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到1944年8月，地点锁定山东莒县下崖村。
那是个大下午，太阳毒得很，可就在这儿，上演了一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怪事。
一大帮子日伪军，浩浩荡荡三百多号人，家伙什儿那是相当硬。
前头有伪军趟雷，中间夹着日本兵压阵。
可谁能想到，仅仅一声枪响，这帮人就跟中了邪似的，当场瘫软在地。
队伍瞬间炸了锅，带头的军官脑壳开了花，当场报销。
底下的小兵一个个恨不得钻地缝里去，都在找地儿躲，竟然没哪怕一个人敢往前冲半步。
把这几百号人吓破胆的“主力军”，其实就只有一个人。
更绝的是，这还是个刚摸枪没多久、才十六岁的愣头青。
这小战士名唤赵友金。
后来大伙儿都说这是“单刀赴会”的传奇，夸他枪法如神。
没错，他这手艺确实没得挑。
可偏偏在那个热得冒烟的下午，真正左右生死局面的，不仅仅是准头，而是一连串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以及背地里那本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算盘账”。
咱把钟表往回拨，瞅瞅当时指挥这场战斗的排长——也就是赵友金的顶头上司，遇到的是个啥样的绝境。
那时候，八路军的一个排正趴在下崖村边上的土坡上守株待兔。
如果是五十个，这买卖能做。
排长心里有本账：咱们这也是一个排，居高临下，又是打闷棍，怎么算赢面都很大。
这也是为啥弟兄们都把子弹推上了膛，一个个摩拳擦掌，就等着吃肉了。
可就在敌人刚露头那会儿，侦察员火急火燎带回来个要命的消息：情报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来的哪是五十人啊，那是黑压压三百多号！
而且队伍成分也变了。
本以为是伪军唱主角，现在定睛一瞧，全是日本兵，伪军就那么几个在前面当炮灰。
这下子，排长碰上了头一个生死抉择：是硬刚，还是跑路？
要是按评书里的说法，那肯定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这么干纯属送死。
咱给排长此时的处境算算细账：
人数上，从旗鼓相当变成了一打十。
火力上，三百个鬼子正规军，那掷弹筒、歪把子机枪配得齐齐整整，对付八路军这一个排，简直就是碾压。
真要打响了，头一排枪可能撂倒几个，可一旦鬼子回过味儿来，两翼一包抄，这一个排怕是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于是，排长的决定那叫一个干脆利落：撤！
没得商量。
这可不是怂，这是为了给队伍留点种子。
命令下得飞快。
战士们立马收起家伙，像猫一样悄没声地退出了阵地。
从战术层面看，这绝对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随机应变”。
可是，再完美的计划也怕出岔子。
这个岔子，就出在赵友金身上。
大部队都撤得没影了，这孩子还趴在原来的坑里，眼珠子死死瞪着远处的鬼子，手指头搭在扳机上，大气都不敢出。
难道是他一身是胆，想一个人挑三百个人？
那必不可能。
真要想当英雄，早开火了，犯不着等到这时候。
他之所以把撤退命令当耳旁风，是因为精神高度集中，整个人绷得像根拉满的弓弦，外界的声音根本进不去脑子。
这就得聊聊第二个关键点：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哪来这么重的心理包袱？
说白了，全是那一颗颗金贵无比的“子弹”闹的。
赵友金岁数虽小，枪法却是祖师爷赏饭吃。
他爹和他四叔都是老革命，打小跟着在山里打猎，那手感绝了。
神到啥地步？
头一回上战场，他打了十发子弹，干掉四个鬼子，还打伤俩。
这战绩，搁在二战随便哪个战场，那都是吓死人的存在。
咱比划比划。
有名的车桥战役，我军算是超常发挥，平均干掉一个鬼子还得费十六发子弹。
要是看美国大兵的数据，那就更没边了。
在太平洋岛上，美军弄死一个日本兵，平均得撒出去几千发子弹。
人家那是拿钢铁换命，因为子弹不值钱，人命值钱。
可在八路军这儿，理儿是反着的：人命金贵，可子弹比命还缺。
赵友金这身本事，不是拿子弹喂出来的，纯是被“穷”给逼出来的。
就在这回埋伏之前，他刚栽过一次跟头。
那是他第二回打仗。
鬼子都快冲到鼻子底下了，连那个最疼他的班长，子弹袋都空了。
可赵友金倒好，手里握着枪，愣是一枪不发。
这太反常了。
刺刀都快捅脸上了，你咋还不打？
事后班长盘问他，这孩子的回答让大伙儿心里都堵得慌。
他说，心里没底能一枪毙命，想放近了再打。
