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贴在团部公告栏那天,石灰墙被上午的阳光照得发白。

我的名字排在“转业安置人员”第一个,黑色打印字体,方方正正。

后面跟着“光荣”两个字,用红色印章盖上去的,油墨有些晕开了。

妻子是第二天早上提出离婚的,她把协议书放在餐桌上,压在那碗已经凉透的稀饭下面。

她说她等不起了,三十五岁的女人,不能再等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重新开始。

凌晨两点十七分,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

屏幕亮起时,我看见那个三年没联系的名字——曾国富。

信息只有两行:“有个营长位置空出,性质特殊,保密。若愿担当,天亮前至城西旧机库报到,过时不候。”

窗外夜色正浓,远处传来火车驶过的轰鸣声。

我坐在床沿,看着身边空了一半的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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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训练场的跑道被午后的太阳晒得发烫。

我带着二连做完最后一组四百米障碍,迷彩服后背湿透了一大片。汗水顺着帽檐往下滴,在沙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点。

文书小赵从团部方向跑过来,脚步有些急。

“副营长,袁团长电话。”他喘着气说,“让您现在去接。”

我看了眼表,下午三点二十。这个时间点团长来电话,通常不是什么日常事务。

“知道了。”我把秒表递给旁边的三排长,“继续组织放松活动,十分钟后带回。”

团部办公楼里冷气开得很足,一进门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电话听筒还搁在值班员的桌上,没挂回去。

“团长,我是刘烨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袁宏图的声音传过来:“来我办公室一趟,现在。”

没有多余的话,直接挂了。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宣传栏里贴着各营连的训练成绩,我们营的排名在中上游,用红色磁铁标记着。

袁团长的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

“进来。”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见我进来,把文件翻过去扣在桌面上。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背挺得笔直。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房间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裁军方案下来了。”袁团长开口,语气很平静,“咱们团要精简三分之一。”

我点点头,这事传了快半年,大家心里都有数。

“名单定了。”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脸上,“明天上午公示。”

手指无意识地握紧了膝盖。迷彩裤的布料粗糙,摩擦着掌心。

“有我的名字?”我问。

袁团长没有直接回答。他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站了会儿。

“烨霖,你在部队十六年了。”他说,“副营职干了四年,表现一直不错。但这次……”

他转过身来,脸上有种复杂的表情。

“年龄,衔级,编制,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他拿起桌上一支钢笔,在手里转着,“这不是针对个人,是整体裁减的需要。”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平稳得有些不自然。

“明白了。”我说,“服从组织安排。”

袁团长走回桌前,重新坐下。他看着我,像是还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摆了摆手。

“回去吧,把手头工作交接好。”

走出办公楼时,太阳已经偏西。训练场那边传来战士们的口号声,整齐有力。

我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烟是战友结婚时发的喜烟,放在抽屉里半年了,有点受潮。

第一口吸得太猛,呛得咳嗽起来。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妻子萧曼文发来的消息:“晚上回来吃饭吗?买了你爱吃的排骨。”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才慢慢打字:“回。可能会晚点。”

发送键按下去的时候,手指有点抖。

02

回家的路要穿过大半个城区。

我开着那辆二手的吉利,车窗摇下一半,晚风灌进来带着燥热。收音机里在播交通路况,女主播的声音甜得发腻。

等红灯的时候,看见路边一对年轻情侣。

女孩背着小提琴盒子,男孩帮她提着书包。两人站在公交站牌下说话,不知说到什么,女孩突然笑起来,打了男孩肩膀一下。

绿灯亮了。

后车按了声喇叭,我赶紧踩油门。后视镜里那对情侣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车流里。

和曼文刚认识那会儿,她也爱笑。

那是八年前的春天,我还在连队当指导员。经人介绍见了面,在公园的湖边。她穿一件米白色的毛衣,头发扎成马尾,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当兵的很辛苦吧?”她问我。

“习惯了。”我说。

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三个字让她觉得这人踏实。不诉苦,不抱怨,只是习惯了。

结婚是在第二年。婚礼很简单,在部队招待所摆了几桌。老团长曾国富来当证婚人,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待人家姑娘,军嫂不容易。”

曼文穿着红色旗袍敬酒,脸红扑扑的。

那时候觉得日子很长,未来都在手里攥着。

车拐进小区,停在老位置。三单元四楼东户,厨房的灯亮着,窗帘是去年新换的淡黄色。

我坐在车里没马上下去,把烟盒里最后一支烟抽完。

上楼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声音在楼道里格外清晰。

门开了,饭菜的香味飘出来。

“回来啦?”曼文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拿着锅铲,“洗手吃饭,排骨马上好。”

