。一个月能挣一千多。
第十年，我们还清了所有私人债务。只剩信用社的二百四十万了。
那天，我们全家在小屋里吃了顿火锅。买了点肉，很多白菜豆腐。赵希已经十岁了，懂事地给我们夹菜。
“爸，妈，你们辛苦了。”他说。
李秀英摸摸孙子的头，眼泪掉进碗里。
第十一年到第十五年，我们按部就班地还钱。赵建平的早餐摊做成了固定摊位，一个月能挣两三千。我也升了职，工资涨到八百。赵大山和李秀英在街边开了个修鞋铺，虽然挣得不多，但够生活。
第十五年，我们还清了信用社所有债务。拿到最后一张结清证明时，赵大山跪在信用社门口，磕了三个头。
工作人员拉他起来，他说：“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你们。”
回家的路上，我们五个人走得特别慢。赵希已经十五岁了，个子比赵建平还高。他搀着爷爷奶奶，我和赵建平走在后面。
“结束了。”赵建平说。
“嗯。”我应了一声。
但心里清楚，这只是信用社的债。还有这些年为了还债新借的钱，亲戚朋友的，林林总总还有八十多万。
不过比起八百四十七万，八十多万已经轻松多了。
第十六到第二十三年，我们还剩下的债。赵希上大学了，考上的是省城的理工大学。学费一年四千，我们咬牙供。
孩子懂事，暑假不回家，在省城打工挣生活费。他说：“爸妈，等我工作了，帮你们还债。”
我说：“不用，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第二十三年春天，我们还清了最后一笔债。欠我表哥的五万块钱，拖了整整十年。
还钱那天，表哥没收利息。他说：“小静，你们太不容易了。这钱就算我支持你们的。”
我硬塞给他两千块钱利息：“说好的事，不能变。”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又吃了顿火锅。这次买了羊肉、虾、好多菜。赵希也回来了，他已经工作三年，在省城当工程师。
赵大山七十八岁了，头发全白，耳朵有点背。李秀英七十六，腰弯得厉害。我和赵建平也都五十出头，头发花白。
二十三年前，我们是两对夫妻。现在，我们是祖孙三代。
“明天我去把那张卡销了。”我说的是用来还债的储蓄卡，用了二十三年。
赵建平点点头：“是该销了。”
第二天上午，我坐公交车去银行。卡里还剩三毛二分钱，我特意没取完，想着留个纪念。
柜台是个年轻姑娘，接过我的卡和身份证，在电脑上操作。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表情有点奇怪。
“阿姨，您确定要销户吗？”
“确定。”我说，“这卡不用了。”
“可是……”她迟疑了一下，“这卡名下有一笔定期存款，还没到期。”
我愣了一下：“定期？我没存过定期啊。”
“有的，显示是1996年4月存入的。”姑娘看着屏幕。
1996年4月。那是我们还债的第二年，最艰难的时候。我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存定期？
“是不是搞错了？”我问。
姑娘摇摇头：“没错，户名是您，林静。身份证号也对。”
我心跳突然加快：“多少钱？”
姑娘敲了几下键盘，看着屏幕，停顿了几秒钟。
“一千六百五十万。存期二十五年。”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多少？”
“一千六百五十万。”姑娘重复了一遍，“1996年4月18日存入，二十五年定期，今年4月到期。”
我扶着柜台，才没摔倒。
“您没事吧？”姑娘关切地问。
“没、没事。”我声音发颤，“能……能给我打份对账单吗？”
“可以。”
打印机嗡嗡响着，吐出一张纸。姑娘递给我。我接过来，手抖得厉害。
白纸黑字：
户名：林静
账号：××××××××××
存款类型：整存整取定期储蓄
存入日期：1996年4月18日
存入金额：16，500，000.00元
存期：25年
到期日期：2021年4月18日
利率：×××
我的眼睛花了又花，看了三遍，才确定没看错。
一千六百五十万。1996年。
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地下室，为了一百块钱发愁。赵希刚出生，连奶粉都买不起。
我用尽全身力气才站稳，收起对账单，对姑娘说：“今天先不销户了。谢谢。”
走出银行，阳光刺眼。我站在街边，看着车来车往，感觉整个世界都不真实。
二十三年的辛苦，二十三年的挣扎。每一个馒头分两顿吃，每一次生病不敢去医院，每一次孩子要东西时的愧疚。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打车回家，手一直抖。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好几眼，大概以为我犯了什么病。
到家时，赵建平正在厨房做饭。听到开门声，他探头出来：“回来了？卡销了？”
我没说话，走到客厅，把对账单拍在桌上。
赵建平擦着手走过来：“怎么了？银行不给销？”
“你看。”我指着那张纸。
他拿起对账单，看了几秒钟，脸色变了。又仔细看，眼睛越瞪越大。
“这……这是什么？”他声音发颤。
“我的卡，”我一字一句地说，“1996年，存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定期。”
赵建平呆住了，像被人打了一棍子。对账单从他手里飘落到地上。
“不可能……”他喃喃道，“1996年，我们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
“所以，”我转身朝赵大山的房间走，“我得问问咱爸。”
赵大山和李秀英住在我们隔壁楼，也是租的房子。我敲门时，李秀英开的门。
“小静啊，进来坐。吃饭了吗？”
“妈，爸呢？”我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害怕。
“在阳台浇花呢。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没回答，直接走向阳台。赵大山正拿着个小喷壶，给他那几盆蔫蔫的月季浇水。看到我，他笑起来：“小静来了。”
我把对账单递到他面前。
“爸，您看看这个。”
赵大山放下喷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对账单。他老花眼，拿远了些看。
看了几秒钟，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手开始抖，对账单簌簌作响。
“这……这是……”
“1996年4月18日，用我的名字，存了一千六百五十万。”我看着他的眼睛，“爸，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赵大山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向后踉跄了一步，扶住阳台栏杆才站稳。李秀英走过来：“怎么了老头子？什么东西？”
赵大山把对账单给她。李秀英看了，眼睛瞪大，捂住嘴。
“这……这钱……”她看着丈夫，“你不是说……”
“说什么？”我追问。
赵大山慢慢走到屋里，在旧沙发上坐下。他双手捂着脸，很久没说话。
赵建平也赶过来了，站在门口，脸色铁青。
“爸，”赵建平的声音很冷，“您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二十三年，我们过得什么日子，您都看在眼里。现在您告诉我，小静名下有一千六百五十万？那我们这二十三年，到底在还什么？”
赵大山放下手，眼睛通红。他看着我们，看了很久，然后缓缓站起身，走向卧室。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出来，很旧，边角都磨白了。
“这个，”他把信封递给我，“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打开，里面是一沓文件。最上面是几张泛黄的纸，手写的，字迹工整。
我抽出那几张纸，赵建平凑过来一起看。
我的目光落在第一页上，仔细阅读着上面的内容。
当我看清上面的内容时，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
手里的文件差点掉在地上。
我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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