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难余生：接受这份命运，如同大地接受寒冬|喜马拉雅|大牛|山难余生|探险家|羌塘|藏羚羊

这不止是一个探险者在山难幸存后的故事，更是关于一个人如何领受命运，尤其是人生刚走向开阔光明之时，便砸下来的命运。

不算，不数，也不憎恶，全然担负着它，直到超越性那一刻的到来，人生因此可能不择处境而重现生机。

在广西的东南部，有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名叫南流江。南流江，向南流，汇入南海前，像手掌般分开，形成巨大的冲积平原。男孩的家就在岸上住，海拔为零，平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山。

这个男孩总是很好奇，家门口这条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他常常一个人沿着河岸走啊走，不停向上游追溯。

河岸靠水的一边，长着成片的红树林；另一边，是农田和被大毛竹林围起的民居。他穿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庄，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走到天黑才不得不折返。

当然，他从来没有走到过源头，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条河有287公里。只是一次又一次出发，就像「英雄般远征」。

山难

男孩名叫刘炎林，朋友们都喊他大牛。他在广西北部湾古老的合浦县，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父母一边打渔一边种田。

1999年，大牛以广西省高考第二名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那年秋天，在宿舍所在的楼道宣传栏，他偶然看到一张用A4纸打印的黑白雪山照片，那是在北大学生社团「山鹰社」八月登顶克孜色勒峰的攀登简报，一种未意识到的热情猛然被点燃，「世界一下子开阔了」。

彼时的山鹰社已成立了十年，在国内高校声名赫赫，它缘起自中国现代冰川研究的先行者崔之久教授。1989年，他在关于北极的一次讲座中提到，自己一直希望在青年中提倡一种探险精神，将人类亘古的探险本能与严谨的科学求证精神相结合。

大牛加入了山鹰社，那时，他常以「山鹰风骨」自诩，虽然这种风骨到底是什么，现在也说不清。或许是不怕苦、不怕脏，或许是敢于想象和远征，或许是社团工作有献身精神——但就是有那么一种情绪，令人绕着登山转，全身心琢磨，不谈恋爱，总是随地坐，「有点苦行僧原教旨主义的氛围，大家以为这样才是登山者的形象」。

2002年8月7日，在攀登西藏海拔7292米的希夏邦玛西峰时，山鹰社5名队员不幸罹难，他们是同去的15名队员中技术最优秀的，作为A组担负修路和冲顶任务时，在6700米至6800米处突遇大规模雪崩。队长大牛在C组，担任后勤保障，负责运输建营物资及食物。消息传来，他赶到A组所在的C3营地，B组的队友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A组全完了」。

山难震惊全国。当时北大自行车协会的同学们正从成都骑往大理，队伍里就有山鹰社遇难队员的室友，出发前，他们还互相祝愿过「顺利回来」。到昆明听闻噩耗后，大家都很震撼，在昆明的公交车上，当地市民一听到他们是北大的，纷纷要拉上他们讨论。

从事发后的8月到第二年4月，山鹰社开了各种总结会，分析山难原因，立下各种新规，并根据历年经验出版了《山鹰社登山手册》。从这一年开始，高校登山队要求配备登山向导。

尽管头一年出现过那样的灾难，大牛的父亲还是同意儿子继续登山。对于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来说，风险有如家常便饭，父亲在海上所经历的险情，「比登山多得多」。

2003年，山鹰社选择的是海拔6178米的昆仑山玉珠峰，回到山鹰起飞第一站。在玉珠峰的攀登中，大牛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虽然登顶时，因劳累和悲伤，他一直呕吐，但这是他「自私」的愿望，希望能对自己和遇难的队友说：「这次我把兄弟们带上来了，没有落在最后」。头一年，当山难在C3营地之上发生时，他是一个人留在了C1营地。

队友们知道，尽管「非常非常伤心，但这种伤心跟遇难队友的父母比起来不算什么」，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想尽己所能，弥补遇难队友的家人，他们决定每年前去探望。关于登山，大牛其实从未与母亲深聊过，觉得「聊不通」，但每次回家说起要去山西，去山东，去东北，去福建，母亲都说「好，应该去」，她觉得有些事就是做人应该去做的。每回去探望，大牛都被队友的亲人照顾得特别好——「他们实在只是把我当孩子啊。只不过这些年来，我去得太少了，也不敢多去」，他怕去一次又把亲人心里的伤口揭开一次。