餐桌已经摆好了,两副碗筷,一碟凉拌黄瓜。她的那碗米饭盛得少,我的那碗堆得冒尖。

“今天团里忙吗?”她边盛汤边问。

“还行。”我洗了手坐下,“训练任务重,过阵子可能要考核。”

她点点头,把汤碗推到我面前。排骨炖得酥烂,土豆吸饱了汤汁,撒了一小把葱花。

我们安静地吃饭,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电视开着,在播晚间新闻。某个地方发生洪水,部队正在抢险。画面里战士们扛着沙袋在泥水里跑,满脸都是泥。

曼文看了一眼电视,又看了看我。

“快吃吧,汤要凉了。”她说。

我埋头喝汤,热气糊住了眼镜片。摘下来擦的时候,看见她正盯着我的鬓角看。

“有白头发了。”她说。

“早有了。”我把眼镜戴回去,“去年就发现了。”

她没再接话,起身去厨房盛第二碗饭。冰箱门打开又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吃完饭我主动洗碗,她擦桌子。水龙头的水哗哗流,洗洁精的泡沫堆了满满一池子。

“明天周六,”她说,“要不要去看看你爸妈?”

“看看吧。”我说,“可能团里还有事。”

她擦桌子的手停了停,抹布在桌面上画着圈。

“刘烨霖。”她叫我的全名,一般这样叫的时候,后面都有重要的话。

我关上水龙头,转过身。

“如果……”她咬了咬嘴唇,“如果这次裁军有你,你打算怎么办?”

厨房的灯光从她头顶照下来,在眼窝处投下一小片阴影。她看着我,等一个答案。

我把洗好的碗放进橱柜,一个一个摆整齐。

“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办。”我说。

她笑了,笑得很轻,带着点说不清的情绪。

“我就知道。”她说,把抹布扔进水槽,“你永远都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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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准时到团部。

公告栏前已经围了一些人,都是各营连的干部。大家低声交谈着,看见我过来,声音突然小了下去。

一营长李振国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

名单贴在玻璃橱窗里,一共三页纸。第一页就是“转业安置人员”,我的名字在第一个。

刘烨霖,三十五岁,副营职。

后面盖着那个红色的“光荣”章。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开始发酸。名字是宋体,五号字,打印得清清楚楚。职务、年龄、军龄,每一项都对得上。

“烨霖。”有人叫我。

是政治处主任,他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来一下,有些手续要办。”

办公室里,他给我倒了杯茶。茶叶在开水里慢慢舒展开,沉到杯底。

“原则上三个月内离队。”主任说,“这期间做好工作交接,也可以联系接收单位。地方上对军转干部有政策,别太担心。”

我点头,接过他递来的表格。一张是离队申请,一张是个人情况登记。

钢笔在手里握出了汗,签字的时候笔尖有点打滑。自己的名字写了十六年,从入伍登记表开始,到各种考核表、任职命令,再到这张转业申请表。

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墨水渗进纸张纤维里。

“袁团长让我转告你,”主任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组织尽量帮忙解决。”

“谢谢。”我说,“没什么困难。”

走出政治处时,走廊里空荡荡的。阳光从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把地砖照得发亮。

我慢慢往外走,经过每一间办公室。作训科的门开着,几个参谋在讨论训练计划。听见脚步声,有人抬头看过来,眼神碰了一下就移开了。

楼下院子里停着几辆车,司机班的小王在擦车。看见我,他直起身,敬了个礼。

“副营长。”

我回礼,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已经不是了,从今天开始。

回到营里,几个连排长在等我。他们站在营部门口,表情都有些凝重。

“副营长……”一连长开口。

“没事。”我打断他,“正常交接,该训练训练,该工作工作。”

我走进办公室,开始整理个人物品。抽屉里东西不多,几本军事理论书籍,几本工作笔记。还有一个铁盒子,装着历年获得的奖章和证书。

三等功两次,优秀基层干部三次,嘉奖若干。

我把它们拿出来,一枚一枚摆桌上。金属在阳光下反着光,绶带的颜色已经有些褪了。

门被轻轻敲响,三连长端着个茶杯进来。

“副营长,喝点水。”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欲言又又止。

“有话就说。”我没抬头。

“兄弟们……都挺难受的。”他说,“您带我们四年,大家……”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把奖章收进盒子,“谁都一样。”

他站了会儿,见我不再说话,默默退了出去。

下午去训练场转了一圈。战士们正在练战术动作,低姿匍匐过铁丝网。尘土飞扬,喊杀声震天。

我在障碍场边站了很久,直到日头偏西。

手机响了,是曼文。

“名单出来了?”她问,声音很平静。

“出来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晚上回来吃饭吗?”

