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啊,不是二婶那张嘴不饶人,这大年三十的,是个男人都要往家里奔。”
二婶王春花磕着瓜子,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嘴角的瓜子皮飞得老远。
“你说你那包工头男人,该不会是有了钱,在外面有了别的家吧?”
我坐在沙发角落,手里紧紧攥着那部屏幕都有些磨损的手机,手心里全是冷汗。
电视里正放着喜庆的新闻,可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只觉得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就在我准备起身回房躲避这尴尬时,电视里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01
腊月三十的吉林老家,窗外的北风呜呜地刮着,像是要把这窗户纸都给捅破了。
屋里虽然烧着暖气,热乎乎的,可我这心里头,却像是掉进了冰窟窿,拔凉拔凉的。
我叫崔秀英,今年四十六了,是个二婚女人。
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二婚不仅仅是搭伙过日子,更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伴儿,图个后半生的安稳。
我的头婚过得并不好,前夫是个酒蒙子,喝多了就动手,我忍了十年,最后带着一身伤净身出户。
那时候我想着,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一个人过也没啥不好的。
可老天爷大概是看我前半生太苦,让我在工地上遇见了耿铁柱。
铁柱比我大四岁,是个包工头,手底下带着几十号兄弟,虽然是个粗人,皮肤晒得黑黢黢的,但他心眼实诚。
我也不是没犹豫过,毕竟他是个干工程的,常年在外漂泊,能不能顾家是个大问题。
但他那次为了给我过生日,大半夜跑了三个县城给我买那个我随口提了一嘴的红围巾,我就知道,这男人靠得住。
结婚这两年,铁柱确实没亏待我,赚了钱都交给我保管,对我那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视如己出。
日子本来过得挺顺心的,可今年这年关,却过得让人心里发慌。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腊月二十七那天,铁柱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风声很大,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还有些喘。
“秀英啊,今年过年……我可能回不去了。”
听到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手里的饺子皮都掉在了地上。
“咋了铁柱?出啥事了?不是说好了今年陪我回娘家过年吗?”我急切地问。
“工地上……有点急事,必须要处理,走不开人。”铁柱支支吾吾的,没说太细。
“啥事能比过年还重要啊?是不是工程款没结清?还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追问道。
“哎呀,你就别问了,反正钱我都打你卡上了,你自己买点好吃的,替我给咱爸妈赔个不是。”
说完这句话,还没等我再多问两句,电话那就挂断了。
再打过去,就是关机。
从腊月二十七到大年三十,整整三天,他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我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立难安,既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事,又忍不住胡思乱想。
难道真像别人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怎么压都压不住。
没办法,年还得过,我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回了娘家。
娘家的气氛本来是挺好的,大哥大嫂都在忙活着贴对联、挂灯笼。
可随着二婶王春花的到来,这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变得浑浊了。
二婶这个人,是我们家族里出了名的“大喇叭”和“势利眼”。
她那个女婿在城里事业单位上班,虽说工资不高,但在她眼里那就是人上人,体面得很。
相比之下,我嫁给铁柱这个“满身水泥味”的包工头,在她看来就是掉进了钱眼儿里。
这不,年夜饭还没开始,她就已经把我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遍。
“哎哟,秀英啊,怎么就你自己回来的?你家那个大老板呢?”
二婶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嗑着瓜子,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精明和嘲讽。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一边帮大嫂摘菜,一边小声说:“工地有急事,走不开。”
“急事?”二婶撇了撇嘴,声音拔高了八度,“大过年的能有啥急事?工地不都停工了吗?”
“我看啊,这不是急事,是心里没这个家吧。”
旁边几个亲戚听了,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
那些眼神里,有同情,有疑惑,但更多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探究。
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二婶,您别瞎说,铁柱不是那种人。”我低着头,极力辩解着,可声音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不是那种人?秀英啊,你还是太年轻,太单纯了。”二婶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势。
“现在的包工头,哪个不是花花肠子?手里有点钱,腰杆子就硬了。”
“你想想,他以前是个光棍,好不容易娶了媳妇,按理说得把你捧在手心里才对。”
“这才结婚两年,过年就不回家,电话还关机,这里面能没猫腻?”
