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林彪传》《延安往事》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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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的莫斯科，天空飘着细雨。火车站台上，一个穿着灰布衣服的年轻女人抱着两岁的女儿，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那是她的全部家当。
女人叫张梅，今年27岁。三年前，她陪着受伤的丈夫从延安来到莫斯科治病。
三年时间里，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抚养女儿，在这个陌生的异国他乡艰难度日。如今，组织上要求她带着孩子回国，而丈夫林彪要继续留在苏联疗养。
列车的汽笛声响起，张梅踏上了归途。车厢外的莫斯科城渐渐远去，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中。女儿林晓琳趴在车窗上，用手指着远处。
张梅知道，女儿在找爸爸。可是爸爸没有来送行，他说身体不舒服，让她们路上小心。
这一别，就是永别。从1941年到1946年，张梅在延安独自抚养女儿，每天盼着丈夫归来。她不知道的是，那个让她等了五年的男人，早在1943年就在东北重新成家了。
【一】从北平到延安的革命之路
1914年初春，北京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亲给她取名张明英，后来她改名为张梅。
张梅的父亲张文祥是清末秀才，光绪二十九年考中秀才，本想继续考举人，可是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废除了。
张文祥没有放弃读书，他改学新学，在北京的一所新式学堂当了几年教员。
后来他觉得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开馆授课，就在西城开了一家私塾，教授《四书五经》和算术、历史等新学课程。
母亲李氏出身大户人家，从小读过私塾，识字懂礼。她和张文祥成亲后，相夫教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张梅是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那个年代，很多人家都是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
但张文祥不这么想，他觉得新时代到了，女孩子也应该读书识字。所以张梅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识字，七岁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九岁开始读《四书》。
1922年，八岁的张梅进入北京女子第一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创办于1904年。
学校的课程很新式，除了国文、算术，还有英文、音乐、体育等课程。张梅学习很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1925年，11岁的张梅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女子第一中学。这一年，正是五卅运动爆发的年份。
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举行反帝爱国运动，遭到英国巡捕的镇压，造成了流血事件。消息传到北京，全城震动。北京的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
张梅虽然年纪还小，但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集会。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第一次知道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时事，经常看报纸,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初中三年，张梅的成绩一直很优秀。1928年,14岁的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第一中学高中部。
高中的课程更深了，除了基础课程，还增加了物理、化学等理科课程。张梅对文学更感兴趣，她喜欢看小说、诗歌，也喜欢写作。
1931年，17岁的张梅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那一年报考北大的学生很多，光是文学院就有上千人报名，录取名额却只有一百多个。
张梅准备得很充分，国文、英文、历史等科目都考得很好，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北大文学院录取。
考上北大的那天，张家上下都很高兴。父亲张文祥特意摆了一桌酒席，邀请亲戚朋友来庆祝。
他对客人说，女儿能考上北大，是我们张家的光荣。要知道，那个年代能考上北大的女生寥寥无几，整个北平也找不出几个。
1931年9月，张梅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北大的校园在沙滩红楼,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建筑。
这里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都在这里工作过。走进北大，张梅感受到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思想风气。
北大文学院的课程很丰富。除了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有西方文学、文艺理论等课程。
张梅特别喜欢现代文学课，老师讲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作品，分析他们的创作手法和思想内涵。她也开始大量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从中了解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1931年9月18日，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进攻沈阳城。
驻守沈阳的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日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沈阳。消息传到北平，举国震惊。
北大的学生们义愤填膺。他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侵略，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张梅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集会。她站在人群中，听着同学们激昂的演讲，心里涌起强烈的爱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很快沦陷。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他们衣衫褴褛，流离失所。北平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些难民，有的在街边乞讨，有的在车站前徘徊。