后来，队友们提议在西峰立碑。2008年9月，大牛正好在拉萨，于是和两位朋友去了趟希夏邦玛，在营地附近的小平台上建了玛尼堆，固定了雕刻五位队员头像的铭牌。在玛尼堆边，他挂上五条经幡，在每块铭牌上挂上一条哈达，再用小石头围个小火塘，点上香柏枝，在每块铭牌前倒上酒，撒上风马。

一年后，老队员重返希夏邦玛，发现玛尼堆和铭牌都已无踪影。2012年9月，大牛又在拉萨定做了一块大理石碑，刻好碑文，一路拉到希夏邦玛大本营。他像平时负重登山那样，背石碑上山，数步一歇，背到大本营东北的小山上安置。那一刻，希夏邦玛西峰隐约出现在远处的云雾里，他想起当年的队歌《喜马拉雅》：

我来自喜马拉雅，

拥抱着布达拉。

我来自雪山脚下，

生长在美丽的拉萨。

酥油藏粑把我养大，

雅鲁江水洗清我的长发，

亲人为我戴上洁白的哈达，

嘱咐我别忘了回到拉萨。

跋山涉水离开了家，

为了梦里那朵盛开的花，

妈妈为我牵来了骏马，

为了理想去走遍天涯。

我会回到喜马拉雅，

会回到雪山的家，

那时的雪早已融化，

感谢你生我养我的拉萨。

摆烂

在2009年重返希夏邦玛前的祭山仪式中，队友李兰哭了，她说在诵经声中，好像看见遇难的队友们一个一个走了过来，穿的还是当年的队服，那些衣服已经很旧了，因为很多年了，脸也晒得很黑。李兰问他们：「你们能原谅我们吗？」

这是纪念希夏邦玛山难的纪录片《巅峰记忆》中的场景，山难二十四年后，再谈起这一幕，坐在正午人声鼎沸的北大二食堂里，大牛哽咽了下：「山是我选的」。

对于登山本身，尚可非常具体地复盘，或总结教训，或积累经验......但从更大更内里的生命状态来说，当时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似乎还不知如何去理解，除了愧疚。

愧疚，世界上灾难的幸存者仿佛都会陷入这同一种执着：反复思考如果当时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结果是否会不同。还有，为什么活着的是我？

大牛反复用「麻」来形容他当时的状态，对很多事没了反应。从事发后，在大本营等待西藏登山协会援助的过程中，「整个人就是麻的，吃饭睡觉，吃饭睡觉。」这种麻木持续了很长时间，只记得那段日子好多人请过他吃饭，找他聊天，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大家是在有意识地这么做」。

心理学将这种「情感麻木」理解为人在遭受极端创伤后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防止剧烈的痛苦、恐惧或绝望情绪导致心理崩溃。

世界上首位登顶14座8000米山峰的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在1984年的一次访谈中，将这种麻木描述得十分具体，在一次登山探险中，他亲眼目睹弟弟坠崖。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也不去想，麻木不仁地消耗着时间。那时我赤着脚，试图让自己感受到一点疼痛，但那双肿胀的脚，好像非常不愿回到自己的鞋子里去。我摇摇欲坠地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活着。」

从2003年到2009年间，大牛好多时间花在了无所事事和颓废上，感到什么都没意思，也没意义，大学还挂了两科，「觉得自己不太配活得人模狗样，活得差一点，心里还舒服一点」。

在山难四年之后，他才第一次梦见他们。他清楚地记得那是2006年的10月4日。鲜艳的冲锋服，高高的登山包，推到额前的雪镜，黝黑的面孔，洁白的牙齿：「我们从西边的冰川下来的。」梦里是怎样一种欣喜若狂啊，醒来涕泪横流，泣不成声。逝者入梦，也过了太久了，后来，他再也没有梦见过他们。

他从来没有假设过，如果没发生这件事，人生会不会不太一样，「人得认」。而且自己「其实是被保护了的」。2003年，北大的吕植教授为他争取了保研名额，他被破格录取到野生动物研究专业。「其实我的成绩是不够格的，但当时吕老师正想找一个能到高原研究野生动物的学生，而我又想找个能在高原跑的工作，吕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

