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能够靠长期竞争和压力，使苏联最终崩溃，那么同样的模式是否也能“熬死”中国？
但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对这一观点做出过直言：“中国不是苏联，在双方竞争中不会消失。”
所谓的“美国能熬死苏联”论，源于对冷战历史的一种粗略归纳。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两国从曾经的盟友迅速转向对立。
美方以自由市场经济、开放的资本体系和盟友网络为基础，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封闭体系展开全面竞争，这场持续几十年的紧张对峙被称为“冷战”。
苏联一度在核武器、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上具备与美国对抗的资本。但是长期的军备竞赛、经济体制效率低下、与全球市场的隔阂等因素不断累积压力，最终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
这种结果常被简化为“美国用时间耗垮了苏联”，从而出现了所谓“美国能熬死苏联，同理也可以打败中国”的说法。
但历史事实比这种比喻复杂得多。
苏联的解体和内部经济、政治结构失衡密切相关，而不是某个外部力量单一作用的结果。
苏联的计划经济难以适应全球化浪潮下的竞争，技术创新滞后于西方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些内部矛盾积累成为无法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及其盟友施加的压力确实放大了这一矛盾，但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耗死了苏联”。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几十年来采取了与世界深度经济融合的路径。
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上，还体现在引入外资、融入全球供应链和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中。
中国GDP总量已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并且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之间存在高度互补性和依存关系。这种交织的经济纽带与冷战时期美苏相对隔绝的竞争格局有本质不同。
在这种现实下，简单地将“苏联模式”移植到今天的中美关系，会忽略两个根本差异：
一是全球化经济的本质。苏联在冷战期间相对孤立，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
中国制造业、消费市场和技术供应链与世界各国深度融合，使得外部压力不容易转化成类似苏联那样的内耗。
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边界不同。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展现的是两种对立的政治经济模式。当时的世界清晰划分阵营，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必须取边站队。
而现代中美关系虽然存在制度与价值观差异，但全球大部分国家并不把中国视为“威胁”，更多国家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与合作机会，即使在战略竞争存在的情况下，单纯的意识形态对立并不是主流。
2023年亚洲前瞻峰会的闭幕对话中，李显龙指出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确实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被“打败”或从世界舞台上消失。
李显龙强调，中美之间虽存在竞争，但双方都有避免冲突的意愿和对话渠道，这种动态关系不构成简单的“输赢”框架。
事实上，从亚太乃至全球视角看，许多国家都倾向于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而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
亚洲地区国家在中美竞争背景下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性，这从各类国际会议和论坛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李显龙等地区领导人的观点强调，即便大国竞争加剧，也应避免陷入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应通过合作与对话管理差异。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竞争策略确实带来压力，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受到技术限制与出口管制。
这种压力倒逼中国加快自主创新节奏，推进科技产业链本土化和多元化。这既是外部挑战，也是推动内部能力提升的动力。
这些外交策略为中国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解与合作，而不是简单陷入对抗逻辑中。
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框架使其与包括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这些联系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更加多元和不可替代。
而从内部治理看，中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相比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分配僵化和创新短板，中国的市场经济特征以及持续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其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全球经济周期变化和外部冲击。
应该看到的是，中美战略竞争确实存在且可能长期存在，但它更像是制度与利益之间的博弈，而不是单向的压力施加与承受。
若将苏联的历史简单套用到中国身上，不仅忽视了两者制度与国际环境的差异，也低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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