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三，家族群里发来几张合影，是远嫁外省多年的堂姐带着两个孩子回邵阳娘家了。
照片里，孩子们怯生生地站着，堂姐笑容里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很快，母亲私下发来消息：“你玲姐（堂姐）带两个孩子回来了，好多年没见，孩子都不认识你这个舅舅了。按咱们这儿的老规矩，外嫁姑娘第一次带孩子回娘家，娘家兄弟要给小孩包个‘见面礼’，尤其你是男丁，又在外头，红包要厚实些，才显得娘家有底气。你准备准备，一个孩子一千，总共两千块，找个时间给你玲姐送去。”
我看着消息，心里不是滋味。堂姐婚姻似乎不算顺遂，这次独自带孩子回来长住，想必不易。我作为弟弟，理应关心和支持。但这“老规矩”、“一个孩子一千”的明确指示，让这份亲情关怀瞬间变成了又一项“规定动作”。我的关心，难道必须通过特定金额的红包来体现吗？
我回复母亲：“妈，玲姐回来，我肯定要去看她，也一定会给孩子们准备礼物和红包。但这金额，让我自己根据情况来定行吗？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玲姐现在的真实状况，看看她到底需要什么实际的帮助，而不只是给两个红包。”
母亲却坚持：“你这孩子！规矩就是规矩！你包少了，你玲姐脸上无光，别人也会说你小气，说咱们家不重视外嫁的女儿。两千块又不多，听妈的，包好看点，大家都高兴！”
“当亲情关怀被‘规矩’和‘面子’预设了价格，其间的温暖与体察便大打折扣。” 我没有听从母亲的“建议”。腊月初五，我提着一个大礼盒去了大伯家看望堂姐。礼盒里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深圳特产零食、新书包和文具。我没有当场给厚厚的红包，而是坐下来，真诚地和堂姐聊了很久，听她诉说这些年的经历和眼前的难处。
临走时，我拿出两个准备好的红包，每个里面放了六百元，对堂姐说：“姐，这点钱不多，是给两个孩子买点喜欢的东西，或者交下学期的书本费。你别推辞。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出力的、需要商量的事，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是一家人。”
堂姐推辞了几下，最终收下了，眼眶有些发红，拉着我的手说：“浩弟，谢谢你……真的，能回来，能有家里人这么坐着说说话，比什么都强。”
后来，母亲得知我只给了六百一个，叹了口气，但没再多说。我知道，在一些亲戚看来，我这个“深圳舅舅”不够大方。但在我看来，我给予堂姐的，除了红包，更重要的是倾听、尊重和一份“随时可以求助”的承诺。“最有力的支持，有时不是厚重的红包，而是告诉她：‘娘家永远有你的位置和依靠’。” 规矩是死的，人心是活的。这个年关，我希望堂姐感受到的，不是被标价的亲情，而是真正可靠的港湾。
外嫁姐妹携子归宁，家族要求按“规矩”包大额红包以示娘家底气，你会遵从习俗，还是像我一样更注重实质关怀？当“面子”与“里子”冲突，如何传递真正的亲情支持？友友，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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