大牛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读了八年，这八年里那种「宕机」的状态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啥事也不想干，开始看电影、看书、打篮球，有事打电话也不回，一两个月都不回，在老师看来，就这样消失了。」有时候，这个状态会短暂消失，他就打起精神主动去找老师，跟老师道歉。老师会跟他商量一个新计划，他就会从那种颓丧状态中出来一阵。可是，再过段时间，又会「熄火」摆烂，如此反复。

有一次，他在宿舍颓了很长时间才去找吕老师，吕老师恨铁不成钢：「就是把你卖了，也没你师妹值钱」。大牛自嘲要按体重，他是师妹的两倍还多。那次，他第一回在吕老师面前「哭了鼻子」，后来他在教师节卡片上给吕老师写了一句：「感谢无条件的爱」。吕老师接住了他，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虽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掉下去。

希夏邦玛山难后，全国掀起过很多激烈的讨论，连中学里都会围绕相关话题举行辩论赛。有一个始终都绕不过的问题：为什么要登山？

大牛很少说起「登山的意义」，特别是事故之后，听到大家还在讨论意义，他更是「故意不说」。直到2010年，在《巅峰记忆》的首映后，妻子海狸写了一篇名为《山高水长》的影评，大牛说，海狸说出了他一直想说，却未能说的话：

我们年轻时都有一个梦。梦想着看一看西藏的雄鹰，摘一朵高原的格桑花；梦想着登上雪山之巅，行至大陆尽头；梦想着自由飞翔，无畏行走。我们有时以为，靠着一颗年轻的心，带着不知疲倦的双脚。我们无所不能，无远弗届。我们有时又觉得，这梦想如此自然，自然到压根没把它看做梦想，实现它更是理所应当。

很多年后，大牛跟父亲深聊起这些时，父亲说，「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有机会，我也去」。

重启

大牛是在2009年5月的一次户外穿越活动中认识的海狸。其实，他们之间有一些时空交集，海狸所在的自行车协会和大牛所在的山鹰社，都在北大一体训练，只是一个在一三五，一个在周二和周四，他们之间还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

那年6月初，海狸和朋友开着一辆捷达从北京出发，沿新藏线进藏，从青藏线出来。从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她和大牛便一直短信联系，分享「祁连山的落日，昆仑山的大雪，羊卓雍错的湖水」。

大牛也正从北京出发，前往羌塘做藏野驴调查。6月20日早上，他们在格尔木重逢，相伴相随，滔滔不绝地聊了28个小时。「当时我在读Pacific High，一本讲述从墨西哥到阿拉斯加太平洋海岸山脉的探险游记。我喜爱这种书籍，很想翻译成中文。她说，你翻译的话，我可以帮你润色啊，她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中文很好。」他们还聊到了《哈尔罗杰历险记》，这是海狸童年最喜爱的一套书，少年大牛沿着大河溯源「探险」时，她也正如痴如醉地在这套书里冒险.......两人一直谈到21日上午，之后海狸离开了格尔木，大牛继续前往羌塘，做了两个月的野外调查。

这两个月里，一有空闲，大牛便把野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写成信件，到县城便投递给海狸。有在邮局门口写的，有在藏民家，办公室门口，招待所，小湖边，茶馆里，大街上，草地上，医生家，小桥上......两个月手写了28万字。

这些信后来被集结成册出版，书名叫《发自荒野的情书》，里面几乎没有「酸话」，「只删掉了一点直白的真情流露」，多是大牛在羌塘调查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荒野在空间上将我们隔开，而书信将心灵相连，我们共享着对荒野的喜爱。」

2011年6月20日，大牛博士毕业，也是格尔木重逢之后两周年，他们结婚了。领证前一晚，大牛在山鹰社岩壁顶上向海狸求婚。用帐篷杆撑起吊锅，拿登山绳缠绕椅子，玫瑰插在登山鞋里，再用头灯照明。在博雅塔的衬托下，攀岩队长拉了一曲生疏的小提琴，自行车协会的老朋友弹起自己作词作曲的会歌。「我们已经决定第二天去领证了，求婚并没有悬念。我还是很喜欢她非常喜欢这次求婚。」

