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一九五三年三月，莫斯科的空气仿佛因斯大林的离世而彻底冻结。
斯大林葬礼结束后，红场之上哀乐低回，而在克里姆林宫那场暗流涌动的国宴里，当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猜测苏联权力的走向时，向来儒雅温和的周总理，却突然“打破”了外交礼节的含蓄。
他将目光越过试图阻拦的苏军元帅，直视急于稳固权力的赫鲁晓夫，抛出了一个让苏联高层措手不及的请求——接一个人回家。
这个人，叫唐铎。
01
一九三三年的莫斯科，十一月的天空低垂得像一块生了锈的铅板。红场周边的街道已经被积雪和煤渣填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只有重工业城市才特有的、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
凌晨四点，莫斯科郊外的图希诺机场。
唐铎站在他的R-5侦察机前，地勤人员正在给引擎加热。喷灯吐出的蓝色火苗舔舐着发动机散热片，发出呼呼的声响。
哪怕隔着厚厚的皮手套，唐铎依然能感觉到那股子透进骨髓的寒意。这不是普通的冷，这是西伯利亚寒流过境时的肃杀，能把人的鼻毛瞬间冻硬。
他用力跺了跺脚，脚下的硬底飞行靴踩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唐，这一趟要是飞砸了，咱们都得去西伯利亚挖土豆。”
说话的是他的僚机，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俄罗斯大个子。此时这名苏军上尉正哆哆嗦嗦地往嘴里塞一块黑列巴，眼神里透着股子掩饰不住的焦虑。
唐铎没回头，只是紧了紧飞行帽的皮扣，目光死死锁住仪表盘上那个还未跳动的转速表：“挖土豆是最好的结果。要是编队乱了，契卡（秘密警察）的子弹会在我们落地前就上膛。”
今天，是十月革命胜利十六周年阅兵。
这不是演习，这是苏联向世界展示肌肉的舞台。斯大林将在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的中心，检阅他的武装力量。
而唐铎，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是今天空中梯队的“眼睛”——他是第6航空旅第83大队的首席领航员。
一百多架战机将在他的带领下，以密集编队飞越红场。误差不能超过三秒，间距不能超过十五米。一旦领航机偏航，后面的机群就会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在空中相撞，残骸会直接砸向检阅台上的斯大林。
“登机！”
信号弹划破黎明。唐铎踩着机翼根部的防滑条，翻进狭窄的座舱。
这里是他的世界。
当他握住那根被磨得发亮的操纵杆时，那种作为异乡人的疏离感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机合一的冷酷掌控感。
引擎轰鸣，螺旋桨卷起的狂风吹散了积雪。
起飞。
机群穿云破雾。高度八百米，下方的莫斯科像一幅灰白色的版画。
这种殊荣，来得太不容易了。
唐铎的思绪在强烈的气流颠簸中，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一九二五年。那年他刚到苏联，还是个连俄语字母都认不全的留学生。
那时候的苏联教官，看着这群中国学生的眼神里，藏着一种并不高明的傲慢。
“中国人？开飞机？”那个留着八字胡的教官曾拿着教鞭，敲得黑板梆梆响，“你们连精密一点的钟表都修不好，怎么驾驭这种钢铁机器？你们的前庭器官结构也许根本不适合飞行。”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生理歧视。
唐铎没辩解。辩解是弱者的选择，强者只看结果。
为了克服眩晕，他在那个该死的“固滚轮”上一转就是四十五分钟。下来的时候，胆汁都吐出来了，脸白得像纸，连站都站不稳。教官以为他废了，结果他抹了一把嘴角的酸水，扶着墙，用蹩脚的俄语说：“再来。”
为了练瞄准，他在零下三十度的露天靶场趴着，眼睫毛被冻在瞄准镜上，撕下来时带着血。
为了背熟空战理论，他把那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空气动力学》抄了三遍，每一个俄语单词都像钉子一样钉进脑子里。
八年。
他从一个被嘲笑的黄种人，变成了今天飞在整个苏军最前面的“鹰头”。
“注意！进入基准航线！目标红场！”耳机的杂音里传来塔台的吼声。
唐铎猛地收回思绪。透过风挡玻璃，远处的克里姆林宫红墙已经清晰可见。
“所有中队注意，保持间距！我是领航机，跟随我的轨迹！”唐铎的声音在无线电里冷静得像一块冰。
下方，红场上的人群像黑色的潮水。列宁墓上的那些身影，此时小得像火柴盒。
唐铎稳稳地推着操纵杆，控制着飞机的姿态。气流很乱，但他像是在雕刻时光一样，精准地切入了检阅空域。
当巨大的轰鸣声震彻红场上空时，唐铎并没有往下看。他知道斯大林在挥手，但他更知道，作为领航者，他的眼睛只能盯着前方虚无的航线。
那一刻，他是苏军的骄傲，是红场上空唯一的中国图腾。
02
荣耀的保质期，短得令人咋舌。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漫长。莫斯科的街头少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深夜的黑色囚车（被苏联人称为“乌鸦”）像幽灵一样在街巷里穿梭。
