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经济如何成为国家高水平开放的标杆？｜独思录 x 郑永年|口岸经济|独思录

Facts

Insight

Impact

独思录

Thinking

Alone

Thinking

Alone

01.23.2026

第02录

总第93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开放政策与口岸经济》

破解口岸经济的“堵点”。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2录编者按

在美国轰炸委内瑞拉、俄乌久拖未决、中东战火反复之际，世界再次陷入“外部战争+内部革命”叠加震荡，全球化受阻，贸易与口岸站上地缘重构与规则博弈的风口。

本文立足百年世界史和中西比较，剖析不平等如何成为冲突与动荡的深层土壤，指出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担当大国责任，反而更需要高水平开放，通过口岸经济把“通道流量”升级为“枢纽增值”和制度创新高地。

在APEC深圳主场临近、粤港澳大湾区被寄予“全国示范”厚望之时，我们如何推进和加快口岸经济改革，成为国家高水平开放的标杆？用更便利、更安全、更高效的口岸制度，为企业出海、规则对接和全球公共品供给提供支撑？如何让口岸从地理边界，真正跃升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这是摆在决策者与这座城市面前共同的新课题。

本期独思录内容是根据在由深圳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举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深圳分社承办的“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深圳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2026年1月13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标题为“开放政策与口岸经济”。

口岸经济（port economy或border economy）自古就有，因为口岸是贸易的节点。如果借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贸易是人性的内在使然。口岸分一个国家的内部口岸和国际口岸。今天人们看到海陆空贸易，但顾名思义，航空贸易只是在飞机被发明之后的事情。

陆地和海上贸易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中国至少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就已经特别强调内部贸易和外部贸易的重要性。被视为“中华商圣”的范蠡、管仲及其相关的《管子》和《淮南子》，都对如何通过贸易发展经济和积累财富进行了详细、在今天看来依然非常科学的讨论。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泉州港在宋代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吸引了大量的阿拉伯商人。近年来在南海发掘的宋朝沉船是中国远洋贸易最直接的证据。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尽管不是贸易，但充分表明中国具备远洋航行能力。但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世界大航运时代和与之相关联的近代工业化时代。因为没有远程贸易，很多近代经济制度也得不到确立，尤其是关税政策。近代国际法起源于欧洲国家的远洋贸易，格劳修斯的国际法的基础便是欧洲人在亚洲的贸易实践。中国直到近代被西方列强打败，被迫开放贸易，但就贸易实践来说，知识储备少得可怜，甚至是零状态。清朝启用了一个洋人（英国人）来负责关税，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近代以来强大的国家都是商贸国家，尤其是海上贸易，典型的是大英帝国和之后的美国。英美都是商贸大国，但实行的口岸政策则非常不同。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能力实行开放政策，尤其是单边开放。大英帝国首先是一个商贸帝国。但美国则不然。美国立国之后很长时间是实行重商主义的，通过高关税政策，扶持本国的企业和经济。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实行的关税主义，个税是从20世纪初之后才实行的。美国强大起来之后，也在关键领域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企业、金融三大领域。特朗普今天搞对等关税是有历史先例的，不足为奇。特朗普把今天美国的问题统统归诸于全球化，其实不然。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美国的问题是其不平衡的政策所致，即过于资本主导，政府没有能力来纠正资本所产生的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口岸经济是有新的历史背景和新的时代意义的。

古斯塔夫·多雷在1870年所绘的伦敦工业区（图源：维基百科）

01世界再次面临战争与革命格局

今天的国际格局，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可比的历史阶段，或许人们很快就会想到欧洲从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那段历史。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内部革命和同样漫长的外部战争。

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欧洲开启了一个很长周期的内部革命，即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大多数革命都具有暴力性质。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是欧洲的黄金时期，欧洲经历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当时的很多人，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相信，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各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量的利益，但并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914年至1945年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里，欧洲只有30来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那么，为什么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欧洲仍会爆发内部革命？为什么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国家之间的战争？

简单地说，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主要是由经济层面的两个“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当然不是革命和战争的起源，却是革命和战争的社会基础。

在欧洲各国内部，尽管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出现了大问题，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反而更加贫困了。这就是各国内部民粹主义的基础，而民粹主义的崛起则为革命奠定了基础。

同样，欧洲的全球化为欧洲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一些国家变得极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反而变得更穷了。这就是各国间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民族主义的崛起为国家间的战争奠定了社会基础。

实际上，比较而言，今天的国际局面较之当时的欧洲似乎更为糟糕一些。当时的欧洲是先发生内部革命、后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当今世界似乎趋向于革命和战争互相交织的局面。