结婚第二天，大牛就飞往三江源开展工作。直到这个时候，他觉得才算真正重启，「不是在自己过生活了」。

海狸理解这种转变：「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去摆烂也不影响别人，但如果有了工作，有了家庭，就有了来自社会的、秩序的，家庭责任的约束，加上各种各样的期限，这些都会拽着你，你就不得不启动起来，去完成。启动过程本身，就避免了那样一种摆烂的状态。」

大牛频频点头，他说，就是这样一种「嵌合」，让自己的生活真正运转起来了。也就是这一年，他不再「赖」在山鹰社了，突然觉得「自己是过去式了」。或许这么些年，一直是过去的那个自己在参与着。

数动物

间歇性「宕机」那八年，每次重启的窗口期，大牛基本都去干了同一件事——在高原上数动物，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2000年的夏天，他第一次跟随北大登山队踏上高原，在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桑丹康桑峰顶上，望见了云中的纳木错，还有广袤的羌塘。那时，他还不熟悉这个地理单元，更不会想到此后和这片大地的另一种缘分。

在藏语里，羌塘意为「北方高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囊括了西藏西北部，新疆南部和青海省西部，是世界上最年轻也最广阔的荒原，也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荒野和无人区，面积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加州，是法国与意大利面积的总和。

2005年，大牛第一次跟随乔治·夏勒博士做野外研究，调查藏羚羊。他是第一位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也是最早研究藏羚羊、提出藏羚羊保护问题的博物学家，后来也成为影响大牛最深的人之一。

藏羚羊年复一年的大迁徙，是羌塘最令人动容的景观。在亚洲，像这样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已所剩无几，在规模上仅次于蒙古东部草原的百万黄羊。留住这一奇观，无论对藏羚羊，还是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

不幸的是，藏羚羊优质的羊绒可织成沙图什披肩，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奉为时尚和尊贵的象征，它们因此遭受屠戮，数量急剧减少。织一块披肩需要大约3只藏羚羊的羊绒，粗略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20万只到30万只藏羚羊被猎杀。

问题迫在眉睫，须在各处对迁徙的藏羚羊种群加以保护，包括其冬季栖息地和最重要的产仔地，这是它们最集中也是抵抗力最弱的地方。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这两处还一无所知。夏勒博士一直在寻找并研究产仔地，这项工作持续了十七年。

大牛第一次加入夏勒博士的调查行动时，藏羚羊产仔地位置已基本摸清，但仍需在那里仔细观察，收集资料，帮助更好地保护种群。于是他们去了羌塘的西北部边缘，在西昆仑海拔4500米的无人区徒步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历尽艰辛。从当时夏勒博士记录的天气便可感知一二：

「6月10日至7月7日，包括繁殖季在内的28天里，有19天下雪或下冰雹。其余的日子里，有6天遭遇猛烈的沙尘暴。不过，还有3天天气十分宜人，天空湛蓝，棉花似的白云在微风中徐徐移动。」

调查结束后，他们递交了报告，介绍了产仔地及当地可能受到的威胁，更强调了羌塘西部种群，需西藏和新疆两地相互配合、共同保护，最终推动了2007年西昆仑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总面积近三万平方公里。

博物学是自然保护工作的基石，必须脚踏实去完成，提出问题，用心观察，聆听，记录，亲自走遍荒野。大量的客观资料，是唯一可靠的研究工具，夏勒认为从根本上讲，保护工作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他不会贸然解读各种数字、测量结果及统计资料的含义，但希望能广泛搜集零散的事实，从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和规律，从而勾勒出一个地方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架。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数动物」，以及做相关基础调查的基本逻辑之一。

2006年起，大牛在羌塘研究了四年藏野驴，他的调查工作主要在双湖特别区和尼玛县，那里平均海拔4700米，由一系列高原湖盆拼接而成：群山环绕着一个或多个咸水湖，像蜂巢里一个个拼接的六边形。如果走得足够长，足够远，会发现风景在不断重复自身，单调，空辽，荒凉。

时间也因空间的巨大而显得格外缓慢，一座看起来就在近旁的山丘，也许要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那时，大牛还不会开车，他的「慢性子」搭档布琼玛在广袤无际的荒原上，能把车开到时速10公里，而双湖一个县的面积就有11万平方公里，比一个浙江省还大。现在光是看到当时在野外调查时的照片，大牛都觉得「累得慌」。