张梅每次看到这些难民，心里都很难受。她开始思考，国家为什么会这样，人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
1932年，张梅大二。这一年，她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学校里有一些地下读书会，秘密传阅一些禁书。
张梅通过同学介绍，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他们读《共产党宣言》，读苏联的文学作品，讨论社会问题，探讨救国之道。
这些书籍和讨论给张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她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有阶级压迫，为什么会有贫富悬殊。
她逐渐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1933年，张梅大三。这一年，她正式接触到了地下党组织。
一位同学悄悄告诉她，他认识一些共产党的人，问她愿不愿意参加一些活动。张梅当然愿意，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从那以后，张梅开始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他们秘密开会，讨论时局，传播革命思想。他们也组织一些公开的活动，比如读书会、演讲会，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活动管制很严，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逮捕。
1935年，张梅大四。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第一件事是华北事变。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步步退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第二件事是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们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们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次运动的规模空前。当天参加游行的学生有六千多人，来自北平各个大学。张梅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她和同学们一起，从北大出发，沿着东四、东单，一直走到天安门。一路上，他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游行队伍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在新华门前，军警用警棍和水龙头驱散学生，很多学生被打伤。张梅也被冲散了，她躲进一条小巷子里，才躲过一劫。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了镇压，但影响很大。它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让更多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张梅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初，张梅大学毕业。她本可以留在北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安稳的日子。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决定投笔从戎，去陕北根据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
父母知道女儿的决定后,极力反对。父亲说，你是北大毕业生，前途一片光明，何必去那种地方冒险。
母亲更是哭着挽留,说那边环境恶劣，战火纷飞,一个女孩子去了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
但张梅心意已决。她对父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是读书人，更应该为国家做些事情。父母见劝不住，只好任由她去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28日，北平沦陷。张梅不愿意留在沦陷区，她联系上了地下党组织，决定前往延安。
8月初的一个夜晚，张梅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裹，悄悄离开了家。包裹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本日记本、几本书，还有母亲偷偷塞给她的一叠钱。
她没有惊动父母，只留下一封信，说自己去了延安，请父母保重身体，不要担心。
张梅和十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从北平出发，经过河北、山西，一路向西。那时候正值战乱，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
他们有时候坐火车，有时候坐汽车，更多时候是步行。晚上就找个破庙或者农家借宿，吃的是粗茶淡饭。
这一路走了一个多月。他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躲过国民党军队的盘查，终于在9月底到达了延安。
看到延安城的那一刻，张梅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就是她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这就是她要为之奋斗终身的地方。
【二】延安相遇与平型关战役
1937年9月底，张梅到达延安。那时候的延安还是一个小县城，人口不到两万。但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景象。
张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是1936年6月成立的，前身是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抗大的校址在延安城北门外的一个山沟里，那里有一排排窑洞，就是学员们的教室和宿舍。
条件很简陋，窑洞里除了土炕和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学员们睡在土炕上，铺的是麦秸，盖的是单薄的被子。
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白天上课，学习军事理论、政治理论和文化课程。
晚上开会讨论，总结白天学到的内容。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觉得很充实。