二婶的话,就像一根根毒刺,精准地扎在我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我想要反驳,可铁柱电话关机是事实,他不回家也是事实。
我甚至连他在哪、在干什么都不知道,拿什么去堵住二婶的嘴?
大嫂看我脸色难看,赶紧打圆场:“行了二婶,大过年的少说两句。铁柱那是干大事业的人,肯定是有正事耽误了。”
“大事业?”二婶冷笑了一声,“真正的大事业那是为国为民,他一个盖房子的,能有多大事业?我看八成是躲债,或者是被哪个小妖精给缠住了。”
这句话一出,屋里的气氛更尴尬了。
我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死死咬着嘴唇,不让它掉下来。
我不能哭,哭了就代表我心虚,就代表我承认了二婶的话。
可是,铁柱啊铁柱,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还是真的像二婶说的那样,变心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放下手中的菜,走到院子里想透透气。
院子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
我拿出手机,再一次拨打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冰冷的机械女声,让我的心彻底凉透了。
我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对我说:“秀英,以前让你受苦了,以后跟着我,我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那个承诺,言犹在耳。
可现在,我独自一人站在寒风中,面对亲戚的冷嘲热讽,你在哪呢?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钱,为了别的女人,那我崔秀英这双眼睛,就算是彻底瞎了。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了大哥喊吃饭的声音。
“秀英!快进来吃饭了!别在那吹冷风了!”
我抹了一把脸,整理了一下情绪,转身走进了屋。
不管心里多苦,这顿年夜饭,还得吃。
哪怕是含着眼泪,我也得把它咽下去。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顿饭,注定是吃不踏实的。
而更大的风暴,正在饭桌上等着我。
02
饭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这是大哥大嫂忙活了一整天的成果,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
可我坐在那里,看着满桌的好菜,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的位置被安排在二婶旁边,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二婶的女婿,那个在城里上班的小伙子,叫刘伟,正慢条斯理地给二婶倒酒。
“妈,您尝尝这个虾,这是我特意托朋友从海边带回来的,新鲜着呢。”刘伟一脸讨好地说。
二婶笑得合不拢嘴,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哎哟,还是我女婿孝顺,知道心疼人。不像某些人,找个男人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这话不用点名,大家也知道是在说谁。
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有些发白。
大哥有些看不下去了,端起酒杯说:“来来来,大过年的,咱们举个杯,祝咱们全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大家纷纷举杯,我也跟着举起杯子,抿了一口饮料。
放下杯子后,二婶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她夹了一块排骨,一边啃一边斜眼看着我:“秀英啊,不是二婶多嘴。当初你嫁给那个铁柱,我就不太同意。”
“你看,你前夫虽然混蛋,但好歹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这个铁柱,外地来的,又是干工地的,流动性太大了。”
“咱们女人图个啥?不就是图个安稳吗?”
“你说他现在给你钱花,那是他想稳住你。等他在外面玩够了,或者在外面安了新家,你怎么办?”
“你都四十六了,还能再折腾几次?”
二婶的话虽然难听,但不得不说,句句都戳中了中年女人的痛点。
我这个年纪,最怕的就是不稳定,最怕的就是被抛弃。
我抬起头,看着二婶,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二婶,铁柱对我挺好的,工资卡都在我这儿。”
“工资卡?”二婶嗤笑了一声,“现在的男人精着呢!给你那张卡里能有几个钱?大头肯定都在他自己手里攥着呢。”
“再说了,男人要是变了心,钱能买回来吗?”
“你看我家刘伟,虽然赚得没包工头多,但人家每天按时下班回家,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我闺女。这就叫踏实!”