数动物时，他一般坐在副驾驶，边走边记录。先找到动物；手持GPS打点记录位置；拿起望远镜；一只一只数；数完在本子上记下名称、数量、距离——如此反复，「一天到晚就没停过」。

在离开羌塘后的很多年里，时常浮现在大牛脑中的画面，不是色林错的波涛，嘎拉日的落日，也不是扎加藏布的水流，而是在茶馆里喝茶的场景。在没完没了的暴风雪和刺骨的寒风中，经过一整天的跋涉，人被冻麻了，「温暖火炉边的滚烫酥油茶才让人又重回人间」。

另一种探险

在羌塘，冬季和夏季的道路不同。夏天土地松软，容易陷车。而在冬天，路因为冻上了反而畅通，但因在夏季使用不多，雨催草长，往往不易辨认。每当没了道路可循时，大牛的搭档就会显得焦躁，担心陷车，不能在天黑前赶回，他理解这种心情，但更喜欢没有道路的区域。

总是好奇新的路上会出现什么，那座山的背后是什么，另一条路通往哪里。就像在打《文明》或《帝国时代》的游戏，渴望解锁地图，一片一片，点亮暗处。大牛说，如今人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每个位置在城市地图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但在野外，尚有探索的空间。更何况不走重复的路，对调查来说也是好的，这意味着人的干扰更少，能看到的动植物更多，也能覆盖更多区域。

对大牛来说，探险就是：前方始终有种不确定性，人需要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克服困难与恐惧去完成一个目标。现代科技的确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降低了个体能力：相机可以纤细入微地记录自然，但眼睛再也不能那么敏锐地捕捉重要细节了；GPS可以轻易地精确定位，精确到经纬度小数点后六位，精确到海拔的个位数，但不再能依靠星宿和沸点来确定位置和海拔了。

如果能像斯文·赫定那样的19世纪的探险家一样，在不依赖他人或太多机械设备的前提下，完成一个挑战，他就会感到自由，有成就感，「有种英雄主义在里面」。这种发挥能动性的过程，也是不断确认自身主体性的过程。或许，这也是当年他被登山吸引的原因之一。

每一次野外调查，他总能创造出一次探险。有一年，他和夏勒博士一行在昆仑山穿行，计划从柴达木南边的都兰县，一路向西，穿越到格尔木的野牛沟。当时三辆车一块走，但有时也会分开，变成一辆车在山里转。这段行程对大牛来说就充满了乐趣：

「它会有点刺激，因为本身有点风险，要把心悬着，不能犯错，否则时间或油一旦不够，就出不去了。于是需要做一系列判断：往左还是右，哪个沟能翻山，时间还剩多少，油耗能撑多久——情况还一直在变，比如路况，所以油耗程度等还不一样。我喜欢的部分可能就在这里，在一种不确定中就得使劲地算。中间如果还有风险，那我认了，我就这么干了。有点像在真实世界里，在一定前提下，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游戏。而且精打细算，客观上也能更省时间更省钱。」

比游戏更迷人的是，行走在苍茫大地上，身体和思绪都会在路上。大牛感慨，坐在车里游历山川，与蹲在地上抚摸草从，很不一样。山川之大，山川之美，给人震撼，然而最终感受不深。而暴露在草原之上，雨意欲来，风吹拂着你，夕照包围着你，一株一株的小草清晰可辨。这时，你会深深地感受到，你正在草原上，你正在草原中。

他还会在头脑中不断构建对所到之处的想象，先用一张地图「打底」，找到每个区域的自然地理边界：再去查阅那片区域的调查历史，想象着那些探险家和科学家，行走在同一片大地上的所思所感：一百年前，英国探险家蒙塔古·威尔比穿越羌塘时，看到两万多只藏羚羊一起，该是多么壮观的场景！难怪斯文·赫定疾驰在无人的旷野时，「所有的风景，似乎为我而在」的感慨会涌上心头.......