张梅被分到第三期学员队。她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学生，也有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军官。大家年龄不同、出身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救国。
1937年10月，抗大来了一位特殊的教员。他就是林彪。
林彪，原名林育蓉，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跟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之后历任营长、团长、纵队长、军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
1936年12月，林彪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8月，他又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的乔沟一带设伏，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这就是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的背景是这样的：1937年9月，日军占领了大同，沿着平绥线继续西进，企图夺取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组织防御，在平型关、雁门关等地阻击日军。
林彪率领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亲自率兵侦察地形，发现平型关东北的乔沟地形险要，两侧是陡峭的山崖，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公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9月24日夜，林彪下达了作战命令。一一五师的三个主力团分别占领了乔沟两侧的高地，等待日军进入伏击圈。
9月25日上午7时许，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一个辎重队和一个步兵大队进入了乔沟。这支部队有一千多人，还有一百多辆汽车和大车，满载着军用物资。
日军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伏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公路上，连侦察兵都没有派出去。
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林彪下令开火。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在日军队伍中爆炸。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乱成一团。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日军虽然战斗力很强，但被困在狭窄的公路上,无法展开。八路军战士从两侧高地向下射击，占尽了地利优势。
到下午4时许，战斗结束。一一五师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缴获步枪一千多支、机枪20多挺，还有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这一喜讯，林彪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战况。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给学员们讲授军事课程。
林彪讲课的风格很独特。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实际经验。他讲如何侦察地形，如何设伏，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以少胜多。他讲得很细，很具体，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
张梅坐在前排听课，认真做笔记。她对这位年轻的师长充满敬意。林彪虽然只有30岁，但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指挥过无数次战斗。
下课后，张梅经常向林彪请教问题。她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让林彪印象深刻。他觉得这个北大来的女学生不仅聪明，而且很有思想。
两人渐渐熟悉起来。林彪虽然不善言辞，但很真诚。他对张梅说，他从小家境贫寒，9岁才开始读书，读了五年就辍学了。
后来考入黄埔军校，之后就一直打仗，没什么文化。他很羡慕张梅这样有学问的人。
张梅则被林彪的经历所吸引。她觉得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革命者，值得尊敬。
1937年11月，林彪通过战友传话，说想和张梅交个朋友。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很直接，没有那么多顾虑。张梅也对林彪有好感，就答应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两人经常见面交流。林彪话虽然不多,但很实在。
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打仗，没想过个人的事。现在年纪大了，组织上也催他成家，他觉得张梅是个合适的人。
张梅也觉得林彪是个可以托付的人。虽然他不善言辞，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他真诚、可靠。在那个战乱年代，这就足够了。
1937年12月中旬，两人在延安结婚。婚礼非常简单，几个战友在窑洞里聚了聚，吃了顿小米饭和土豆，就算是庆祝了。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有的只是彼此的承诺。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简朴。林彪很快就要回前线了，在延安待不了几天。他对张梅说，你好好学习，等我回来。张梅点点头，说她会等他。
1937年12月底，林彪回到前线，继续指挥一一五师作战。张梅继续在抗大学习。两人分多聚少，但每次林彪回延安，都会去看望张梅，陪她说说话。
1938年初，张梅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她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她马上要做母亲了；担心的是，林彪还在前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写信告诉林彪这个消息。林彪收到信后很高兴，回信说孩子出生后，要好好培养，将来让孩子成为有用之才。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三】遭遇不测与赴苏疗养
1938年3月2日，山西隰县附近的一个村子。