大清洗开始了。
唐铎是在宿舍里被带走的。
没有激烈的抓捕过程，甚至可以说平静得有些诡异。
那是晚上十点，他正在整理飞行笔记。房门被敲响了，不是那种急促的砸门，而是礼貌的三声。
门外站着三个穿着深蓝色风衣的内务部（NKVD）军官。
“唐铎中校？”领头的人有一双像死鱼一样毫无感情的眼睛，“有些关于第六航空旅的问题，需要您协助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需要换军装吗？”唐铎站起身，下意识地去拿衣架上的军帽。
“不必了。”那人挡住了他的手，“那边的房间很暖和。”
唐铎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他太熟悉这套说辞了。隔壁宿舍的伊万诺夫上周也是这样被带走的，再也没回来。
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确实“暖和”，因为不通风，空气里混杂着血腥味、排泄物的臭味和一种让人窒息的霉味。
审讯室里，一盏强光灯直直地射在唐铎脸上，烤得他眼球生疼。
“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
坐在他对面的审讯官一边漫不经心地修剪着指甲，一边抛出了那个足以致人死地的指控。
唐铎感到荒谬，甚至想笑：“我是中国人。日本人侵略了我的祖国，杀我的同胞。你说我是日本特务？这在逻辑上通吗？”
“逻辑？”审讯官放下指甲刀，突然抓起桌上的厚厚一叠卷宗，狠狠地砸在唐铎脸上，“在这里，内务部的怀疑就是逻辑！你长着亚洲人的脸，你频繁接触外籍人员，这就是证据！”
接下来的日子，时间失去了意义。
睡眠剥夺。只要唐铎一闭眼，看守就会冲进来用冷水泼他，或者用枪托砸他的肋骨。
站立刑。被强迫在墙角站着，不许动，不许上厕所，直到双腿肿胀得像灌了铅，静脉曲张让血管像蚯蚓一样爆出来。
但他没有在认罪书上签字。
他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骨头比苏联人想象的要硬。他知道，一旦签字，死的不仅是他，更是对党籍的背叛。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烂掉时，一束光照了进来。
任弼时。
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听闻唐铎被捕的消息后，直接闯进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办公室。
据后来的档案记载，那天一向温文尔雅的任弼时拍了桌子。
“把唐铎抓起来是乱弹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是我们的同志！如果他是日本特务，那我任弼时是什么？”
任弼时的担保书，是用党性和生命写的。在那个谁都想明哲保身、甚至互相揭发的年代，这份担保书重若千钧。
一九三九年，唐铎走出了卢比扬卡。
他虽然恢复了军籍，重新穿上了那身笔挺的苏军制服，但他灵魂深处的某个部分已经死了。那种对“第二故乡”的盲目依恋，在那间地下室里被彻底粉碎。
他明白了，在这里，他永远是“客”。是随时可以被牺牲、被怀疑的“客”。
只有战争能让他暂时忘记这种屈辱。
一九四四年，白俄罗斯，明斯克战役。
唐铎驾驶着伊尔-10强击机，这种专门用于低空对地攻击的飞机，被德军称为“黑色死神”。座舱周围包裹着厚厚的装甲，前面是一台两千马力的咆哮怪兽。
只有在杀戮敌军的时候，唐铎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那是一次对德军撤退纵队的“自由猎杀”。
唐铎发现了一辆试图躲进树林的德军半履带运兵车。他推杆，飞机像一块陨石一样砸了下去。
高度表指针疯狂旋转。两百米、一百米、五十米。
“突突突突——”
机翼上的23毫米机炮喷吐出长长的火舌，弹壳像雨点一样从抛壳窗洒落。运兵车瞬间被打成了一个燃烧的火球，里面的德军士兵像着火的蚂蚁一样滚了出来。
唐铎拉起机头，准备第二轮攻击。
就在这时，他瞥见在燃烧的残骸旁，一名还没断气的德军士兵正挣扎着架起一挺MG42机枪。枪口正对着唐铎的座舱底板。
距离太近了！不到三十米！
在这个距离上，任何机动动作都是徒劳的。机炮子弹已经打空了。
那一瞬间，唐铎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一种原始的野兽本能。他没有拉升躲避，反而猛地蹬舵，压低机头，迎着枪口撞了过去。
这是一次疯狂的赌博。
巨大的三叶螺旋桨，像一台每分钟两千转的绞肉机，带着死亡的啸叫，切向那个德军机枪手。
“嗡——噗！”
没有金属撞击的脆响，只有一种令人牙酸的、沉闷的破碎声。像是西瓜被铁锤砸烂，又像是湿透的棉被被撕裂。
飞机猛烈地抖动了一下，仿佛撞上了一堵肉墙。
紧接着，一团红黑色的雾气瞬间糊满了唐铎面前的风挡玻璃。
那名德军士兵的上半身凭空消失了。
唐铎死死握住操纵杆，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拉起战机冲向高空。透过满是血污的玻璃，他看到了下方燃烧的大地。
落地后，地勤人员看着机头螺旋桨上挂着的器官内脏，一个个脸色苍白，弯腰呕吐。
唐铎面无表情地跳下飞机，摘下手套，扔给地勤：“把它洗干净，明天还要飞。”
