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张良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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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2日 周三 晴
父亲确诊早期胃癌，CT和胃镜都显示，病灶局限在黏膜下层，没有淋巴结转移。普外科的赵医生指着片子，语气轻松得让我觉得这几乎不算个病：“T1期，非常早。做个根治性胃大部切除，腹腔镜微创，创伤小恢复快。术后五年生存率，超过90%。运气很好，发现得及时。”
“90%。”我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意味着，十个做手术的人里，九个都能跨过五年这个临床治愈的门槛。父亲就是那幸运的“九个”之一。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一种“不幸中的万幸”的庆幸里。
2023年5月8日 手术
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主刀医生出来时，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带着笑意：“手术很成功，病灶完整切除了，淋巴结清扫也很干净。肿瘤分期比预想的还早，恭喜。”
悬着的心彻底落地。父亲被推回病房，身上插着胃管、引流管，但在我们眼里，那都是通往“90%”胜利路上的临时勋章。接下来，就是等排气、恢复饮食、慢慢康复。
术后第5天：转折的征兆
父亲开始低烧，体温在37.8℃到38.5℃之间徘徊。伤口有些红肿。管床医生说：“术后吸收热，正常现象，用点抗生素预防感染。”
我们没多想。赵医生查房时也说：“手术很漂亮，肿瘤这块不用担心了。现在就是平稳恢复。”
术后第8天：警报拉响
低烧变成了持续高热，逼近39.5℃。引流管里原本淡红色的液体，突然变得浑浊、有异味。父亲开始说肚子胀痛，比手术伤口疼得更深、更剧烈。
复查的腹部CT结果，像一盆冰水浇下：腹腔积液，吻合口周围渗出明显，考虑“吻合口瘘伴腹腔感染”。
“瘘？”我懵了。
“就是胃和肠子接起来的地方，没完全长好，有点漏。消化液和食物残渣漏到腹腔里，引起了严重的感染。”医生的解释变得简洁而迅速，脸上的轻松消失了。
术后第10天：ICU
感染来势汹汹。父亲迅速出现了感染性休克早期表现：血压需要升压药维持，呼吸急促，意识开始模糊。他被紧急转入了重症监护室。
“吻合口瘘是胃癌根治术后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率不高，但一旦发生，处理起来非常棘手。”ICU的医生面无表情地介绍着病情，“目前已经形成了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指标极高。我们正在用最强的广谱抗生素，并进行腹腔穿刺引流。但感染源持续存在，感染很难从根本上控制。”
“那……怎么办？手术不是成功了吗？肿瘤都切干净了啊！”我的声音在发抖。
“肿瘤手术是成功的。但手术本身，对于身体就是一次巨大的创伤。吻合口愈合不良，可能跟局部血供、患者体质、营养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有关，有时难以完全避免。”医生看着我，“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癌症，而是这次严重的术后并发症。他需要先闯过感染这一关。”
在ICU外的日子：与“10%”的正面遭遇
我们被挡在ICU厚重的门外。探视时，看到父亲身上增加的管子比在普外科时多了不止一倍：中心静脉置管、动脉监测管、更多的腹腔引流管，还有气管插管连着呼吸机。他因为镇静药物昏睡着，肿胀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手术成功”的喜悦。
我开始疯狂查阅资料，才真正明白赵医生那句“五年生存率90%”背后，冰冷的另一半事实：这90%的生存率，是排除了围手术期（通常指术后30天内）因各种并发症死亡病例之后的统计数据。那没有说出口的10%，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术后出血、吻合口瘘、严重感染、肺栓塞、心肺功能衰竭……
父亲没有倒在癌症上，却倒在了通往“治愈”路上的一道高坎前。他成了那不被轻易提及的“10%”中的一员。对我们家庭而言，这个“小概率事件”，就是100%的灾难。
术后第15-25天：消耗战
感染像野火一样难以扑灭。尽管使用了最高等级的抗生素，进行了多次超声引导下的腹腔脓肿穿刺引流，但感染指标始终居高不下。父亲相继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急性肾损伤，需要呼吸机支持和持续的血液净化治疗。
他瘦得脱了形，皮肤因为水肿和黄疸呈现出一种可怕的蜡黄色。医疗费用呈几何级数增长，ICU每天的费用，相当于之前普通病房一个月的开销。
术后第28天：衰竭
主治医生再次找我们谈话，语气沉重而坦诚：“所有抗感染和器官支持的手段都已经用到极致了。但感染源头无法自行闭合，患者的多个重要器官功能已在不可逆地衰竭。继续当前治疗，只能暂时维持生命体征，但预后……可以说没有希望了。”
他顿了顿：“从医学角度，我们建议考虑过渡到以减轻痛苦为主的安宁支持治疗。这可能是对患者更人道的选择。”
我们明白他的意思。继续下去，父亲只是在冰冷的仪器包围下，被动地承受痛苦，等待着必然的终点。
术后第30天：回家
我们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在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后，带着深度镇静、依靠微量升压药维持血压的父亲，乘救护车回到了家中。社区医生协助我们，维持着基础的镇痛和生命支持。
离家整整一个月，他终于在昏迷中，回到了自己的床铺上。窗外是他种的花，只是已无人照料，有些枯萎了。
术后第32天：终点
回家不到48小时，父亲的心跳在监测仪上缓缓变成了一条直线。平静，无声。
他终究没能开始那“90%”的人所拥有的、术后漫长的康复和生存期。他倒在了起点线之后，第一个陡峭的斜坡上。
如今，我仍会想起赵医生最初那句“五年生存率超过90%”。他说的是严谨的医学统计事实。但他没有告诉我，在通往这90%的路上，布满了诸如“吻合口瘘”、“腹腔感染”、“脓毒症”这样致命的陷阱。这些风险，在医生看来是“发生率低”，是谈话中必须告知但常被患者家属忽略的条款；对经历其中的家庭而言，却是山崩地裂的全部。
我明白了，当医生说出一个光辉的成功率时，我们不该只看见那耀眼的“90%”，更该看清并敬畏那沉默的“10%”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次心跳骤停，是一块要命的血栓，是一次无法控制的感染。
父亲用他的生命给我上了最后一课：医学没有百分之百。再成熟的手术，面对的都是复杂而充满个体差异的人体。那冰冷的百分比背后，每一个小数点，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悲欢。
我们赌赢了癌症的早期发现，却输在了一场凶险的术后感染上。这或许就是命运最残酷的玩笑：它给了你战胜主要敌人的希望，却让你在打扫战场时，倒在了一枚看不见的地雷上。而我，将永远记得，那没说出口的“10%”，到底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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