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查费茨/文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这本书反映了我对欧亚大陆伟大文明的毕生好奇。自1974年起，本人有幸游历欧亚大陆的很多地方，从西部的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到东部的杭州和西安。深入的观察和随后的文献阅读，让我想到，就像将整个地毯连缀在一起的那根主线，广袤的欧亚大陆各个文明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深层联系。或许是在喀什集市上欣赏各种精美马具的时候，我脑海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连接这些文明的那根线就是马匹。欲了解欧亚大陆的前现代史，就必须了解马匹在其中扮演的关键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2013年至2018年间，我旅居中国，游访了新疆、内蒙古，以及河南和陕西，还去了杭州和北京。古代骑马人的痕迹无处不在，从秦始皇壮观的兵马俑，到敦煌石窟中骑马使团的壁画，再到唐代的三彩马雕塑。我阅读了《西游记》，知道了后来被封为菩萨的那匹勇敢的白龙马，也通过《三国演义》了解了著名的赤兔马。2014年是马年，这一年我庆祝了自己的60岁生日。马确实是理解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联系的关键。
因此，我非常兴奋地看到《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中文版问世，希望这部作品能推动关于马匹在欧亚大陆共同历史中重要性的更加深入的讨论。
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见证了佛教经典如何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真实的“白龙马”反向而行，驮着著名的唐朝高僧玄奘前往佛陀的故乡。在新建的紫禁城，明朝永乐皇帝迎接了第一批访客向他献上的礼物—来自帖木儿的骏马。1793年，当英国贸易使团首次停靠渤海港口时，清朝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接收来自哈萨克汗国的优良马匹。即使是今天，土库曼斯坦仍将阿哈尔捷金马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例子都诠释了马在中国与其西部邻国交流史中的重要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来自西部地区的马匹，这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优质牧场的稀缺。一方面，中国人口的增长使得土地越来越多得到开发，而且优先用于农耕。另一方面，即使在草原占主体的地方，这里放牧的马匹在身高或肌肉量上也无法与西部草原地区的马匹相比。这在本书第四章中有详细讨论。现在的人们知道，中原地区缺乏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而西部草原地区硒含量丰富。没有硒的摄入，马匹的代谢会受到影响，无法长出十分强健的肌骨，因此跑不快。现代科学解开了这个谜团，也解释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政治家、将军和马匹爱好者的挫败感。
这个情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3000年来，马匹一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类似于20世纪的石油和21世纪的人工智能。有了战马，就可以将军队投射到遥远的地方，建立庞大的帝国。有了驿马，就可以将帝国境内偏僻的城镇与首都联系起来，便于中央政府收集信息，传送政令。有了优良的马匹，就可以提升速度，欣赏优美的风景和马匹本身的雄美，甚至与神灵相交。正如汉武帝论及优良马匹时所写：“竦予身，逝昆仑。”（《汉书·礼乐志》）
毫不意外，马匹在中国的兴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约公元前1200年，来自草原的战车部队（可能是雇佣兵）进入商朝领地。周朝的崛起离不开强大的战车部队崛起。马匹从拉战车到成为骑兵坐骑的转变，标志着周朝的衰落。战国时期，战车和骑兵并用，骑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最靠近草原、拥有最佳马匹资源和最强骑兵的诸侯国，在逐鹿中原的统一战争中胜出。这个诸侯国当然指的是秦国。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现场欣赏赞叹秦国的强壮马匹和英勇骑兵—他们的形象永远定格在西安兵马俑中。
自秦朝起，中原的统治者就将与草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草原是中原最好的马匹来源。有时，中原与草原的养马部落平等交易，获取军马、驿马及其他民用马匹。中原面对强大的养马部落联盟，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防御战。还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唐朝和清朝，中原政权统治了广阔的草原地区，能够直接控制马匹的繁育。第六章和第十章详细讨论了这些事件。无论中原地区与亚欧草原这种联系的性质如何，它都是中原朝廷必须管理的最重要的关系。
草原地区马匹资源丰富，与强大但马匹资源匮乏的中原地区进行马匹交易是自然而然的。边境哨所附近出现了很多马匹市场，其中一个哨所发展成为今天的山西大同。草原养马部落的商团会带来数千匹马的商队，在边境地区扎下帐篷，花数天时间与中原的官员讨价还价，用马匹、其他牲畜以及马毛和皮革等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奢侈品。然而，有时这些养马部落还以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他们绕过边境哨所，抢掠、绑架中原人，然后毫发无伤地退回大草原。
几个世纪以来，草原养马部落这种飘忽不定的行踪让历代中原政权无计可施。他们指责养马部落贪得无厌、野蛮成性、毫无诚信，不明白为何养马部落时而和气地与中原做生意，时而却纵马劫掠。我们推测，这可能缘于供需问题。在干旱年份，草原降雨少，草原马匹数量大为减少，中原人不得不高价购买，养马人满意而归。在湿润年份，雨水滋养了草原，马匹数量激增，供过于求。中原人不愿购买所有多出来的马匹，因此出价远低于对方预期。对草原养马部落来说，进兵中原，掠夺财物在经济上更划算。多余的马匹也使劫掠更加容易。更妙的是，从卖方的角度来看，战争推高了马匹价格，于是他们时而和平交易，时而武力劫掠，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