“回。”

“好。”她说,“我做饭。”

挂了电话,我继续看着训练场。有个新兵动作不规范,被班长训了几句,咬着牙重新来过。

汗水混着泥土,在年轻的脸上冲出几道沟痕。

04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很久,一直没人修。我摸着黑上楼,走到三楼时绊了一下,膝盖磕在楼梯棱上。

疼得吸了口冷气。

开门进屋,客厅的灯亮着。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比平时丰盛。曼文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在看手机。

“回来了。”她抬头,“洗手吃饭吧。”

我去卫生间,打开水龙头。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憔悴,眼睛里都是血丝。冷水拍在脸上,刺激得打了个激灵。

回到餐桌,她已经盛好饭。

我们像往常一样吃饭,谁也没先开口。红烧排骨、清炒西兰花、西红柿炒蛋、凉拌海带丝,都是家常菜。

她夹了块排骨放在我碗里。

“多吃点。”她说。

我点点头,埋头吃饭。排骨炖得很入味,肉一抿就脱骨。但我吃不出味道,只觉得咸。

“什么时候离队?”她问。

“三个月内。”我说,“具体等通知。”

“工作呢?有方向吗?”

“地方会安排,可能去机关,也可能去企业。”我说,“还没定。”

她嗯了一声,继续吃饭。筷子尖在米饭里戳着,半天没夹菜。

电视里在播电视剧,家庭伦理剧,夫妻俩正在吵架。声音开得不大,但台词一句句飘过来。

“我等了你十年,十年啊!”

“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曼文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嗡声。

“刘烨霖。”她又叫我的全名。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她深吸一口气,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很厚。她把文件袋放在餐桌上,推到我面前。

“你看看。”她说。

我打开,第一页上写着“离婚协议书”五个大字。宋体加粗,打印得清清楚楚。

手指有些僵,翻页的时候纸页发出沙沙的响声。财产分割,住房处理,条款列得明明白白。最后签名的地方空着,她已经签好了。

萧曼文,三个字签得流畅,一点也不犹豫。

“为什么?”我问,声音有点哑。

她看着我,眼睛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

“我三十二了。”她说,“我们结婚七年,聚少离多。你在部队的时候,我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

“每次你说要回来,我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一桌子菜。有时候等到菜凉了,你一个电话说来不了。”

“去年我妈住院,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任务重,请不了假。我一个人在医院陪了半个月,白天上班,晚上守夜。”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手很稳,一滴都没洒。

“现在你要转业了,三十五岁,从头开始。”她继续说,“我不知道你会被分到哪里,做什么工作,收入多少。我等不起了。”

“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她打断我,“你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刘烨霖,我听过太多这样的保证了。”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影瘦削,睡衣空荡荡的。

“房子归我,存款对半分。”她说,“车子你开走。我没要你净身出户,已经很念旧情了。”

窗外有车灯扫过,在她脸上晃了一下。我看见她眼角有泪光,但很快就消失了。

“是不是……有别人了?”我问。

她转过身,笑了笑。“有没有别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我把协议书放回桌上,纸张边缘有些皱。

“给我点时间想想。”我说。

“好。”她说,“三天。三天后给我答复。”

她走进卧室,关上了门。轻轻的咔嗒声,像是什么东西断了。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的菜。排骨已经凉了,油凝结成白色的膏状。西兰花蔫了,西红柿炒蛋的汤汁渗进米饭里。

拿起筷子,又放下。

最后我起身,把菜一盘盘倒进垃圾桶。瓷盘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洗好碗,擦干净灶台,扫地,拖地。

做完这一切,凌晨一点。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没开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铺出一块惨白。

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条新消息。

曾国富。

那个名字跳出来的时候,我愣了好一会儿。老团长三年前退居二线,去了干休所,之后就很少联系。

消息只有两行字,简洁得像命令。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足足十分钟。然后起身,从衣柜里翻出便装。

