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赌王何鸿燊的葬礼像一场漫长又华丽的台风，过境之后，港岛的空气里还残留着躁动与不安。
大房的女儿何超贤在这场风暴里，像一片被卷到半空的枯叶，输得干干净净。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被这阵风吹得无影无踪时，她却回到了母亲黎婉华那栋尘封多年的旧宅里。
没人知道，那栋房子里，一件母亲留下的遗物，正安静地等待着，准备掀起另一场，只属于她一个人的风暴...
港岛的六月，粘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何鸿燊的告别仪式上，闪光灯织成了一张比任何蛛网都要密实的白色大网。
何超贤站在人群的边缘，像个不太合群的远房亲戚。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套裙，是特意飞回香港置办的，但穿在她这个常年摆弄油彩和雕塑的艺术家身上，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别扭。
她看着站在最前面的二房长女，何超琼。
何超琼的黑，是另一种黑。那是一种融进骨头里的，权力与威严的颜色。她站得笔直，下巴微微扬起，像一尊精心雕琢过的黑曜石像。
面对着成百上千的镜头，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仿佛这场世纪葬礼，不过是她商业版图里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剪彩。
何超贤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水晶棺椁上。
父亲躺在那里，一个时代的符号就这么被装进了一个华丽的盒子里。
她感觉不到太多悲伤，更多的是一种荒谬。这个男人，给了她生命，也给了她一生的尴尬。
仪式结束，人群散去，真正的“家宴”才刚刚开始。
何家的浅水湾大宅，灯火通明，冷气开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
长长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银质的餐具反射着冰冷的光。
各房的人按照一种看不见的秩序依次坐下，空气里弥漫着香水、雪茄和心照不宣的算计味道。
何超贤的妹妹何超雄坐在她旁边，局促地摆弄着餐巾。
何超雄体型稍胖，性子也比姐姐更直白些。她低声凑过来，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
“姐姐，你看到了吗？他们那个样子，好像爸爸留下的不是家产，是等着他们瓜分的战利品。”
何超賢没说话，只是用叉子轻轻拨弄着盘子里那块没动过的鹅肝。
酒过三巡，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的律师站了起来，他是家族信托的负责人。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宣读一份份文件的摘要。
他说到了二房的基金，三房的股份，四房的物业，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精准的尺子，丈量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分割版图。
终于，律师提到了“黎婉华信托基金”。
“关于黎婉华女士生前设立的信托基金，将继续由目前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管理，确保其资产的稳健增值……”
“等一下。”
一个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地打断了他。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住一样，齐刷刷地投向了声音的来源——何超贤。
她放下了手里的叉子，叉子碰到瓷盘，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我想知道，这个信托基金目前的具体资产明细，以及过去十年的派息记录。作为受益人，我们有权知道这些。”她看着那个律师，也看着坐在主位上的何超琼。
空气瞬间凝固了。
何超琼端起红酒杯，轻轻晃了晃，深红色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她甚至没有直接回答何超贤，而是对着那个律师，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张律师，看来我姐姐对公司的财务运作很感兴趣。不过，这些专业问题，还是等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吧。今天，是家宴。”
“家宴”两个字，被她咬得特别重。像是在提醒何超贤，你，只是一个回来吃饭的家人，不是来开会的董事。
律师立刻会意，低下头说：“是的，何小姐。相关文件，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给各位受益人。”
“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何超雄忍不住插嘴，声音有些大，“我们要求了很多次了，你们总说明天，明天是哪天？”
何超琼终于把目光转向了她们姐妹。那目光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妹妹，公司有公司的规矩。爸爸刚走，我们应该让他老人家走得安心。这些事情，不要急。”
她的声音很柔和，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冰凉的石子，砸在何超贤和何超雄的心上。
何超贤知道，所谓的“规矩”，就是她们的规矩。
所谓的“安心”，就是要她们姐妹闭嘴。她争的，早就不只是钱了。
那是母亲黎婉华，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澳门第一美人，在病榻上耗尽最后心血为她们留下的一点念想，一点尊严。
如今，这点念想，也要被人家当作零钱一样随意处置了。
她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
“既然这里不是谈正事的地方，那我先告辞了。”
她没有再看任何人，转身离开了那个金碧辉煌却寒气逼人的餐厅。背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和何超琼那道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目光。
状纸递上去的那天，香港下了一场暴雨。
何超贤坐在律师事务所的会客室里，窗外的雨水像瀑布一样冲刷着玻璃，把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搅得一片模糊。
她的律师，一个姓黄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地把最后一份文件推到她面前。
“何小姐，你想清楚了。这官司一旦开打，就没有回头路了。对方请的是全香港最顶级的律师团，我们……”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我清楚。”何超贤拿起笔，在签名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的笔迹，就像她画的素描线条，清晰而坚定。
她要告何超琼，告她和她管理下的信托委员会，要求他们完整公布母亲黎婉华信托基金的所有账目。
消息一出，整个港岛都炸了锅。
报纸的头版头条，用触目惊心的大标题渲染着这场豪门内斗。
《艺术家挑战商业女王，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大房最后的反击，是为尊严还是为贪婪？》。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何超琼那一边。
在公众眼里，何超琼是赌王最出色的女儿，是凭一己之力撑起半个商业帝国的女强人；而何超贤，只是一个常年旅居海外、不问世事的艺术家，这次突然跳出来争产，动机实在可疑。
开庭那天，何超贤独自一人走进法院。她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米色的风衣，脸上未施粉黛。相比之下，另一边的阵仗就庞大了许多。
何超琼在四五名保镖和律师的簇拥下走来，步履生风，神情自若，仿佛不是来打官司，而是来参加一场商业谈判。
法庭上的交锋，比何超贤想象的更加残酷。
