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国家博物馆展出了一批新评选的一级文物。
展厅里没什么金银珠宝，更没有名人字画。
摆在玻璃柜里的，是几本看起来有些旧的笔记本，纸张泛黄，边角破损，装订也不怎么牢靠。
起初不少人都疑惑：这也能算文物？可往里一看，才发现不简单。
这些账本，记录的不是别人，是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开支。
而且，是他亲手签字确认、由贴身工作人员整理保管的。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账本里一项支出：房租，120元，按月算。
那会儿正是1960年代末，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还在“租房子住”？没错，就在中南海，那栋大家以为是“专属住宅”的地方。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南海，但他从不认为那是“自己的房子”。
他说：“我吃的是公家的，用的也是公家的，要是连住的地方都不花钱，那我跟地主老财还有什么区别？”
那时候他每月的工资是404.8元，不是最高的一级，而是行政三级。
其实1955年开始，国家就设立了行政级别工资制度，一级是592元，最底是45元。
工作人员都劝他拿一级工资，他却坚持只领三级。
理由很直接：“国家要发展，不该把钱花在我身上。”
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份稿费收入。
这个数字就有点惊人了：到了50年代中后期，稿费总额已经超过100万元。
别忘了，那会儿一户普通家庭一年能花个几百块就算宽裕了。
不过，这笔钱他基本没动过。
稿费直接上交中央会计室统一管理，只有在生活特别紧张的时候才取出一点点。
最多的一次，也不过几千块。
吴连登是那个时期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平时管吃穿用度，也负责记账。
他后来回忆：“大到买家具，小到一盒火柴，我都要记得清清楚楚。
这不是小气，是主席不愿意浪费。”
账本上有一笔支出特别有意思。1963年11月24日，“修小锅底，1.1元”。
再看1964年5月，“换凉鞋鞋底，5元”。
就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修小补，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有人说毛泽东节俭，那不是节俭，是一种近乎固执的自律。
他的睡衣上有七八十个补丁，毛巾也打了几十个。
他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是说说而已，是他真的照着做的。
1953年到1962年，他一次都没买过新鞋。
那会儿中南海里有个补鞋的老工人，十年间不知给他补了多少次。
他有一次笑着说：“这个鞋底都快成老朋友了。”
吴连登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毛泽东想喝点热茶，工作人员说茶叶快没了。
他不慌不忙地说：“那就少放点。”后来账本里多了一笔：茶叶两斤，十多块钱。
烟也是他的爱好，每天两三包。
可烟钱也得算着花。
有时候手头紧了，他会自动少抽一点。
可有样东西从来不省，那就是党费。
每月20元，雷打不动。
有一回实在没钱交了，他让吴连登记上：“下个月补。”结果下个月一到，立刻补上。
除了日常开销，还有一项经常出现的支出，是接济老朋友。
王季范、章士钊这些人，年纪大了，生活困难。
毛泽东悄悄拿出自己的钱，托人送去。
事后还特意记下，是“私人支出”，不能从公费里走账。
几年下来，这笔钱总共也不少。
他说：“这是我欠的，慢慢还。”
这事儿没人知道。
一直到他去世前清理账目，工作人员才发现，他分十年偿还了自己的私人接济款项。
不是国家报销，是他自己一点点还的。
1968年的那本账本上，写得很细：房租120元，党费20元，伙食费370元，烟茶费98元，杂费42元。
有时候伙食费高一点，是请朋友吃饭。
可就连宴请，也是自己掏工资，绝不动稿费。
那个年代很多人讲节约，可像他这样账本摊开来，每笔都能对上的，真不多。
吴连登说：“他从来不乱花一分钱。
不是没钱，是不愿意。”
这几本账本后来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一级文物。
不是因为它们多贵重，而是因为它们真实。
就像吴连登说的：“这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他“管家”了。
参考资料：
吴连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13年。
李银桥，《回忆毛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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