那天天气晴朗，春日的阳光洒在黄土地上。林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附近侦察地形。他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据点。
为了不暴露身份，林彪穿着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那件大衣质量很好，既保暖又挡风，比八路军自己的衣服强多了。
中午时分，他们走到一个叫郭家坡的村子附近。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子弹从侧面飞来，正中林彪的腰部。他闷哼一声，从马上摔了下来。
警卫员们大吃一惊，赶紧跑过去查看。林彪已经昏迷了，腰部鲜血直流，很快就染红了地上的土。
警卫员们手忙脚乱地给林彪包扎伤口，然后抬着他往回走。走了不远，他们才知道，刚才开枪的是阎锡山部队的哨兵。哨兵看到穿日军服装的林彪等人，误以为是日军，就开了枪。
这一枪，改变了林彪的一生。
林彪被送回驻地后，军医立即进行抢救。检查发现，子弹打中了第十一胸椎，伤到了脊髓神经。
这种伤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疗。军医只能做简单的清创，把子弹取出来，然后给林彪包扎伤口。
当晚，林彪醒了过来。他感到腰部剧痛，双腿也有些麻木。医生告诉他，伤得很重，需要好好休养。
消息很快传到延安。中央高度重视，立即派人把林彪接回延安治疗。
3月中旬，林彪被送到延安。张梅得知消息后，立即从抗大请假，赶到医院。看到躺在床上的林彪，她心如刀绞。林彪的脸色苍白，整个人瘦了一圈。
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做简单的治疗。医生给林彪换药，打消炎针，但效果不明显。林彪的伤势一天天恶化，不仅腰部剧痛，还出现了发烧、感染等症状。
更糟糕的是，林彪开始失眠。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勉强睡一两个小时。长期失眠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脾气也变得暴躁。
张梅这时候已经怀孕五个多月了，挺着大肚子在医院照顾林彪。她白天给他喂饭、擦身,晚上陪着他说话，希望能让他好过一些。
4月初，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林彪的治疗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延安的医疗条件治不了这种伤，必须送到苏联去治疗。
苏联当时的医疗水平在世界上是很先进的，特别是在神经外科和骨科方面。而且苏联和中国关系不错，答应接收一些中国的伤病员到苏联治疗。
4月中旬，中央正式下达决定：林彪赴苏联疗养治疗。
得知这个消息，张梅立即表示要陪同前往。林彪考虑到她怀孕在身，劝她留在延安。但张梅坚持说，丈夫受伤，妻子理应照顾。而且苏联的医疗条件好，孩子在那边出生也更安全。
组织上考虑再三，同意了张梅的请求。
1938年冬天，林彪和张梅离开延安，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漫长旅程。
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他们先从延安到兰州，坐了几天汽车。从兰州到新疆，又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一路上风餐露宿，住的都是破庙和土房子。
冬天的西北异常寒冷，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林彪因为伤势，不能骑马，只能躺在担架上。抬担架的战士们轮流换班，一步步往前走。
张梅挺着大肚子，跟在队伍后面。她的脚磨出了血泡，衣服也破了好几处，但她从不叫苦。
1939年1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新疆迪化。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后，他们搭乘苏联的运输机，飞往莫斯科。
飞机在高空飞行，气流颠簸得很厉害。林彪疼得直冒冷汗，张梅一直握着他的手，给他擦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他们终于在1939年1月中旬到达了莫斯科。
莫斯科的冬天比延安还要冷。白雪覆盖了整个城市，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林彪被安排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这是苏联最好的医院之一，专门接待外国贵宾和高级干部。
医院的条件确实比延安好得多。病房宽敞明亮，有暖气、热水，还有专门的护士照顾。苏联的医生对林彪进行了详细检查。他们拍了X光片，做了各种化验。
检查结果不太乐观。医生说，子弹虽然取出了，但脊髓神经已经受损，而且时间拖得太久，神经已经发生了坏死。
他们可以进行手术，清除坏死组织，但不可能完全恢复。林彪的腰痛、失眠等症状，可能会伴随他一辈子。
1939年2月，林彪接受了手术。手术由苏联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主刀，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手术很成功，清除了坏死组织，修复了部分受损神经。
手术后，林彪需要卧床休养至少三个月。张梅这时候怀孕已经快九个月了，马上就要生产了。
张梅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房租却很贵。莫斯科的物价比延安高得多，组织上给的生活费有限，张梅不得不精打细算。
1939年3月15日，张梅在莫斯科的一家妇产医院生下了女儿。孩子很健康，重3.2公斤。林彪提议给女儿取名林晓琳，希望她将来能像美玉一样纯洁美好。
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一丝温暖。林彪虽然还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每天都要看看女儿。他让护士把孩子抱到病床前，自己伸手摸摸女儿的小脸。
张梅产后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又开始照顾林彪了。她白天在医院陪护，给林彪喂饭、擦身、换药，晚上回到住处照顾孩子。
莫斯科的物价很高，她不得不节省开支。经常是给林彪买了牛奶和鸡蛋补身体，自己和孩子就吃黑面包和土豆。
林彪手术后恢复得很慢。他的腰痛虽然有所缓解，但失眠的毛病却越来越严重。
他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即使吃了安眠药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长期失眠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有时候，林彪会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比如饭菜不合口味，或者房间里有点声音，他都会生气。张梅从来不跟他计较，总是耐心地哄着他。
1939年6月，林彪终于可以下床了。医生说他的伤势基本稳定了，但还需要继续疗养。组织上在莫斯科郊外租了一栋小房子，让林彪在那里静养。
这栋房子在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一栋两层的木头房子。房子不大，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有两间卧室。房子周围是田野和树林，环境很安静。