现在看来，草原养马部落人口很少，通常不过百万左右，却能对汉朝时人口数千万的中原政权构成军事威胁，着实令人称奇。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养马部落的特性来解释。他们每个人都会骑马，男女老少精通骑射。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解释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民皆兵”的族群，在狩猎中不断训练自己的军事素质，他们的骑兵部队多达25万人（见第七章）。他们通常在夏季末发起进攻。那时候，马匹膘肥体壮，状态最好。他们将兵力集中在中原政权西部边境的某个地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而中原政权集结骑兵、迎击入侵者需要时间。在快速突袭中，入侵者凭借人数、突然性和机动性优势占尽上风。当中原骑兵终于发现敌人行踪时，他们却早已撤回草原深处。这种情况同样持续了数个世纪。
几个世纪的贸易与掠夺使马匹成为中原政权与西部地区关系的核心。双方围绕马匹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长城两侧的人都热衷于马球和赛马等活动。在和平时期，中原皇帝常邀请草原养马部落参加持续数日的盛大狩猎活动。由于朝廷对良马的痴迷，艺术家和诗人创作了许多歌颂马匹雄健之美及其精神意义的艺术作品。
马匹将中原地区与偏远地区连接起来。在书中，我们提到，永乐皇帝曾收到来自撒马尔罕的马匹。乾隆皇帝则收到来自阿富汗的马匹，他在诗中将其比喻为大宛的“天马”。马匹甚至通过海路从波斯湾运到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也带回了不少马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杭州设立办事处，参与这一贸易。反过来，中国向外输出精美的瓷器和茶叶，从而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中亚、南亚和中东的遥远地区。
丝绸之路本身可以被视为马匹的运输通道。马匹是亚洲贸易中最常见的商品，也是总价值最高的商品。由于马匹能够自行移动并沿途觅食，带领一支从喀布尔到西安（约3600公里）的马匹商队可以带来丰厚利润。每年，数十万匹马往返穿越这片草原边疆地区，因为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沙俄都需要为骑兵补充马匹。最初，中国用丝绸支付这一珍贵商品。提到丝绸之路时，人们往往想到的不是奢华礼袍，也不是刺绣挂毯，而是未经染色的原丝。它形同纸币，可以用来购买马匹。据记载，一匹马的价格通常是四十匹原丝。新疆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这些原丝催生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但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述，称其为“马匹之路”或许同样贴切。
在丝绸之路或马匹之路的另一端，是与中国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的地区。就马匹而言，印度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最为相似。像中国一样，印度拥有丰富的农业用地，但牧场资源匮乏，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巴布尔曾说，他新征服的那片地方不适合养马。与中国的统治者类似，印度的统治者需要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进口草原马匹。同样，养马的游牧民族也经常劫掠或入侵印度。与中国相似，马匹在印度历代王朝的征服和治理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即使在英国将印度变为殖民地之后，马匹供应仍然是殖民当局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同时还需要防御来自草原的骑兵入侵。第九章和第十章对此有详细说明。
东欧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相似。在这里，草原养马民族也时而劫掠定居国家，时而与对方交易。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和马札尔人定居在如今的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草原地区。这里崛起了两个以骑兵为基础的大国：波兰—立陶宛王国（曾经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大公国。哥萨克骑兵为后者的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持，兵锋直至中国边境。详细内容见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不过，在更靠西边的地区，马匹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国家治理中作用也没有那么重要。唐朝、莫卧儿帝国或清朝的骑兵数量可达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欧洲规模最庞大的军队只有一万至两万匹马。西欧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农业用地多于牧场，因此马匹稀少且昂贵。马匹属于骑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象征着威望，但作为战略资源并不像在亚洲那样突出。欧洲的大多数决定性战役都是步兵作战的形式。
与其说欧洲的大多数决定性陆战靠的是步兵，不如说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是在海上进行的，如萨拉米海战、亚克兴战役、勒班陀海战、格拉沃利纳海战、特拉法尔加战役。这些战役决定了古希腊、古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命运。海上力量，而非骑兵力量，支撑了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欧亚历史与西欧历史之间的这一重大差异，使得我们有必要思考马匹的作用。这种动物对于理解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演变至关重要，而它在西欧并未发挥同等作用，使得西欧历史呈现出诸多独特之处。无论站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还是葡萄牙的视角，马匹都能为我们揭示过去的故事，以及现代世界形成的轨迹。
（作者为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本文为《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一书序言）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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