对方的首席律师，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男人，用一口流利的粤语，不紧不慢地陈述着。
他拿出了一堆又一堆的文件、报表、公司章程，上面的数字和条款像天书一样，把何超贤和她的律师绕得头晕脑胀。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何超琼女士，作为信托委员会的主席，完全是按照信托协议和香港公司法在履行她的职责。每一笔款项的流动，都有据可查，并且是为了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这完全符合所有受益人的长远利益。”
轮到黄律师发言时，他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他提出的质疑，比如为何某项投资的回报率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为何管理费用高得惊人，都被对方律师用更复杂的专业术语和更多的文件给挡了回来。
“关于那笔南美矿业的投资，当时是基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至于管理费，如此庞大复杂的资产组合，需要顶级的团队进行管理，费用自然不菲。”
何超琼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姿态优雅。偶尔，她会和身边的律师低声交谈几句，脸上带着一丝专业的、不带情绪的微笑。
她的目光，有一次和何超贤在空中相遇。那目光里没有恨，也没有轻蔑，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平静，仿佛在说：你为什么要用你的爱好，来挑战我的专业？
何超贤感到一阵无力。她发现自己就像一个闯进了精密机房的门外汉，连那些机器是怎么运转的都看不懂，却妄图去修理它。
几次庭审下来，结果已经没有悬念。
宣判那天，法官用平板的语调念出了判决书：“……原告方证据不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所有诉讼费用，由原告方承担。”
何超贤坐在原告席上，脑子里嗡嗡作响。她输了，输得彻彻底底。
走出法院大门，记者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上。
“何小姐，你对判决结果有什么看法？”
“你会继续上诉吗？”
“有传闻说你因为这场官司已经破产，是真的吗？”
她被挤在中间，闪光灯刺得她睁不开眼。她一言不发，在律师的奋力保护下，好不容易才挤进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开动，她回头看了一眼法院门口。何超琼正被一群人簇拥着，微笑着对某个镜头说着什么。阳光照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像个胜利的女王。
何超贤知道，自己不仅输了官司，输了钱，更输掉了在那个家族里最后一点立足之地。她被彻底地“扫地出门”了。那些曾经还对她客客气气、叫她一声“大房姐姐”的弟弟妹妹们，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她在家族企业里挂着的那个闲职，也被一纸邮件通知解除了。
妹妹何超雄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姐姐，我们该怎么办？律师费怎么办？”
“我来想办法。”何超贤的声音异常平静。
挂了电话，她让司机改道，去一个她很多年没有回去过的地方。
澳门，主教山。
主教山上的那栋老宅，是母亲黎婉华生前最喜欢的地方。
何超贤付了车费，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站在斑驳的铁门前。铁门上了锁，上面爬满了枯黄的藤蔓。她费了很大劲，才用一把早已生锈的钥匙打开了门。
一股混合着霉味、灰尘和旧木头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
宅子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客厅的家具上盖着白布，像一个个沉默的幽灵。阳光透过布满污渍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几块斑驳的光斑，光斑里，有无数的尘埃在飞舞。
何超贤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盖着白布的沙发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她感觉自己像这栋房子一样，被遗弃了，被掏空了。官司的失败，媒体的嘲讽，家族的冷漠，像一把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割着她的神经。
她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做，到底是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尊严”，把自己搞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值得吗？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她站起身，开始动手打扫。她需要找点事情做，任何事都行，只要能让她的脑子和手不停下来。
她掀开白布，擦拭着每一件家具。她打开一间间尘封的房间，让空气流通进来。这栋房子里，处处都是母亲的影子。
梳妆台上，还放着母亲用过的香水瓶，里面的液体早已挥发干净，但凑近了闻，似乎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
衣柜里，挂着几件母亲当年的旗袍和洋装，款式是几十年前的了，但手工和料子，今天看来依然精致无比。
她找到了母亲的书房。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葡萄牙语的诗集和小说。她随手抽出一本，翻开，里面掉出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年轻时的母亲和父亲。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笑得明媚又羞涩，像一朵盛开的白山茶。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英俊潇洒，深情地凝望着她。
何超贤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母亲的脸。
那时候的母亲，不会想到自己后半生会是那般光景吧。车祸，重病，失忆，丧子之痛……命运把所有的不幸，都加诸在了这个女人身上。
她把房子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最后，只剩下母亲卧室里那个最珍贵的首饰盒没有动。
那是一个从葡萄牙定制的雕花首饰盒，用上好的花梨木制成，盒盖上雕刻着繁复的藤蔓和飞鸟图案。这是母亲的嫁妆，也是她最心爱的东西。
里面的珠宝首饰，早在母亲去世后就被清点登记，转入了信托，何超贤对此没什么兴趣。她只是想把它擦拭干净，当作一个念想。
她用柔软的布，仔细擦拭着盒子上的每一寸雕花。擦到盒子底部时，她的手指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那里的木板接缝，似乎有些松动。
她用指甲轻轻一撬，一块薄薄的木板竟然应声弹开，露出了一个扁平的夹层。
夹层里，放着一个用深蓝色丝绸包裹着的小方块。
何超贤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个丝绸包，入手感觉有些沉。她一层一层地解开包裹的丝绸，动作很慢，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沉睡的秘密。
丝绸散开，露出来的东西让她愣住了。
里面没有她想象中的稀世珠宝，而是一把看起来很古老的黄铜钥匙，钥匙的柄上刻着一个陌生的银行徽章。钥匙下面，压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信纸已经泛黄发脆。何超贤颤抖着手，将它展开。
信纸上的字迹是母亲熟悉的葡萄牙语，但内容却让她心头一震。那优雅的、略带颤抖的笔迹，仿佛带着母亲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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