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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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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
“一个人的社会”艺术实践小辑
编者按
“一个人的社会”的缘起及其意义
主体性危机是当下社会危机的核心之一。主体的缺失普遍存在，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普遍的抑郁，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催生的痛苦现实，直面这些痛苦，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交叉学科的方法，重新发现并试图根治这些阻碍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病灶。
“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等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福柯曾经重视的“无名者”（秩序遮蔽者、症状压抑者、自我迷失者），这种关注的目光一直延续到2019年开始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该项目发起以来，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案例档案。项目参与者以“无知”姿态，采取信任和换位思考的态度，通过互动、交流、沟通、分析、共享等途径，重新构建言说空间，揭示社会秩序在主体内部的运作的机制以及个体痛苦的根源，希望以此建立真正的理解与联合，推动对个体的重新认知。
《天涯》从一开始就关注到“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对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栏目特别策划刊发该项目中“父与子”“表演母亲”和“宁静并不宁静”这三个典型案例档案，以供大家观察、思考、参与，同时借此机会呼吁重新认识个体，参与构建良好社会。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余秋呈的《宁静并不宁静》。
宁静并不宁静
余秋呈
有着临床三十年经验的汪医生告诉我，他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精神障碍、抑郁症发病率是0.05%，现在是6%，十二年的时间增加了一百二十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悄然改变精神病患者的成因和结构，前二十年的患者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比例非常高，而近年因中考、高考、初入社会人际关系不协调导致崩溃入院的年轻患者逐年增多，这些年轻患者中为数不少有留守儿童的经历，而每年寒暑假期间还会有大量的学生住进精神病院短期治疗，他们网络成瘾，焦虑、强迫、抑郁、精神分裂，他们和父母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裂问题，父母能把孩子送去精神病院，可见是多么无助，难怪有患者的妈妈会在梦里叫妈妈。
2017年春，宁静（化名）第一次来到我的艺术治疗工作室，她不愿画画，说妈妈不是画画的老师，所以自己画得不好、不像，说自己读了五年广州美术学院附中，但还是没能考上广州美术学院，左右艺术工作室为宁静设计了三个阶段的艺术治疗方案。第一阶段，让宁静了解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以及在禅学的空寂、贫穷，侘寂、缘起中寻找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的美学，拓宽宁静的美学视野。第二阶段，让宁静用单纯的颜色和线条表现相外自己的情感体验。第三阶段，让宁静和病友们共同创作，你一笔，我一笔，他一笔，最后宁静将这些笔触重新整理成作品。这样以玩的绘画方式让宁静和住院的病友产生联结，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现实世界。宁静很喜欢住院，如同她描述第一次住院的经历一样：一住进医院担子就卸了，轻松了，住院的病友不会把她当精神病人看待，住院对她来说是一种度假。