一点点走过这些闻名已久的地点，实际上就是身体力行给这张充满自然和历史想象的「地图」，再加上新图层的过程，不断累积对它的想象：雪豹在哪里，有多少，哪里多，哪里少，为什么这里多，那里少......慢慢就能勾勒得越来越清晰，并能以逻辑自洽的方式来描述它，解释它，「在自己的地图里来做旅行」。

大牛时常自问，斯文·赫定式的古典探险在当下还有什么意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了答案，但那种朴素的好奇却从未消失。有一次，夏勒博士对他说：「保护工作给探险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句话他很喜欢，也终于为少年时就涌起的那股热望，找到了另一个安放之处。

得其所

「大牛」这个绰号可能来源于他的大个子。大学时，他打篮球纯靠身体对抗，最喜欢身体素质极好的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在野外调查时，夏勒羡慕当时二十多岁的大牛「永远精力充沛，行走在野外格外活跃，不时冲上山脊，只为看看最高处的风景，横跨河谷去查看某个地洞，一路收集动物粪便和植物」。

2001年，20岁，大牛因感冒在川西高原得过一次肺水肿，「呼吸时听到肺里像烧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地响」。医生说没有器质性损伤，没伤害到肺，按理说不易复发，但后来断断续续复发了12次。如果救治不及时，比如没有吸氧、没有下到更低的海拔，高原肺水肿的死亡率可高达 50%。大牛笑称自己「久病成医」，摸索出了一套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不能着急，不能跟着别人的节奏，得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适应高原。

2014年10月末，33岁，他在青海挖掘捕捉棕熊的陷阱时，由于用力过猛，腰椎上有两块小骨头断了，医学术语叫「腰椎峡部裂」。这让他不太能搬抬重物，更要紧的是，不能打篮球了，医生建议他好好休养。但他总忍不住又去打篮球，「每次打完腰疼躺半天」。

2024年1月初，43岁，他在野外工作结束第二天就打了场篮球，「啪」的一声把膝关节前交叉韧带给崩断了。手术重建，反反复复做康复训练，直到2025年才敢重新上场，但在球场上成了「喜提0分，跑得慢吞吞的胖子」。

大牛实在羡慕夏勒博士，八十多岁时还在野外做调查。大牛记得他们第一次一起上高原的时候，72岁的夏勒跟24岁的自己背一样重的包，走得一样快。而夏勒在四十出头，就是大牛现在这个年龄时，「在野外走路比夏尔巴人还快」。

面对「来得太早」的身体限制，大牛只能自嘲，试着接受这个现实，与之共处。虽然他不想完全认输，「减十斤也许就能跑得更快，要不连两个娃娃都能跑过我。」

但身体的局限，也倒逼着他更符合客观规律地做事，而不是「只靠自己爬上爬下调查」。以往每次谈起调查，他总是提到「忐忑」二字，觉得自己在做的事简直是「小马拉大车」。

这辆「车」有多大呢？中国境内的雪豹调查从2008年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还不完全掌握雪豹到底有多少只。截至2018年，全国用红外相机调查过的区域占雪豹栖息地的不到2%，目前可能也就10%。

连雪豹这样被重点关注的「明星物种」尚且如此，遑论其他。2024年，中国收录的物种数已超过了六万八千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九百八十多种（类）。

这项工作如此艰难漫长，夏勒将动物保护比作「就像徒步穿越羌塘，要一步一步地走」，如今，他已跋涉了七十多年，仍在继续。

《时代》周刊曾将夏勒评为全球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难掩内心有过的失败感：「我没有任何建树，没有建立保护机构，没有在大学开设专业课招纳学子，也没有就我的研究领域写过综合概述。我没有提出过重要的独到见解，没什么观点足以让同行称赞，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全新的理念和思想」。

大牛十分理解这种失败感，他也有过类似的挫败。他记得吕植老师曾说过，在前苏联，许多生物学博士一辈子就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监测某个物种，留下了长时序的动物种群资料。这些资料无疑是宝贵的，然而这些生物学博士们的人生呢？「我同样处在类似的矛盾之中」。

海狸觉得大牛是「那种比较傻的人」，但也因为「傻」，能一直干一件事，日积月累下来，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是靠谱的，是可以信任的。「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不是说站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或者有了很多资源。而是说，你是什么样，就在自己合适的位置，才能得其所」。

2025年，吕植老师的学生们回去给她庆祝生日，聚会上大牛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我不是做研究的，我也不是做保护的，我是一名调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