刘伟在旁边听着丈母娘的夸奖,挺了挺胸膛,推了推眼镜说:“是啊,二姨。其实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陪伴。这大过年的,把老婆一个人扔在娘家,确实说不过去。”
连晚辈都开始教训我了,我只觉得脸上更挂不住了。
我想要反驳,想说铁柱平时对我有多好,想说他给我买金项链,想说他为了给我看病背着我跑了几层楼。
可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在此时此刻,他缺席了最重要的场合,所有的好,在别人眼里都成了笑话。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丑,站在舞台中央任人指点。
周围的亲戚们虽然没说话,但他们交换的眼神,偶尔发出的窃笑,都像针一样扎着我。
“哎呀,秀英你也别太难过。”三姑这时候插了一句嘴,“要是他真不回来了,你也得早做打算。趁着现在手里还有点钱,赶紧给自己存点养老本。”
“是啊是啊,二婚本来就难,咱得留个心眼。”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表面上是为我好,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暗示:你的婚姻失败了,你被骗了,你是个可怜虫。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低声说了一句:“我吃饱了,你们慢用。”
说完,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饭桌,躲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客厅里开着电视,声音开得挺大,是为了烘托过年的气氛。
我坐在那里,听着身后饭桌上的欢声笑语,听着他们继续谈论着我的“不幸”,心里酸涩得厉害。
我拿出手机,不死心地又拨了一遍铁柱的电话。
依然是关机。
铁柱,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如果你真的有了别人,哪怕你给我发个短信说一声,我也敬你是条汉子。
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算怎么回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那个熟悉的名字。
不知过了多久,饭桌那边的人也吃完了,大家陆陆续续地来到客厅,准备喝茶聊天,等着看春晚。
二婶剔着牙,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身上带着一股酒气。
“哟,还哭上了?”二婶看到我红肿的眼睛,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来劲了。
“哭有啥用啊?女人得学会强硬一点。”
“我跟你说,等那个铁柱回来,你必须得跟他闹!得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要是他真敢在外面胡来,你就去他工地闹,让他名声扫地,看他还敢不敢欺负咱们崔家人!”
我深吸一口气,刚想开口让二婶闭嘴,别再往我伤口上撒盐了。
就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视机突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警报声。
原本正在播放的广告被切断了,画面一转,变成了新闻直播间。
主持人的表情异常严肃,语速很快,声音里透着焦急。
“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受连日来罕见的强降雨和冰雪融化影响,邻省S县的一处重要堤坝突发管涌险情,下游三个村庄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下意识地看向电视。
虽然是邻省,但离我们这儿也不算太远。
“哎哟,大过年的出这事,这老百姓可咋过啊。”大哥叹了口气说道。
“是啊,这也太惨了。”大嫂也跟着附和。
二婶却似乎不太关心,撇了撇嘴说:“离咱们远着呢,咱们操那心干啥?来来来,打牌打牌,三缺一!”
她正要去拿扑克牌,电视里的画面切换到了抗洪抢险的一线现场。
那里是黑夜,暴雨如注,探照灯的光束在漆黑的夜空中乱晃。
画面很抖,那是前线记者在泥泞中奔跑拍摄的视角。
浑浊的洪水像发了疯的野兽一样咆哮着,冲击着堤坝。
而在那堤坝上,有一群人。
他们没有穿雨衣,很多人甚至光着膀子,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和冰水中,扛着沙袋,疯狂地往缺口里填。
他们浑身是泥,看不清面孔,就像一个个泥塑的雕像,但在洪水中却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
记者的声音嘶哑着吼道:“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缺口还在扩大!但是我们的抢险队员没有退缩!他们正在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人墙!”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
一种莫名的直觉,让我死死地盯着屏幕,连呼吸都忘了。
我的目光在那些模糊的身影中搜寻着,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一个动作。
突然,镜头拉近了一些,对准了正在指挥的一群人。
其中一个人,正扛着两个沉重的沙袋,步履蹒跚但坚定地冲向最危险的决口处。
二婶还在旁边絮叨:“哎呀,看这些干啥,怪吓人的,换台换台,看歌舞去。”
她说着就要伸手去拿遥控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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