可一出院，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家人都视她为精神病患者，又回到只属于自己的荒芜世界。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1990年8月1日，宁静生于湖南常德，她两岁时妈妈因国企改制下岗而去了东莞打工，两年后在土地规划局当公务员的父亲通过各种关系调到广州土地规划局工作，就这样五岁的宁静随父亲一起搬到广州。一家三口相聚的机会终于多了。宁静的父母性格文静内敛、言语不多。宁静的父亲九岁的时候母亲病故，带着三个孩子的爸爸和带着五个孩子的后妈组成一个十人的大家庭，在物资匮乏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组的大家庭无疑给每一个成员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创伤又将影响和投射到宁静父亲未来的工作和家庭及对子女的教育中。宁静的母亲，小时候经常看到地主身份的爷爷和臭老九身份的爸爸不断挨斗。村里的小朋友不仅不跟她玩，还时常以欺辱她为乐，小朋友干了坏事，都会嫁祸于她。那时宁静的母亲最怕过冬天，一家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赤着脚，饿着肚子，下冰冷的水田干活挣工分,可怎么干还是没吃的。她的大哥为了让弟弟和妹妹能多吃点，差点饿死,是母亲背着哥哥走一天的路，去一个世代行医的郎中家救活病入膏肓的哥哥，以至于成人后的哥哥身高不足一米六。孤独、贫穷以及肉体的摧残让宁静的母亲发愤图强读书，她要远离那个充满苦难的家乡，最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专，走出大山，端上铁饭碗，吃上商品粮，读书还能拿工资，这是她在女儿面前对自己少女时代骄傲的总结。
宁静的母亲被分配到国企当会计，而1990年代席卷全国的下岗潮又将宁静的母亲推上风口浪尖，她在女儿两岁的那一年下岗，这无异于天塌了下来。过往怕饿、自卑的无意识在此凸显出来，她不能让女儿重复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她痛苦地将两岁的女儿留在母亲身边，只身来到东莞和那些南下的农民工一起为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日没夜拼命地工作。我每次问宁静的母亲东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时，宁静母亲总会淡淡地说一句，我有文凭，所以没受什么罪，只是工作时间长一点而已。她不愿提起往事，是因为不堪回首，还是她真的比别的农民工幸运，我们不得而知。而宁静谈到母亲时说：“妈妈只爱她自己的妈妈，妈妈常在梦里大声叫妈妈，而爸爸在梦里还会叫宁静的名字，妈妈从来没有带过我。妈妈在东莞上班，放暑假我去东莞找妈妈，可妈妈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玩，就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作业。广州本地的同学说我父母是湖南头，我是他们生的，同学们在背后肯定也会叫我湖南头。我要垫鼻梁，父母不让我垫，所以我开始警惕他们，无形的东西寻找有形的东西，找不到任何线索，没有原因，找不到结果，于是焦虑，没办法，我那么小，还要对自己负责，所以变成一个反叛的人。远看我很焦虑，近看我还好，自己好像一张画，一张没有画好的画，没有画好的画当然不是一张好画。看母亲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角度从外看，会觉得妈妈很漂亮；另一个角度从里看会觉得妈妈很刻意、很恶心，一旦掀开了，她也就彻底不要面子了。”
2017年，宁静以晴天娃娃为对象画的一张静物画
那时的东莞街道破败不堪，天空中弥漫着大货车扬起的灰尘，臭得令人作呕的黑色黏液状的东西，缓慢地在河流中流淌，众多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莫名其妙穿插其间。2000年，我为一家东莞工厂做商业设计，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一个月，我看到那些工人因长时间在室内工作而不见阳光，个个面色苍白臃肿，目光呆滞，瘦得跟麻秆一样的身体走起路向两边摇晃。他们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吃的是地沟油，今天加工出来的地沟油可以做到无色无味，而那时地沟油有一股明显刺鼻的异味，一粒粒发黄的米饭充满了沙子，用井水煮出来的菜心很粗很粗，每天必吃的肉是能在臭水沟里生存的鱼类，广东人叫塘鲺。工厂的工人每晚加班到十二点，遇到赶货期还要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下班后，大多数工人都会快速冲凉然后倒头睡觉，根本不可能让你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上班，工人又开始重复昨天的工作，即便这样辛苦，工人也不敢随便出厂门。