牛仔裤,黑T恤,外套。

穿戴整齐后,我站在卧室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很久,最终没有拧开。

转身出门时,钥匙串在口袋里发出轻微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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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街道上空无一人。

路灯的光晕黄黄的,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沿着人行道往西走,脚步很快,但很轻。

偶尔有出租车驶过,车灯扫过来,我下意识侧过脸。

城西旧机库离市区有十几公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早就废弃了。以前搞军民共建时,部队在那里组织过几次活动。

后来荒了,周围长满杂草。

我在路边扫了辆共享单车,扫码的时候手有点抖,试了两次才成功。

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刀子。我蹬着车,链条发出咔咔的响声。马路空旷,偶尔有大货车呼啸而过,卷起一阵尘土。

脑子里乱糟糟的。

裁军的名单,曼文的离婚协议,老团长的消息。这三件事搅在一起,像一团理不清的麻。

曾国富为什么找我?什么营长位置?为什么要保密?为什么要在天亮前报到?

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没有答案。

路过一个24小时便利店,我停下来买了包烟。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趴在柜台上打瞌睡。扫码枪“嘀”一声,她眼皮都没抬。

“打火机要吗?”

“要。”

走出便利店,我点上烟。第一口吸得太深,呛得咳嗽起来,眼泪都出来了。

继续骑车,烟叼在嘴里。火星在风里明灭,烟灰被吹散。

我开始回忆和老团长有关的片段。

十年前,我还在侦察连当排长。一次野外生存训练,我们在山里走了三天三夜。最后一天突降暴雨,河水暴涨。

一个战士过河时被冲走,我跳下去救他。

水流很急,石头撞在身上生疼。我把战士推上岸,自己却被卷向下游。抓住一根树枝才没被冲走,但胳膊脱臼了。

那时曾国富还是团长,他亲自来医院看我。

“命都不要了?”他问。

“那是我带的兵。”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块好料。”

后来我提了副连长,又提了连长。每次任命前,他都会找我谈话,话不多,但句句实在。

“带兵不是带机器,要用心。”

“自己先做好,别人才会服你。”

三年前他退二线,欢送会上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烨霖,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那天他也哭了,虽然很快抹掉了。

烟烧到过滤嘴,烫了手指。我把烟蒂扔进路边垃圾桶,继续往前蹬。

远处已经能看见机库的轮廓,像一头趴在地上的巨兽。屋顶的弧形在夜空下黑沉沉的,没有一丝光亮。

周围是一片荒地,杂草有半人高。我把单车停在路边,锁好。

穿过杂草丛时,裤腿被露水打湿了,凉飕飕地贴在皮肤上。

机库大门紧闭,锈迹斑斑。旁边有个小门,虚掩着,漏出一条缝。

我站在门前,深吸一口气。

手放在门板上,轻轻一推。

06

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里面一片漆黑,只有远处有点微弱的光。我走进去,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勉强看清轮廓。

机库很高,穹顶隐在黑暗里。地面是水泥的,裂缝里长着杂草。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铁锈的味道。

“站在那里别动。”

声音从侧面传来,很冷,没有情绪。

我停下脚步,举起双手。“刘烨霖,奉命报到。”

一道手电筒的光束打在我脸上,刺得睁不开眼。我眯着眼睛,听见脚步声靠近,两个人,步伐很稳。

“证件。”还是那个声音。

我从口袋里掏出军官证递过去。手电筒的光移到证件上,停留了大概十秒钟。

“转业人员?”对方问。

“名单今天刚公示。”我说。

手电筒的光又照回我脸上。“谁让你来的?”

“曾国富团长。”我说,“他发消息让我来的。”

黑暗中传来低语声,听不清内容。然后手电筒灭了,四周重新陷入黑暗。

“跟我来。”

有人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很大。我被带着往机库深处走,脚步有些踉跄。

走了大概五十米,前方出现一扇门。金属门,漆成军绿色,很新,和周围破败的环境格格不入。

带路的人有节奏地敲了敲门,三长两短。

门开了,里面是条走廊,灯光明亮。我被推进去,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走廊不长,尽头还有一扇门。带路的人走到门前,按下指纹锁。绿灯亮起,门开了。

“进去。”

我走进去,房间不大,像个临时办公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曾国富坐在桌子后面,穿着一身便装。

三年不见,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像鹰一样。

我坐下,背挺得笔直。带我来的人退出去,关上门。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接到消息就来了?”曾国富问。

“是。”我说。

“没告诉任何人?”

“没有。”

他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