张梅带着女儿也搬了过去。这是他们在苏联的第一个真正的家。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住处。
张梅开始了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她每天早上起来做饭，给林彪准备早餐，然后给孩子喂奶。
上午她会陪林彪在院子里散步，帮他做康复训练。下午她要洗衣服、打扫卫生、准备晚饭。晚上还要哄孩子睡觉。
林彪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候他能走一段路，有时候腰部又开始疼痛,只能躺着。
他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每次复查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火车。张梅一个人推着婴儿车，扶着林彪，那种艰辛可想而知。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战火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
虽然苏联暂时还没有卷入战争，但莫斯科的气氛已经变得紧张起来。政府开始战争动员，很多物资被管制。商店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价格却越来越高。
张梅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组织上给的经费本来就有限,现在物价又飞涨。她不得不更加节省，能省就省。
有时候为了省钱，她一连几天只吃黑面包和咸菜。但她从不在林彪面前表现出来，总是尽量让他吃好一些。
1940年初，林彪的身体略有好转。他可以扶着拐杖走几步路了，腰痛也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医生说这是个好迹象，说明神经功能在慢慢恢复。
林彪很高兴，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回国了。他对张梅说，等身体再好一些，就带她和孩子回延安。我们已经离开快两年了，也该回去了。
张梅也很高兴。她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多，非常想念延安。虽然延安的条件艰苦，但那里有自己的同志，有熟悉的环境。而在莫斯科，她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生活很孤独。
女儿林晓琳已经一岁了，会叫爸爸妈妈，会走几步路。张梅经常抱着女儿，给她讲延安的故事，说那里有窑洞，有小米饭，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但回国的计划一拖再拖。林彪的身体虽然有所好转，但医生说还不能长途旅行，需要继续疗养。而且那时候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从苏联回中国的路也不太平。
1940年6月，德国占领法国，整个西欧都落入纳粹手中。苏联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这种形势下，在苏联的外国人的处境也变得困难起来。政府减少了对外国人的补助，很多物资开始实行配给制。张梅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1940年下半年，组织上传来消息，说国内经费紧张，在苏联疗养的人员需要压缩开支。很多伤病员被要求回国，只有病情特别严重的才能继续留在苏联。
林彪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伤虽然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完全康复，医生建议继续疗养。组织上研究后决定，林彪可以继续留在苏联，但需要压缩开支。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张梅和孩子可能不能继续留在苏联了。
1941年初，组织上传来正式通知：考虑到经费困难，林彪的家属需要回国。林彪本人可以继续留在苏联疗养。
这个决定对张梅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她在莫斯科照顾了林彪两年多，现在却要离开。她向组织上申请，希望能继续留下来。但组织上回复说，经费实在太紧张了，必须压缩开支。
林彪也劝她回国。他说，你带着孩子在这里太辛苦了。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等我完全康复了，很快就回国，到时候我们再团聚。
张梅不想走，但也无可奈何。组织的决定不能违抗，而且她也知道，国内确实很困难。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苏联境内。莫斯科进入战时状态，全城戒严。
形势更加紧急了。组织上催促张梅尽快回国，说战争一旦扩大，交通线路就会被切断，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
张梅不得不接受现实。1941年7月初，她开始准备回国。她收拾行李，带的东西很少，就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几件衣服、一本日记、几张照片。
临行前，她去医院看望林彪。林彪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他握着张梅的手，说了很多话。
他说会好好养病，等身体好了就回国。他让张梅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不要太辛苦。他说等他回去了，一定好好补偿她。
张梅抱着两岁的女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女儿还太小，不懂得离别的意义，只是好奇地看着周围。林彪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舍。
1941年7月10日清晨，张梅带着女儿登上了回国的列车。火车缓缓启动，驶离莫斯科站台。
张梅站在车窗前，望着渐行渐远的城市。她心里充满了不安，隐隐觉得这一别，可能不会像林彪说的那么快就能团聚了。
火车一路向东，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颠簸，张梅终于在1941年8月底回到了延安。这一路走得格外艰难，因为苏德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很多交通线路被切断，她们不得不绕道而行。
回到延安后，组织上给张梅重新分配了工作，让她继续在抗大当教员，教授文化课。同时，组织上也给她分配了住处，一孔窑洞，位于抗大校区附近。
窑洞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里面有一铺土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条件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张梅带着女儿住了进去，开始了在延安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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