就外部战争而言，尽管还没有发生人们所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如果把今天所有卷入各个区域冲突的国家包括在内，也可以算是“大战”的规模了。只不过，现在的冲突和战争是局部的，彼此间没有连接起来罢了。但即使是局部的区域冲突也对世界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俄乌冲突已持续多年，目前战场态势仍然胶着，多方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尽管各方都说想结束这场冲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动作。在中东，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局部冲突把中东很多国家都卷入其中，尽管现在冲突暂时缓解了，但人们都清楚冲突会随时再次发生，所不确定的是到底哪天再次发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得到暂时的管控，但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在经历暂时的管控之后最近再次爆发。与此同时，全球其他地区的武装冲突也在持续进行，包括缅甸、苏丹、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等等。

区域冲突频发的根源在于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化。二战以来，美国的利益深度嵌入各个区域，美国俨然成为各个区域秩序的一部分。现在，美国因为内部力不从心，特朗普进行大的战略调整，即从全球性的全面卷入转向“国内-周边-后院”政策，而无论是美国的退出还是嵌入都会成为各个区域的冲突根源。一方面，美国想减少对一些区域的承诺甚至从一些区域退出来。一旦美国退出一个区域，该区域更有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美国想嵌入的区域，即拉丁美洲地区，也出现了冲突状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的嵌入无疑要改变原来的权力状态，冲突必然到来。最近美国军事轰炸委内瑞拉，特种部队强行控制该国总统并带离到美国审判便是典型的案例。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鲁比奥、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与其他内阁成员于海湖庄园观看“绝对决心行动”的执行影片（图源：白宫官网）

就内部革命而言，尽管当今主要国家并没有发生类似1848年革命那样程度的事件，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只是革命的程度问题和革命的不同表达形式问题。

美国右翼活动家查理·柯克遇刺后，右翼阵营迅速以悼念与集会活动凝聚支持，将其塑造为“自由殉道者”，以此强化对“激进左翼”的对抗叙事。共和党各州领导层继续推动“强治安、反移民、反觉醒议程”，试图以“法与秩序”框架稳固群众基础。与右翼相对，美国左翼在年轻族群与进步阵营中重新获得动员势能。围绕巴以冲突、气候政策与劳工权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层组织利用社交媒体与社会抗议双轨并进，推动体制内改革。马姆达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奥卡西奥-科泰兹（AOC）等进步派的长期动员，使“从街头到体制”的政治路径逐渐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动把“人权、平等、财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议程，并通过抗议与罢工持续施压。

尽管美国政界和媒体竭力淡化刺杀案，但各种说辞并不能掩盖美国社会内部严重的阶级对立。实际上，美国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场革命或者激进的改革才能缓解或者解决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美国的主张与做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柯克的刺杀案也引发了英国右翼的大规模游行。近代以来，英国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欧洲的前列，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深入。但自20世纪80年代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以来，英国每况愈下，前些年更是脱离欧盟。这次柯克刺杀案所引发的大游行很显然表明英国的情况依然严峻。英国社会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头暴力与舆论撕裂，政府高层与主流媒体在“言论自由”与“治安维护”之间分裂对立。右翼借民族认同和社会治理议题强化自身影响，传统政治调节机制对极端情绪已难以约束。

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主要国家右派整体崛起。意大利和德国右派已经掌权，法国的中偏右政权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些国家的社会也有类似美国那样的情况，相继陷入社会动荡与政治撕裂，呈现出从选举对抗向社会全面分化扩展的趋势。

在亚洲，日本政治则右倾化显著，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党首和日本首相，象征着保守民族主义与修宪议程的再次抬头，其对外强硬立场已经一步一步地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尤其是高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深刻地恶化着中日关系。

更需要重视的是，内部暴力冲突也发生在亚非部分国家。近年来，这些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局势陡然升温，并在近期达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来，社会抗议运动在多个亚非国家不断爆发。2025年下半年以来，社会抗议爆发的频率有所增加，组织规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达加斯加等国。其中，部分抗议运动推翻了现有政权。相较于以往，本轮亚非国家社会抗议运动呈现以“Z世代”为主导、借助社交媒体动员、缺乏严密组织但波及范围广、去意识形态化等新特征。

进入2026年以来，更多国家的社会局势在快速恶化。伊朗因为经济通胀导致了全国性大规模示威，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政权岌岌可危。委内瑞拉总统被美国强行带离之后，大量的民众不是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反而加以庆祝。这和委内瑞拉这些年经济恶化对广大民众造成的恶劣后果有关。