每个星期天晚上是宁静母亲和家人通电话的时间，宁静的母亲和母亲的通话还没完，三岁的小宁静就会哭着抢外婆手中的电话。宁静想念母亲，母亲也想念远方的骨肉，每次通完话，宁静的母亲总会泪流满面或长久地沉默一阵。在广州疏于照料的宁静读书很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业余时间宁静先后跟着两位美术老师学习绘画，两位老师很喜欢她，说她画画有天分。吃苦耐劳的父亲没多久就当上土地规划局的领导，并在广州买地盖了独院三层小楼，宁静高高兴兴地搬进广州的新房，还考取了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的高中，只是当了领导的父亲比以前更忙，应酬更多，父女之间并没有因住在一起而增加更多的交流。宁静常常独自一人在家，她非常羡慕那些因家远可以住校的同学，经过父母的同意宁静终于搬进了校舍。可在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念高中的宁静因听不懂数学老师讲的粤式普通话，成绩一落千丈，美术老师因为她画得不像经常批评她！宁静尽了全部努力，还是画得不像。宁静的三维空间感觉比常人慢一些，现代主义绘画不是针对表象，而是画相外艺术家的精神，释放艺术家的感受和情绪。产生强烈自卑感的宁静在现实主义教育面前不断挫败。
处处受挫的宁静，把自己封闭起来，她不愿和同学以及老师交流。寝室里很多同学共用卫生间和浴室，宁静常憋着不敢上卫生间，甚至几天不敢洗衣服，几天不敢洗澡。有一天，同寝室的同学误会她对人不理不睬，当着很多同学的面狠狠打了宁静一巴掌，那一刻受尽委屈流着眼泪的宁静唯一的希望是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于是她拖着拉杆箱从校舍逃回家。父亲看到女儿回来，不仅不安慰受伤的女儿，反而说出让宁静绝望到想死的一句话：“我就知道，你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搞不好，你要检讨一下自己。”父亲的嘲讽让宁静如同在大雪纷飞的夜晚，被人抛向了野外。此刻父亲的形象彻底坍塌。宁静想到了死，初三那年，她就读的八十六中有两个跳楼的孩子摔死在她每天上学必经之路上的情景浮现出来，退掉寝室的宁静回到家里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校园跳楼信息。
周末是母亲和宁静能偶尔相聚的日子，这一天宁静会盼着母亲归来的身影，可房门总是迟迟没有被打开。有一天，母亲终于回来了，可为时已晚，流着眼泪的宁静独自一人坐在没开灯的房间自言自语。妈妈发现宁静的精神出了问题，夫妻二人思考再三决定让女儿休学一年，休学期间宁静回老家复读高一。第二年，宁静回到广州美术学院附中，被校方要求留级重读高一。连着读了三年高一的宁静彻底崩溃。可怜的父母只好把女儿骗进医院，当母亲第一次看到医院重重的铁门哐当一声将自己和女儿分开时，眼泪夺眶而出，宁静的母亲心如刀割，不吃不喝在家哭了整整两天。而宁静谈到第一次进医院的感受时说：“我一进医院，就觉得舒服，成了精神病人以后身上的担子反而全卸了，我轻松了，彻底轻松了。”之后宁静视父母为迫害自己的凶手，甚至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在宁静童年时，其父母一次又一次伤害着宁静却浑然不知，而这些伤害带来的孤独、恐惧，都会深深刻入宁静身体和记忆中，在无意识层面影响宁静的行为和人格发展。宁静的父亲很忙，话语不多，宁静更多的是和母亲交流，然而工作时间长的母亲无暇陪伴宁静，宁静只能独自一人在家面对自己，如宁静自己对父母的评价：“不是他们陪我，是我陪伴他们，他们认为我能吃能喝能跳就行了。”每次见到宁静，她颤抖的手，总在不停地打理自己的头发，她会说自己很累很慌张，因为总是搞不好自己的形象，一副极度不自信的样子。
宁静画了一张她小时候和她母亲在船上的画，这张画让人感动，画中的母亲父亲趁着难得的休假机会带她去虎门乘船出海游玩，那天她们玩得很开心，还吃了烧烤，宁静说那天时间过得很快，没多久船就靠岸了。
2017年，宁静对着照片画自己和父母难得的一次登船出海游玩，船上的设施及船上的烧烤都记得很清楚，宁静说那天时间过得非常快