他转身走向塔台，背影萧索而坚硬。
这就是他在苏联的生活。
要么在监狱里被当做猪狗，要么在天上变成杀人机器。
他累了。他想回家。
03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莫斯科的时间仿佛凝固了。
克里姆林宫降半旗。斯大林，这个统治了苏联近三十年的钢铁巨人，在这个寒冷的初春夜晚停止了呼吸。
整个莫斯科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氛围。街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悲怆的哀乐，市民们排着长队去瞻仰遗容，有人痛哭流涕，有人神情木然，更多的人则是眼神闪烁，那是对未知的恐惧。
而在权力的顶层，悲伤只是面具，面具下是磨刀霍霍的声音。
中国代表团驻地，斯皮里多诺夫卡宫。
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但周总理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暖意。他刚从工会大厦的守灵仪式回来，黑色的大衣上还沾着外面的雪花。
“总理，喝口热茶吧。”翻译递过来一杯红茶。
周总理摆了摆手，目光依然停留在手中的一份绝密档案上。
那是关于唐铎的全部资料。
“二十八年了。”周总理摘下眼镜，揉了揉满是血丝的眼睛，声音低沉，“从一九二五年到现在，他在苏联吃尽了苦头，也学了一身真本事。现在斯大林走了，苏联这艘大船要剧烈晃动，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可是总理，”旁边的武官有些担忧，“唐铎现在的身份太敏感了。他是苏军中校，茹可夫斯基学院的权威。他脑子里的东西，涉及到米格-15、伊尔-10甚至最新的米格-17的核心数据。苏联军方把他当成宝贝，也当成囚徒。刘亚楼司令员之前几次提过要人，都被格鲁乌（军情总局）给挡回来了。”
周总理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莫斯科的夜色深沉如墨，远处的红星闪烁着冷冽的光。
“以前斯大林在，苏共中央铁板一块，我们要人是‘乞求’，当然难。”周总理的语气突然变得锋利起来，“但现在不同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这三个人为了那个最高的位置，正在进行殊死搏斗。”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赫鲁晓夫现在最需要什么？他需要外部的支持，特别是我们的支持，来增加他在党内斗争的筹码。这就是我们的切入点。”
“这不仅仅是外交，这是博弈。我们要用政治的筹码，去换技术的种子。”
三月九日，斯大林葬礼结束后的国宴。
克里姆林宫的格奥尔基大厅金碧辉煌，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
赫鲁晓夫作为葬礼委员会主席，忙前忙后。他那张略显粗俗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试图向在座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展示他的亲和力和掌控力。
但他那双游移不定的眼睛出卖了他。他在观察，观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周总理端着酒杯，优雅而从容地穿过人群。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先是用俄语与几位苏军元帅寒暄，最后看似随意地停在了赫鲁晓夫面前。
周总理的声音不大，却有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在这个悲伤的时刻，看到您能如此稳健地主持大局，我们感到很欣慰。”
这句话像是一颗定心丸，让赫鲁晓夫脸上的笑容瞬间真诚了几分。
“哦，周同志！感谢您的支持！”赫鲁晓夫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
“既然说到支持，”周总理没有抽回手，而是顺势更进一步，目光直视赫鲁晓夫的眼睛，“毛主席让我转达，中国空军的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一位老同志回来帮忙。他叫唐铎。”
听到这个名字，赫鲁晓夫愣了一下。
站在不远处正端着伏特加的苏军空军元帅韦尔希宁，手抖了一下，酒洒出来几滴。他立刻走上前，神色紧张：“这……周同志，唐铎中校现在负责几个重点型号的教研工作，涉及……”
“元帅同志。”周总理打断了他，脸上的笑容依旧温和，但眼神里却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唐铎是一九二六年的中共党员，是任弼时同志的亲密战友。他在苏联二十八年，流过血，坐过牢，从未背叛过信仰。现在母亲想念游子，党想念自己的同志，难道还要谈什么保密条例吗？”
周总理转头看向赫鲁晓夫，不顾此时的外交礼节，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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