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大厂工程师李哥对着尿不湿上的奶渍叹气。他年入50万，住着贷款30年的学区房，拼尽全力生了二胎，却在家长会发现：儿子的同桌，是上市公司老板的孙子；女儿的课外班同学，家里有矿。
他突然想起网上那句扎心的话：“你不生，有的是中产愿意生。”
这届年轻人的生育焦虑，早已不是“想不想生”，而是“生了之后，孩子能不能接住你的阶层”。
当外卖员在出租屋里刷着“丁爽”视频时，正处级以下的干部、大学副教授、小企业主们，成了生育主力。他们握着看似体面的工作，攒着六位数的存款，坚信“多生一个，多一份希望”，却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拼尽全力托举的孩子，大概率会在十几年后，滑向社会底层。
这不是危言耸听。当教育内卷到“幼儿园开始卷编程”，当大厂35岁裁员成了默认规则，当房价把普通家庭的钱包掏空，中产的“护城河”早已千疮百孔。你以为给孩子报了十万的兴趣班，就能赢在起跑线？却发现别人的孩子，从小就在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你以为考个985就能改变命运，却发现大厂的岗位，早已被“二代”们提前锁定。
更讽刺的是，底层年轻人的“躺平不生”，并没有让上层恐慌。他们不需要哄着底层生孩子，因为总有中产前赴后继地“接盘”。这些中产父母，用自己的血汗钱，养着可能成为新底层的孩子，本质上是在为社会输送“新鲜血液”。
但这真的是阶层对立吗？
其实，无论是底层的“不生”，还是中产的“硬生”，本质都是同一个困境：当生育的成本远超收益，当阶层的流动越来越难，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的焦虑。
我们吐槽“底层不生是觉悟”，却没看到他们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窘迫；我们调侃“中产接盘是天真”，却忽略了他们想给孩子一个未来的执念。这个时代的生育命题，从来不是“谁该生”，而是“如何让想生的人敢生”。
当托育机构的价格直逼月薪，当产假结束就要面临职场歧视，当学区房的首付掏空六个钱包，再多的“鼓励生育”政策，都抵不过一句“我养不起”。
凌晨四点，李哥给孩子盖好被子，看着窗外的霓虹。他不知道十年后，儿子会不会像他一样，在格子间里996；也不知道女儿会不会明白，父母拼尽全力的人生，可能只是别人的起点。
但他还是选择了生。就像无数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一样，在焦虑里抱着希望，在困境里咬牙前行。
毕竟，比起“阶层滑落”的恐惧，更让人害怕的，是“从未努力过”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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