你瞅瞅，这就是那本沉重的“穷账”给逼出来的毛病。
班长以前天天念叨：“子弹是宝贝，必须一枪换一个。”
赵友金心眼实，把这话当圣旨，当成了硬指标。
要是没把握打死，那就是糟践东西，就是犯错误。
结果那回，还是班长硬从他手里抠出四发子弹，又逼着他把剩下六发打光，他才肯动手。
虽说慌乱中他也放倒了三个敌人，可因为“耽误事儿”，挨了排长一顿狠批。
那顿批对他打击太大了。
孩子委屈得哇哇大哭：“不是你们说子弹金贵吗？”
这哪是一个孩子的委屈啊，这是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穷得叮当响的一个缩影。
这种穷怕了的感觉，变成了压在赵友金心头的大石头。
所以这回在下崖村，赵友金脑子里压根儿没装“撤退”这俩字，全是想着：这回必须打漂亮点，必须看准了再扣扳机，绝不能再挨骂。
这种为了“雪耻”的钻牛角尖劲头，让他把周围动静全屏蔽了，连排长喊撤退都没听见。
直到那帮日伪军的大部队都快贴脸输出了，他才压低嗓子问了句：“排长，啥时候开火啊？”
半天没动静。
一回头，好家伙，阵地上连个人影都没了。
这会儿，赵友金碰上了这辈子最悬的一道选择题：咋整？
摆在他跟前的就三条道：
第一，装死或者硬挺着等鬼子过去。
但这基本没戏，离得太近，被发现就是个死。
第二，爬起来跑。
在光秃秃的身后，把后背露给三百条枪，那跟活靶子没区别。
第三，打一枪，然后再跑。
听着最疯狂，可从博弈的角度看，这反倒是唯一的活路。
为啥？
因为两边知道的信息不一样。
赵友金知道自己是光杆司令，可山下的鬼子不知道啊！
在鬼子眼里，这地界地势险要，简直是打伏击的绝佳地段。
刚走到这儿，突然枪响，带队的官儿直接被爆头。
这给鬼子发了个极强的错误信号：八路军的主力动手了！
赵友金这把操作那是相当老辣（虽说可能是吓出来的本能）：他没搭理前头的伪军。
打伪军没用，死了也不心疼，后面的日本兵照样冲。
他放过伪军，等日本兵近了，枪口直接套住了那个骑大马的军官。
“砰”的一声脆响，那鬼子官儿一头栽下马来。
紧接着，他又补了一枪，又撂倒一个日本兵。
这两枪，含金量太高了。
第一枪，把脑袋打掉了。
鬼子没了指挥，瞬间乱套。
第二枪，让人觉得这火力没断。
对于底下那三百多号人来说，长官瞬间暴毙，说明对面有神枪手。
在战场上，神枪手那通常都是跟着大部队混的。
于是乎，这三百多人集体脑补过头：肯定是被主力包圆了。
出于保命本能，鬼子兵立马散开，往路两边的沟里钻，谁也不敢露头，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
这就是战术上的“时间静止”。
赵友金哪懂什么心理博弈，但他利用这两枪挣来的混乱空档，捡回了一条命。
他没贪功，两枪打完，转身顺着山坡就滚了下去，仗着对路熟，撒丫子就跑没影了。
等鬼子回过神，哆哆嗦嗦地组织火力侦察，甚至发起试探性冲锋的时候，山上早连根毛都没了。
这三百多号精锐，就被一个十六岁的娃娃，用两颗子弹，硬生生给吓瘫了。
等赵友金满脸土灰地追上大部队时，班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发现人丢了，班长肠子都悔青了。
他觉着是自己之前告状，害得孩子挨批，才出了这档子事。
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班长这辈子都得活在愧疚里。
一看赵友金囫囵个儿回来了，班长冲上去一把死死抱住他，嘴里只有一句：“人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可赵友金呢？
这实诚孩子，第一反应竟然还是做检讨。
他跟班长发誓：“我再也不敢犯错了，下回肯定好好听命令！”
这话听得让人鼻头发酸。
在这档子事里，咱能咂摸出两层意思。
明面上，是赵友金单枪匹马对阵三百日伪军的军事奇迹。
暗地里，是一支穷得叮当响的队伍，怎么通过把单兵素质逼到极限，来填补装备大坑的生存挣扎。
赵友金的神枪手名头，是被逼出来的；他的“违抗军令”，是被批评吓出来的；他的孤胆杀敌，是被逼到死角后的求生爆发。
多年以后，再复盘这场战斗，咱会惊叹少年的神勇。
但更该看到的，是那个年头的中国军人，是在多严酷的生存极限下，用血肉之躯，硬是把“绝无可能”变成了“可能”。
两颗子弹吓退三百人，这是神话。
但这神话的底色，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沉重和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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