概括地说，贸易和全球化导致共同繁荣，但今天的贸易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再者，贸易和全球化一旦消失，各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国际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这是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2025年12月29日，德黑兰商贩罢工，抗议货币贬值，通胀飙升（图源：德国之声）

02为什么在这样的形势下，

中国需要持续推进开放政策？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根据二十大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中国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今后需要实现每年约至少5%的增长。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中国无疑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考量到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非常庞大，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需要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来实现。

开放赋能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是在全球化或者外循环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大湾区和长三角这两个区域。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的发展依然需要继续的全球化。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可以在封闭状态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这也是中央政府的一贯政策。

国际贸易依然重要

传统上人们所说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和消费尽管不能像从前那样的方式拉动经济了，但依然重要。尤其是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关乎投资和消费。去年中国贸易顺差超过一万亿美元，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关切，其中不乏忧虑。关切和忧虑是有道理的。贸易顺差表明出口多于进口。中国这些年出口加快是事实，因为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新三样”具有绝对的优势。问题在于进口减少，或者进口赶不上出口。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这个趋势是否是可持续的。政府方面早就强调不以追求顺差为目标。要改变这一趋势，那么就要更大的开放政策。

大国国际责任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便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品，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天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都是发展，发展本身与发展模式。开放促成发展，而封闭导致落后。

中国的国际地位

大国的地位是斗争出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美国等一些国家施行“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就要以自己的力量继续推动全球化。继续全球化是中国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必由之路。

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图源：新华社）

03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政策

在新时代，国家层面的高水平开放政策，无论从理论上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已经很全面和系统，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或者三个相关的层面。

包容性多边主义

很多年来，我们国家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的，针对的是所有成员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这和那种我们所说的“团团伙伙”式的多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团团伙伙”式的多边主义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是制造“敌人”的。

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性开放

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都认可和接受的规则规制标准。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继续通过接轨国际先进规则规制标准，另一方面也已经从过去单纯的规则接受者提升成为新规则制订者。

自主的单边开放

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面临种种经济困难，一些国家开始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如果这个趋势不能逆转，世界经济形势会更加恶化。我们国家是在上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深信全球化有利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转。在“十五五”期间，中国不但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封闭，恰恰相反，中国会加快推进自主的单边开放。

04口岸经济如何赋能国家开放政策？

今天，口岸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形态，指依托港口、陆路口岸或航空口岸来发展物流，流量经济；二是现代形态，发展加工制造、贸易服务、金融、消费等产业集群。今天越来越多的口岸经济都在努力实现从单纯“通道流量”向“产业增值”的转型。许多国家通过在港口、陆路口岸或航空口岸设立自由贸易区、特殊经济区或港口集群，推动经济增长、就业和贸易。

跨境口岸，过去只有“通道流量”（人流、物流、货流的过境通行），只能形成传统的“通道经济”——依赖通关费、物流费等“过路经济”，因此对本地经济带动有限。口岸经济模式是对传统的“通道经济”升级，利用口岸流量优势，发展本地的消费、贸易服务、物流枢纽等产业，实现流量就地转化、产业链延伸和经济增值。

传统的通道经济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即单纯过境贸易容易受外部波动影响，本地就业和税收贡献小，难以形成可持续增长。不过，我们也不能轻视流量经济，尤其对一个城市来说，新加坡和迪拜都是流量经济。争取流量并不容易，流量背后都是一个国家（因此是口岸）的营商环境和一系列制度安排。经验地看，要争取流量，就需要：1）口岸便利化；2）口岸的效率；3）口岸的安全。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最好的地理位置也难以吸引流量。

现代口岸经济的潜力则更大。升级后的口岸经济，可带动就业、税收、产业链集群，提升口岸从“末梢”到“枢纽”的地位。探索“口岸+枢纽+通道+平台+产业”联动模式。

中国口岸经济尽管发展很快，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这里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口岸通关体验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境内关依然与香港关有较大差距。案例：乘坐两地牌车从香港入境深圳，通过香港海关时，人不必下车，人车同时过关，通过内地海关时，人必须下车，人车分离过关，行李也必须下车，体验很差。

