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矶列岛血战：一场被遗忘的“惨胜”，揭开解放军三军协同序幕！|三军|东矶列岛血战|前哨|航空兵|舰艇

作为一场发生在1954年春末夏初的浙东沿海战役，东矶列岛之战在我心中一直是个值得反复琢磨的案例。

它规模不算宏大，却集中体现了解放军由陆向海、由单一军种向多军种协同作战转变初期的种种探索与阵痛。

今天这篇咱们聊聊冷门战役之一的东矶列岛之战。

首先要说，这场仗的发生，时间点非常关键。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持续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告一段落。对新中国而言，一个北方的重大威胁暂时缓解，战略重心得以重新审视和调整。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及附近岛屿问题，这个因朝鲜战争爆发而被暂时搁置的议题，迅速回到了台前。

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后，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企图，他们以浙江沿海的大陈、一江山、渔山、披山、东矶列岛等岛屿为据点，像楔子一样钉在大陆外海。这些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与其海军舰艇、空军战机相互配合，频繁袭扰我沿海航运、破坏渔业生产，搞得浙东沿海很不安宁。

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掌握着这一带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主动权，我们的船出去打渔、搞运输，都得提心吊胆。

所以，拔掉这些“钉子”，既是保卫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打破国民党军封锁、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的关键一步。东矶列岛，位置正处于台州湾与三门湾之间，控制着浙东重要渔场和近海航道，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首先要拿下的目标。

蒋介石

为什么先打东矶列岛？

我分析，有几个考虑。一来，这里是大陈岛防御体系的外围前哨，相对孤立，守敌力量较弱（资料显示只有百来号游击队员），容易攻克，可以作为初战的“开胃菜”，提振士气，积累经验。二来，拿下东矶列岛，就等于在大陈岛的眼皮子底下打进了一个楔子，能直接压缩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空间，迫使其后退，同时为我方的舰艇提供一个宝贵的近岸依托和前进待机锚地。三来，这也是对美蒋正在酝酿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一种强力回应，表明我们解放沿海岛屿的决心不会动摇。可以说，打东矶列岛，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并存，是一着试探虚实、夺取主动的好棋。

接下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准备的。这场仗，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强调“协同”。虽然规模有限，但华东军区调动了陆军、海军水面舰艇、海军航空兵，试图打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这在当时的人民军队历史上，是带有试验和开创性质的。

指挥体系上，成立了由浙江军区、华东军区海军、海军航空兵组成的联合指挥所，后来总参谋长粟裕还特意派张爱萍参谋长前去前线统一指挥，可见高层对协调三军行动的重视。陆军方面，主要是步兵第60师180团和公安第16师部分部队，任务明确：登陆、占岛、构筑防御。海军方面，任务就复杂了：组成登陆输送队运兵，组成警戒队掩护航渡和登陆，组成以“南昌”、“广州”等护卫舰为主的掩护队打击敌反扑舰艇，还有鱼雷艇待命。

海军航空兵的任务最是关键：夺取战役区域的制空权，把国民党飞机挡在战区之外，保证登陆部队和舰艇的空中安全。这种多兵种合同作战的构想，在纸面上是清晰的，但在实际的通信联络、协同动作、指挥节奏上，对于一支缺乏现代化联合作战经验的军队来说，挑战巨大。

战役过程，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有顺利的奇袭，也有惨痛的损失，充分暴露了初期协同作战的稚嫩，也展现了官兵顽强的战斗意志。

1954年5月15日的登陆行动本身，堪称顺利。利用夜暗，三路登陆部队分别向田岙、头门山、蒋儿岙进发。因为行动隐蔽，加之东矶列岛守敌兵力单薄、警惕性不高（据说头门山岛上还有特务在老百姓家里赌钱，直接被堵个正着），登陆过程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部队上岛后，迅速控制要点，抓捕残敌，连夜构筑工事。这一步，干净利落，达成了战役的初步目标。

但真正的考验，在登陆之后。国民党军当然不甘心丢掉这个前哨。他们的反扑，主要来自海上和空中。这就引出了这场战役中几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海空交锋。

空战方面，我们的海军航空兵表现可圈可点。早在5月11日，也就是登陆发起前四天，国民党空军两架F-47来侦察，就被我海军航空兵保锡明和董世荣双机远距离拦截，保锡明在击落一架敌机后，自己也被击伤，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驾驶重伤的飞机飞回了基地。

这次空战，虽然暴露出长僚机配合脱节的问题，但成功阻止了敌机对登陆集结区域的侦察，保住了作战意图的隐蔽性。

5月15日中午，就在总攻发起前几小时，国民党两架P-51利用复杂气象又来捣乱，被我宋国卿、常化臣双机成功拦截并击落一架。这两次空战的胜利，初步掌握了战区的制空权，为登陆行动扫清了空中威胁，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我看到资料里描述，当时海面上有上千条渔船，渔民们看到敌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欢呼着划船去抓俘虏，那场面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这说明了制空权对民心士气的影响有多直接。

