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日，新华社一条新闻划破历史阴霾。
《全国政协委员有五十余位名人之后》的名单里，“陈独秀之孙女陈红”赫然在列。
这份名单将其归入“已故中共领导人之后”，与毛泽东、邓小平的后人并列。
这不是简单的名字罗列，是对一桩尘封数十年的历史大案，最权威的平反信号。
曾几何时，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的代名词，是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他的名字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连提及都需带着批判的口吻。
而这桩被称作“中共历史第一大案”的冤案，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要揭开真相，得先回到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看清陈独秀最初的模样。
1879年，陈独秀生于安徽怀宁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自幼聪慧却叛逆，17岁考中秀才，却厌恶科举制度，毅然撕碎八股文稿。
他东渡日本求学，接触西方思潮，目睹国家积弱，立下“改造国民性”的誓言。
1915年，36岁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一声呐喊惊醒沉睡的中国。
“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席卷了整个知识界。青年毛泽东都深受影响，称其为“思想界的明星”。
五四运动中，他亲自起草宣言，走上街头游行，被捕后仍坚守立场。
正是这份魄力，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五大，他连续五届担任总书记，是当时党内无可争议的核心。
那时的他，声望盖过所有同志，是革命道路上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可谁也没想到，短短数年，他会从巅峰跌落谷底，沦为“革命罪人”。
转折点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随后“七一五”分共，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鲜血染红了山河，革命陷入绝境。追责的声音，迅速指向了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
很快，“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被扣在他头上。
指责他对国民党三次重大退让，忽视武装力量，过度依赖蒋介石、汪精卫。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彻底退出中央领导核心。
更残酷的是，他连参会辩解的资格都被剥夺。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拒绝他入场。
此后，他又被贴上“托派”标签，1929年被开除党籍，彻底被革命阵营抛弃。
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戴就是数十年。直到苏联档案解密，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公之于众。一组数据，令人震惊。
1923年至1927年五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中国革命开了122次会议。
作出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就有一个指令，像雪片般从莫斯科飞往中国。
大到国共合作的方针，小到与蒋介石谈话的措辞，都有明确指示。
当时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指令。
陈独秀虽为总书记，却没有真正的决策权。他更像一个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他曾多次表达不满，发脾气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能独立干革命”。
可铁的纪律摆在面前，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再不满也只能硬着头皮执行。
那些被指责的“退让”，实则都是共产国际的指令。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要求“避免与蒋介石冲突”；整理党务案出台，又指令“忍辱负重”。
陈独秀曾提出武装工农的想法，却被共产国际代表驳回，称“时机未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2002年的谈话中揭开了关键真相。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将陈独秀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投降”是主观背叛，“机会主义”是执行层面的偏差。
石仲泉明确指出，错误的根源在莫斯科，陈独秀只是未能抵制错误路线的执行者。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当时的苏共领袖斯大林。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1927年4月5日，“四一二”政变前一周，斯大林还宣称“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
他让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大肆宣扬，称蒋介石会顺从群众意志。
结果话音刚落，蒋介石就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汪精卫反共前，斯大林又断言武汉国民党“没有右派”，是革命中心。
两次判断失误，导致革命遭受毁灭性打击。可斯大林从未自我反省。
1927年7月28日，他在《真理报》发文，称共产国际领导完全正确。
他将罪责全推给中共中央与陈独秀，毫无半分自我批评。
共产国际代表随即行动，刻意挑起矛盾，将陈独秀打造成“替罪羊”。
据易礼容晚年口述，1927年8月，两名苏联人曾逼迫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
易礼容等人拒绝，反被污蔑“代表地主阶级”，毛泽东当场驳斥这一谬论。
斯大林的嫁祸，在苏联中山大学也激起反抗，却引发大规模清洗。
五至六成学员被冠上“托派”“右派”罪名，杨尚昆爱人李伯钊也遭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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