相关政策难产

原本设想的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带动消费，但相关政策依然难产。港澳的私人游艇依然难以进入内地，我们的海关、海事、交通等部门依然对港澳游艇入境存在很多堵点和难点。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作为口岸经济的典型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区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河套创新区如果做得好，口岸可以从“通道”变“创新试验田”。但目前看很多方面只是美好的设想，依然存在大量的堵点痛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另一方面，河套深圳园区的资金跨境等难题，虽有一定突破，但依然面临内地严格的监管政策，距离香港真正的自由港仍有很大差距。尽管国家已经申请加入DEPA，但信息即使在“一国两制”内部也没有流通起来。尽管有些小切口的流通，但现存的流通渠道过小，已经对数字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力。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区（图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这些难点、堵点都是在微观层面的，不难解决。有关部门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在努力解决和改进。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并非是大湾区本身所能解决的，是全国性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解决。例如，免签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单边开放最成功的领域，无论哪一方都是受惠者。但即使是免签政策在执行层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当众多的外国普通民众能够顺利进入中国的时候，国家层面最需要的人才，例如学者和企业家却面临各种困难。尽管各国对不同类型的签证有不同的要求，但如果学者和企业家的旅行签证仅仅限于“旅游”（即不能在中国国内进行任何形式的其他活动，例如参加会议和商务活动），那么免签政策对这个群体是毫无意义的。近年来，尽管有免签政策，但对国家开放政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会议（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商务会议）变得越来越困难。这要求我们在免签政策领域进行更为精致的设计。

要改变现状，就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就口岸经济来说，可以通过改革口岸政策，设计高水平的开放口岸制度来实现。口岸可以借鉴发达口岸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例如新加坡和迪拜。

新加坡樟宜机场的口岸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以机场为核心，将航空流量转化为综合经济增值，通过发展非航空业务（如零售、娱乐、物流、商务会议），形成机场周边商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实现从单纯“通道经济”向“目的地经济”的转型。这与新加坡整体自由港政策一脉相承，强调高效枢纽地位与高附加值服务融合。一是机场作为“城市中心”，樟宜机场不再仅是交通节点，而是独立“目的地”。核心项目星耀樟宜于2019年开幕，集室内雨瀑（世界最高室内瀑布）、花园、零售、餐饮、酒店于一体，吸引旅客延长停留时间，甚至专程前来游玩。这将中转流量转化为消费增值。二是多元化收入结构，非航空收入占比高：包括零售特许经营、租金、停车、广告等。三是产业集群与周边联动，机场周边发展物流园区、商务区和工业集群，形成航空相关产业链（如航空维修、物流分拨）。

新加坡港口的口岸经济模式

新加坡港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转口港之一，新加坡依托自由港政策和高效基础设施，发展转口贸易、炼油化工、船舶维修、金融服务和高端制造业。港口与裕廊工业区联动，形成完整产业链。港口贡献新加坡GDP约7%，带动全国经济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自由港模式吸引全球物流巨头，成为亚洲供应链枢纽。政策开放（低税、无关税壁垒）是其成功关键。新加坡口岸经济成功的关键是高度开放的自由港政策、针对性税收激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建设。这些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步，逐步将新加坡从单纯转口港转型为涵盖物流、制造业、金融服务和高端再加工的综合枢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里引用新加坡的例子，但新加坡并非特例。新加坡做得好，也是因为新加坡能够学习和融合其他口岸经济的最佳实践。其他口岸经济（例如日本、东京和迪拜）都有类似的经验。

05大湾区“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具体落实到大湾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大湾区的口岸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来说，都是如此。大湾区“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一是亚太正在成为世界经济重心，而粤港澳大湾区又是亚太经济的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已经超过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相当。但要知道，东京湾区集中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今天中国经济是日本经济的四倍。

二是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期望。2025年年底，在全运会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强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广东的机遇。中央对深圳更是寄予“三区”的厚望，即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直到今天，中央政府还在给予深圳各种特殊政策，例如最近的500亿科技创新基金就落地深圳。深圳也是大湾区科创中心的中心城市。

三是借鉴其他口岸经济经验，大力发展跨境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经济的短板，在这方面国家具有巨大的逆差。生产性服务业美国最为发达。这次特朗普打贸易战没有计算服务业，而只是算了货物贸易，如果把服务业计算在内，美国没有那么大的贸易逆差。中国下一步的国际贸易的进步取决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大湾区最有条件，因为香港前四大产业都是服务贸易，并且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四是企业出海潮，继续全球化不可避免。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须国际化和全球化，欧美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因此，很容易理解，近年来中国经历着一波企业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大湾区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赋能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口岸经济可以考量结合香港政策和内地的政策的融合，扩大口岸范围，把口岸打造成为出海第一站。这既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需，更是目前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所需。

五是APEC契机。更为重要的是，深圳要以APEC为契机，从前面所讨论的三个层面的开放政策来提升口岸体系，实现跃迁。今天，国家的开放政策已成体系，但问题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如何微观落地。政策落地一直是个大问题。大湾区要大有作为，成为微观落地的全国模范，形成可扩散、可复制的新规则、新规制、新管理和新标准。口岸经济应当超越提供服务的“附属”性质，其本身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