海战方面，则显得更为复杂和曲折。5月16日凌晨，国民党海军出动“太和”、“太康”等舰编队，企图炮击我刚刚登陆的部队。我“瑞金”、“兴国”两舰依托头门山岛隐蔽，突然开火，与敌激战二十多分钟，击伤了敌舰，迫其退走。这次战斗，我方战术运用得当，发挥了近岸作战的优势。同日上午，我“南昌”舰编队四艘护卫舰，试图诱歼孤军深入的敌“太和”号。

这是一场我们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战斗，四打一。然而，过程却不如预期。由于指挥和战术配合上的问题（比如射击暂停错过良机、舰速和转向协调不佳），加上炮术精度有待提高，仅仅命中敌舰一发炮弹，使其机舱漏水，未能将其击沉，眼睁睁看着它带伤逃回了大陈。

事后总结，除了战术层面，战前抽调骨干、补充新兵导致战斗力受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遗憾”的海战，暴露了当时人民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在正规海战、尤其是对运动目标进行舰炮火力协同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光有敢打敢拼的精神和相对先进的舰艇（当时一些护卫舰是接收或改造的旧舰，但火炮口径不小）还不够，还需要精湛的技术、默契的协同和灵活的临场指挥。

但最大的损失和悲壮，来自“瑞金”舰的沉没。5月18日拂晓，完成前一日战斗并补充了弹药的“瑞金”、“兴国”两舰，在返回东矶列岛锚地途中，因补给延误未能按计划在夜间航行完毕，不幸在白天遭遇国民党空军4架F-47的袭击。当时宁波机场天气恶劣，我方战机无法起飞掩护。

在绝望的防空战斗中，“瑞金”舰由于舰长临阵指挥失误（未能进行有效规避机动，防空火力组织不当），先后被炸弹击中左右两舷，最终沉没，包括大队政委、舰政委在内的56名官兵牺牲，40人受伤。这是人民海军建军初期最惨重的一次舰船损失。

分析“瑞金”舰的沉没，原因是多层次的、令人痛心的。直接原因是敌机空袭和舰长处置失当。但往深层看：

第一，暴露出我们当时缺乏有效的海空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舰艇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白天航行，风险极高，而由于通信、预警体系的不完善，未能有效规避这一风险。

第二，暴露出后勤保障和计划执行的漏洞。弹药补给船的延误，直接导致了舰艇未能按计划在夜间安全时段航行。

第三，也反映出单一舰艇防空能力的薄弱和官兵防空作战经验的缺乏。用移动弹幕而非固定弹幕拦截低空高速目标，效果很差。然而，在这场悲剧中，“瑞金”舰官兵的表现又是极其英勇和崇高的。从代理大队长聂奎聚到最后时刻仍在指挥，到炮手们在海水淹没炮位后爬上驾驶台用冲锋枪向敌机射击，到信号兵用帽子发信号让友舰“不要管我们”，到重伤员把唯一的浮木推给战友……

这些细节，读来令人震撼又心碎。他们用生命捍卫了荣誉，也用自己的牺牲，为年轻的人民海军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现代化海战，是体系作战，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战后海军党委决定保留“瑞金”舰建制，将“长春”舰更名为“瑞金”舰，正是对这种英雄精神的不朽铭记，也是对后来者的鞭策。

“瑞金”舰沉没的当天和次日，我海军航空兵再次出动，连续空战，又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牢牢掌握着制空权，也算是用空中胜利告慰了牺牲的海军战友。特别是5月19日那次空战，在复杂气象和敌舰炮火威胁下，我飞行员灵活作战，击落三架F-47，打得漂亮。

到5月20日，东矶列岛之战基本结束。十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大小战斗14次，最终牢牢控制了东矶列岛。

战果是：击伤敌舰5艘，击落敌机7架，击伤4架，俘获部分人员和船只。我们自己也付出了“瑞金”舰沉没、人员伤亡的代价。

回过头来整体分析这场战役，我的看法是：

第一，它是一场“成功的消耗战与前进作战”。从战略目的上看，我们成功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大陈岛方向的前哨据点，将我们的控制线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东矶列岛的解放，使得大陈岛直接暴露在我方岸炮和轻型舰艇的威胁之下，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范围被大大压缩，浙东沿海的渔业生产和航运安全得到了初步保障。

这为我们接下来筹划解放一江山岛乃至大陈岛，取得了至关重要的前进基地和跳板。可以说，这一步棋走对了，也走成了。

第二，它是一次宝贵的、带有实验性质的“联合作战初体验”。尽管协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特别是海空协同不畅导致“瑞金”舰的重大损失，但这场战役毕竟让陆军、海军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坐到了同一个指挥体系下，进行了实战意义上的配合。通过这场仗，各级指挥员对跨军种协同的复杂性、对制空权对于渡海登岛作战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战后，相关的经验教训一定会被反复总结、研究。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对于随后1955年更为成熟、成功的一江山岛三军联合登陆战役，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铺垫。没有东矶列岛的“预演”和“试错”，一江山岛的胜利可能会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