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雾气弥漫的重庆。

中国电影制片厂里,演员项堃正琢磨着剧本,好哥们周峰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递了个话:周恩来要见你。

这话一进耳朵,项堃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

咱们得琢磨琢磨这中间的差距。

那时候的周恩来是啥人物?

共产党在陪都的“定海神针”,震动政坛的大佬。

可项堃呢?

说破大天也就是个吃开口饭的艺人,在圈子里混个脸熟罢了。

这一高一低,就好比现在的战区最高指挥官,点名要约一位当红的网络视频博主喝茶。

可周峰那张脸板得死死的,一点不像开玩笑,透着股神秘劲儿。

他还特意补了一句:把你媳妇阮斐也带上,周公点名要见你们两口子。

可要是把视角拉高,摊开当时国共暗战的棋盘,你会发现,这哪是简单的会面,分明是一场段位极高的“风险投资”。

这里面算计的,是人头,是钞票,更是时局。

周恩来凭啥相中项堃?

这还得把日历往前翻,从项堃回国前那场“哑巴面试”说起。

早些时候,项堃混迹在南洋的“武汉合唱团”。

这队伍是爱国侨领陈嘉庚拉起来的,在海外四处募捐。

最要命的是,陈嘉庚是个明白人,把化缘来的钱,一股脑全给了真抗日的共产党。

这事儿让国民党那边心里跟吃了苍蝇似的。

等合唱团飞回重庆,舱门刚开,国民党安排的一堆记者就像闻着味的鲨鱼围了上来。

这坑早就挖好了:只要这帮年轻人在镜头前顺着杆子夸两句国民党,第二天报纸头条准是“海外侨胞拥戴蒋委员长”。

那时候项堃就站在人堆里。

面对长枪短炮和那些带钩子的提问,他和团员们极有默契地干了一件事:把嘴缝上。

任你唾沫横飞,我就是一声不吭。

一场本来要敲锣打鼓的政治作秀,硬是被这帮年轻人的“冷暴力”给搅黄了。

回国后项堃虽说进了制片厂端铁饭碗,可心早就飞到了延安。

那年头,延安是热血青年心里的圣地。

可惜,路不通,人被困在了重庆这潭浑水里。

这几下子——海外筹款的屁股坐得正、机场拒访的骨头硬、心向延安的念头真——这不就是项堃无意间递给周恩来的“投名状”吗?

在周恩来眼里,这哪是个戏子,分明是一块经过火炼的好钢,一块能在大后方掀起波澜的“璞玉”。

见面的地儿选在制片厂一间不起眼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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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关,周峰识趣地退场。

周恩来大步上前,那双手有力地握住了项堃。

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客套,周恩来直接亮了底牌。

他从兜里掏出3000块钱,拍在了桌上。

这钱,是周恩来用来买项堃夫妇的一句话:拉起一支抗日剧团。

这步棋走得太刁钻了。

当时那局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国民党嘴上喊着“联手抗日”,私底下小动作不断,甚至在战场上给友军使绊子。

除非日本人的刺刀真的捅穿了蒋介石在江浙一带的钱袋子,否则别指望他能豁出命去打。

正面战场在那儿耗着,国民党又不地道,共产党必须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战场”。

这战场不费子弹,但更诛心,那就是:抢夺话语权。

周恩来急需一支队伍,能在大后方堂堂正正地演戏,把抗日的火种撒进老百姓心里,把那些“假抗日、真反共”的遮羞布给扯下来。

谁来当这个头儿?

派个老资历的干部?

不行,目标太大,特务机关分分钟给你掐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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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愣头青学生?

也不行,没名气,没号召力,戏台子搭起来也没人买票。

项堃夫妇简直就是老天爷赏的棋子。

人家是大明星,有票房;人家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身份合法;人家在海外有募捐的底子,身上带着光环。

但这买卖能不能成,周恩来还得做最后一次“承压测试”。

当项堃夫妇二话不说接下这活儿,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时,周恩来脸上没见笑容,反倒沉了下来。

他兜头给这两个热血青年浇了两盆冷水。

第一盆是关于钱袋子。

周恩来把话挑明了:这3000块当启动资金,那是杯水车薪。

搞剧团就是个无底洞。

租场子、做行头、管吃喝、路费,睁眼就要花钱。

给这点钱,不是共产党抠门,是延安那边也穷得叮当响。

周恩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其实是在问:没米下锅,这饭你还做不做?

第二盆是关于脑袋。

周恩来摊牌了:国民党现在盯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眼珠子都红了。

你们在这节骨眼上扯旗造势,蒋介石那边肯定把你们当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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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光是工作难做,是搞不好要蹲大牢,甚至是要掉脑袋的。

这就是周恩来的高明。

他不给你画大饼,也不拿革命口号忽悠人。

他做的是最赤裸的“风险告知”。

要是听到没钱、有生命危险就怂了,那说明这担子你挑不起来。

与其将来在战场上趴窝,不如现在就别开张。

这本身就是一种筛选。

项堃和阮斐没含糊。

他们收下了钱,也把这份要命的差事扛在了肩上。

后来的日子证明,周恩来这笔“风险投资”,赚翻了。

项堃夫妇利用自己在圈子里的人脉,硬是把剧团给拉扯起来了。

就像周恩来预料的,3000块钱眨眼就没。

两口子为了养活剧团,只能没日没夜地接商演,用赚来的钱去填抗日宣传的大坑。

也像周恩来警告的,国民党特务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了上来。

演出的场子被找茬、剧本审查被卡脖子、恐吓信塞进门缝,这都成了家常便饭。

最难的时候,他们连锅都揭不开,生存都成了问题。

可这支队伍硬是没散。

反倒是,在项堃夫妇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聚了过来。

他们宁肯跟着剧团勒紧裤腰带,也要在舞台上把抗日的道理吼给老百姓听。

这剧团就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上。

他们演的每一出戏,都在拆解国民党消极避战的逻辑;他们唱的每一句词,都在为前线拼命的战士争取人心。

这种宣传的杀伤力,那是几万大军也未必能比得了的。

回过头再看1942年那个下午,周恩来和项堃的会面,看着像是个简单的任务指派,实则是教科书级别的决策艺术。

头一个是眼力。

透过机场那场无声的对抗,看穿了项堃骨子里的硬气。

再一个是借力。

利用项堃的合法身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搭起了自己的台子。

最后是激力。

不藏着掖着,不粉饰太平,用最残酷的现实去激发出对方最彻底的决心。

周恩来给出的那3000块,与其说是经费,不如说是一颗火星。

他看准了项堃夫妇不光能护住这火星,还能把它吹成燎原大火。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不管条件多苦,共产党总能把最拔尖的人才聚到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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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信任,是建立在理性算计和坦诚相待的地基上的。

抗战胜利那天,锣鼓喧天的时候,大概没几个人会想起1942年那个光线昏暗的会议室。

但在历史的账本上,那3000块钱,早就赚回了千金不换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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