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乙巳蛇年正在“嘴上游刃有余与脚下连滚带爬”的终极拉扯中走向尾声。回望恍然而过的2025，唯有一路延续下来的失望最真实。
眼下的西安，正在开启新一轮的“辞旧迎新”，2000至今，这般变幻轮替已经在西安上演过9次。
9任一把手任期普遍较短，仅一位任职时间超过5年（在任6年），两位在任4年上下，其他平均约2年左右。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在任4年的（魏、方），都是落马而终。
西安一把手更迭频率在副省级城市中属于偏高频水平，虽未达到武汉（10任）级别，但明显高于郑州、成都、杭州等相对稳定型城市（副省级城市当中2000年以来大多为7任，大连仅5任），与深圳（9任）同频。
这种一把手“短任期”现象对于西安这种历史文化老城来说影响深远，如何避免陷入“年年规划、届届重启”的怪圈颇具挑战。但这个话题到这里还是不再多聊为好，下面聊点与柴米油盐相关的事。
时至岁末，最不能缺席的是总结。对于身居西安的普罗大众来说，盘点诸般事，发现最终都会指向并归结为一个节奏很带感的问句：西安人的城墙下，是郑州人的火车；西安人的存折里，到底有多少货？
有关这个疑问，早在2025年10月末，有媒体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出的《2024年城市住户存款余额榜》似乎从宏观上给出过一个答案。
据其梳理，2024年全国住户存款余额超过万亿的城市共34个。其中，西安以1.85万亿住户存款余额，不仅成为“2万亿梯队”之外的最高者，也跻身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成都、杭州、天津、苏州构成的“十强圈层”，一举超越武汉、郑州、长沙等多个GDP总量远高于西安的省会城市。
基于住户存款余额而来的居民平均存款方面，西安达到14万元人民币，也超过许多经济发展比西安强的城市。这般突出表现，令市场对西安居民财富水平和城市经济实力另眼相看，甚至被自我麻醉式解读为“经济强市”的某种指征。
不过，如果人在西安不难感受到，这两项数据的“赶超”与本地居民实际体感似乎颇有些错位。
稍加深入分析，更会发现西安住户存款余额（以及由此而来的居民平均存款余额）与其他核心经济指标呈现显著背离。
先看GDP，2024年西安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3,317.78亿元，位列全国第21位，落后于武汉、南京、宁波、青岛、长沙、郑州等城市。但是在住户存款余额榜单上，这些城市却都排在西安身后。
居民收入方面：根据西安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082元。这一水平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314元），但这仅是城乡人口结构权重差异导致的加权平均效应。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公式为：城镇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占比+农村人均收入×农村人口占比。
西安城镇化率在2024年已达80.4%，而全国城镇化率当时约为67.0%。西安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3.4个百分点，由于相对收入高的城镇群体权重更大，加权之后才拉高了整体水平。
如果分城乡单独比较就是另一番景象：西安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67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54188元）低51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18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3119元）低1934元。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双双低于全国平均，这样的状况让西安在全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中，2024年仅排到第61位，与兰州、石河子、太原、盘锦、大庆等城市同处“61—70”区间，甚至排在甘肃金昌之后。
与经济发达城市相比，西安的差距更为显著。
比如，2024年苏州全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524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640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946元，无论城乡都已接近西安的两倍。
2024年苏州人均GDP为20.6万元，也是西安的两倍（约10.1万元）。
奇怪的是，苏州虽然在人均GDP、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两倍于西安，在城市住户存款余额上却与西安旗鼓相当，比肩而立。
不仅如此，前十城市统计当中，苏州是按照“人民币+外币”余额来计算，其他九个城市则均为人民币计的住户存款余额。
西安与排名第九的苏州相差3580亿，如果考虑到苏州的数据包含了相当规模的外币存款，而西安仅为人民币存款，两者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差距应该更小，甚至可能出现西安反超的情况。
西安在人均收入、GDP等核心经济指标均不占优势情况下，城市的住户存款总额和人均存款水平却达到很高的水平，继而催生出一幕“收入低、存款高”“经济弱、存款强”的奇特景观。
如此颠覆 “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决定储蓄”的传统经济学逻辑，背后必然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其中隐藏着一个关于金融统计口径的经典误区。
在金融统计中，住户存款虽被定义为“金融机构吸收的居民储蓄存款”，实际统计时却是基于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等）的账户归属地来划分，与开设该账户本人的户籍或常住地无关。
一个城市的住户存款等于：所有在该市设有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全部存款。这意味着：只要在某城市的银行系统开设了账户，不管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该账户的存款余额都会计入城市层面的住户存款余额。
西安作为中西部地区的传统金融和商贸中心，对周边省份的资金具有很强吸附力。
比如，在陕、甘、青、宁、蒙、晋等地从事资源、贸易等行业的个人和企业，会选择在西安的银行开设账户进行资金结算和存储；周边地区的富裕人群可能会选择在西安的银行开设账户，进行资金管理和储蓄； 周边地区居民在西安置业、求学和就医等活动也会带来大量资金流入。这些暂时沉淀下来的外部资金，年末统计时都会转化为当地的住户存款。
也就是说，西安的住户存款余额，并非完全由本地居民收入转化而来，而是由本地居民储蓄与外部资金沉淀共同构成。鉴于西安区域金融中心的辐射范围较强，被统计为本地住户存款的外部资金规模可能还相当庞大。
在计算人均存款时，对应外部资金与西安本地居民储蓄混合在一起构成的“分母” ，“分子”却只有西安本地居民，出来的结果自然也难免显得“虚高”。
通过计算“住户存款余额/GDP”这一比值，也能交叉印证。
西安的“住户存款/GDP”的比值高达1.39，这意味着其住户存款余额几乎相当于其全年GDP的1.4倍。
上海当年GDP约5倍于西安， “住户存款/GDP” 的比值为1.18；苏州、成都当年GDP约为西安的两倍， “住户存款/GDP” 的比值却低至0.94和0.75。
西安这种异常高的 “住户存款/GDP” 比值，侧面揭示了其住户存款余额并非完全由本地经济产出转化而来，当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非本地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资金流入或者某种历史积累。
换句话说，这个近两万亿的住户存款余额，更多体现为一种 “藏富于城” 的资金沉淀，而非“藏富于民”的本地居民财富。
这种格局下好的一面是，西安金融业发展会明显强于总盘子，比如西安金融业在全国城市排名中能排到15位以内，比GDP总徘徊在20位之外要好。
但另一方面，“藏富于城”本质上是一种“见城不见人”的发展模式，长此以往势必会削弱城市最根本的竞争力——本地人的活力，继而在消费驱动、社会结构、创新创业等方面形成深层挑战。
如何从 “藏富于城”切换至“藏富于民”，扭转“城富民困”，提升本地居民收入占比，才是西安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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