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8日,重庆歌乐山。

这一天,空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

突然,“砰”的一声脆响,硬生生划破了这个湿热的午后。

渣滓洞那个绰号“猫头鹰”的看守长徐贵林,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但这颗子弹的威力,可不光是要了徐贵林的命,它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几公里外白公馆里那些大人物的心口上。

关在这里的都不是一般人,国民党上将王陵基、中将宋希濂,还有少将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会儿一个个脸色惨白,跟丢了魂似的。

他们心里都明白,爪牙已经被剁掉了,是不是该轮到这一屋子的虎狼了?

这种恐惧可不是他们自己吓唬自己。

就在几天前,重庆军管会的侦察员孙曙,那个亲手参与抓捕行动的狠角色,刚把这帮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佬送进了改造所。

那时候,白公馆才刚挂牌叫“第二看守所”,专门就是为了收容这批在西南地区作威作福的顶级战犯。

要说对徐贵林的死反应最大的,那还得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区长徐远举。

那天下午,预审员也就是照例找徐远举核对一下审讯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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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知道,这刚听到传唤声,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竟然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软得根本站不住。

他满脑子全是徐贵林倒在血泊里的画面,认定这也是自己上路的日子了。

到了晚上,白公馆的监舍里安静得吓人,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徐远举缩在铺位的角落里,一晚上从噩梦里惊醒了两次,冷汗把衣衫都浸透了。

醒来之后他也不敢动,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眼神空洞得像两个黑窟窿。

同样被吓破胆的,还有他的老搭档周养浩。

说起这俩人,那可是江湖人称“军统三剑客”的主儿。

表面上看,他们是同僚,可实际上呢?

那简直就是一对冤家。

徐远举打心眼里看不起周养浩,背地里骂他“空有个少将牌子,一点少将风度都没有”,说他不过是靠着裙带关系巴结毛人凤才上位的软脚虾;周养浩也不是省油的灯,反唇相讥骂徐远举是“五大三粗,不学无术”的莽夫。

平日里这两人斗得乌眼鸡似的,可在这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这份互撕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

同在一个监舍的沈醉,在回忆录里就把这荒诞的一幕给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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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猜怎么着?

每当外面群众祭扫烈士陵墓,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时,这三个手上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就会本能地缩成一团,死死地贴着墙壁,恨不得钻进墙缝里去。

徐远举那个标志性的鹰钩鼻上,不停地往下滴着清鼻涕和冷汗。

他这时候哪还有半点特务头子的威风?

只会机械地用袖子去擦,嘴唇哆嗦着,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在放风的时候,徐远举曾经指着白公馆外面那片山沟,那片曾经埋葬过无数革命烈士的山沟,绝望地对沈醉说:“你我将来就和过去被我们杀害的人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其实,徐远举的绝望那是一点都不冤。

他太清楚自己干过什么缺德事了,枪毙他一百次都不足以抵偿他的罪孽。

而这种绝望的气氛,就像瘟疫一样,也传染给了他们的“长官”——四川省主席、上将王陵基。

王陵基这人,绰号“王灵官”,在四川军阀里那可是资格最老的一位。

别看他这会儿在狱里惶惶不可终日,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那个能让重庆小孩子听了名字就不敢哭的恶魔。

在“反共”这件事上,他和徐远举配合得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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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负责抓人,王陵基负责杀人,这俩人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黑白无常。

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王陵基曾经亲自指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四九血案”。

他在回忆录里自己都承认,当时他给警卫队下的死命令是:“爬进一个捆一个!”

在那场浩劫里,他的卫士用驳壳枪猛戳女学生的下身,鲜血流了一地,受害者痛得在地上乱滚,而这位上将呢?

他就在一旁冷眼旁观,仿佛看的不是人命,而是草芥。

除了屠杀学生,华蓥山游击队的覆灭、岳池县新三中学的血腥镇压,每一笔血债,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他的头上。

所以,当徐贵林这个“执行者”被枪决后,身为“决策者”的王陵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他不服管教的嚣张气焰瞬间就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末日的死寂等待。

他心里明镜似的,按照他犯下的这些罪行,那个刑场上早晚得给他留个位置。

可偏偏在这群惊弓之鸟里,有一个人的恐惧显得有些“多余”,这人就是中将宋希濂。

宋希濂那是抗日名将,但也在这场政治漩涡里陷得太深了。

他之所以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那个没来得及实施的“撤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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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前,他和胡宗南策划要把三十万大军撤退到滇缅边区,企图利用外部势力长期危害祖国。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那真是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这种沉重的心理包袱,让他把自己直接划到了徐远举、王陵基他们那一挂里去了。

他以为自己也是必死之人,却不知道历史给了他一个转机。

这层窗户纸,最后是被陈赓将军给捅破的。

当陈赓来到战犯管理所,看望这些昔日的黄埔一期老同学时,宋希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有想象中的严刑拷打,也没有疾言厉色的斥责,有的只是老同学之间的叙旧。

回到监舍后,宋希濂兴奋得像个孩子,绘声绘色地向其他人描述:“不仅见了面,还喝了酒,吃了好菜!”

那一刻,白公馆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宋希濂的经历,就像是在这群等死的人面前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光亮。

虽然徐远举和王陵基依旧在恐惧中煎熬,但历史的车轮,已经轰隆隆地转过了最血腥的那一页。

1950年的那个五月,对于白公馆的战犯们来说,既是地狱,也是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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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林的死,就像一记重锤,彻底敲碎了他们心中最后那点侥幸。

它清晰地告诉所有人:无论你肩上扛着几颗星,无论你曾经多么不可一世,在正义的审判面前,谁都没有豁免权!

恐惧,不过是他们必须付出的第一笔利息罢了。

至于最后的清算,历史自有它的安排。

有些人虽然当时没有走上刑场,但在那漫长的改造岁月里,每一天的良心拷问,或许比那一颗子弹来得更加漫长,也更加深刻。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哪怕是迟到了八年的公审,哪怕是几十年后的忏悔,那都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也是对那些冤魂最好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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