宁静这幅作品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我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地方的教师。在我两岁的那一年，父母因工作问题，让我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全托幼儿园。每天晚上我看着很多孩子被家长接走，我和另一些全托的孩子总会静静地站在一边，羡慕地看着，那种嫉妒、自卑、无望交织在一起的莫名、不可言表的痛苦至今无法忘却。我的父亲七岁丧父，第二年，奶奶在一个雨天撑着一把伞出走后再也没回来，我的父亲成了孤儿，被遗弃的父亲在大伯的资助下读书非常刻苦。读书刻苦也有两面性，一面是大量积攒异化的能量，另一面是帮父亲忘记现实痛处的一剂良方，以至于读书无意识的欲望让父亲在多年的特种兵军旅生涯之后继续求学，最终成为党校的一名哲学老师。我母亲的外公参加秋收起义后被抓，母亲的外婆经受不起地方武装的侮辱，丢下我两岁的母亲自杀。我母亲的外公是那次被抓的七十三名义士中唯一的幸存者，母亲的外公家里很有钱，搭上所有的家产才保住了其生命。我外婆将童年遭受的创伤投射给了母亲，母亲和父亲又将彼此从长辈继承过来的创伤互相投射，伤害对方，母亲和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架。我亲眼见到母亲将一把剪刀插在父亲的大腿上，母亲、父亲又将这些创伤投射遗传给我。小时候，我见到对面大人的手略有一点动静，我的右手臂会本能快速地挡住自己的头。童年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会惶恐自己要挨揍。这种现象直到十六岁以后，才慢慢淡去。
宁静的梦与涂鸦
初中一年级那年，我家搬到楚剧团隔壁的党校宿舍楼，不久就认识了楚剧团宿舍的田地、邱成胜。这两个大哥又高又帅，性格温润。十五六岁的时候，体魄强健的两位大哥常带着我和他们的朋友，去各个中学门口抢学生的钱，后来发展到去公园人少的地方抢大人的钱。这期间，我们常和别的帮派发生斗殴流血事件。我发育很晚，个子瘦小，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自卑感，为了有强健的身体参加经常发生的肢体对抗，我报了一个道教培训班，地点就是父亲党校的会议大厅。党校白天上课，晚上空闲的时间用来创收，租给四川安堂山道教传人周汝明老师办班。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周老师因故没来上课，我被父亲的一名同事叫到办公室，他指着我手上的刀伤说：“缝了几针？”我说：“五针。”他接着说：“很奇怪，你们这些部队回来的干部子女成天胡闹，没有一个会读书的。”然后，他随手拿了一本黑格尔的书读了起来……“这些闪耀着光芒的文字那么精彩，你体会不到吗？”我说：“听不懂，但觉得有点意思。”他又找来一本尼采的书读了起来……我还没等他读完，就打断了他，说道：“我喜欢他的文字。”我接着说：“你们每天研究的马克思，也有这么美的文字吗？”他点点头，说：“马克思更厉害。”随即我在他的书架上找到那本著名的《资本论》，随手翻开读了起来，此时，我觉得有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内心世界。接下来的暑期，我躲进父亲的书房，一边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边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我十六岁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去年，一个心理医生告诉我：关节炎是防御过度的心身疾病。剥一块指甲壳大小的皮治疗风湿病，是广东农民工常用的省钱的秘方，我试过几次，没有传说中的神奇疗效，却意外发现剥皮的痛能帮我释放激烈的情绪。我剥皮上瘾，越剥越大。2017年10月19日因和父亲发生激烈的矛盾，我在六祖慧能肉身像前剥去双腿关节上的两大块皮，接着用剥下来的皮做了一个钱包。我六岁时曾经看到弟弟因背部大面积烫伤失去一大块皮而倍受父母的关爱和拥抱，我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拥抱。失去皮肤能获得关爱和拥抱进入我的无意识，所以我从事皮革的设计工作。我去精神病院设工作室的无意识是希望通过变成精神病人，回避现实的残酷。是的，宁静也是通过吃各种恐怖的虫子，张扬自己的个性。我们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寻求一种拥抱，要么不断寻求别人的拥抱，要么拥抱自己，而我们都在两者之间接受着童年的投射和被投射，你接受多少能量，就会投射多少能量。我和宁静一直活在和父母、和现实世界的战斗中，看到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攻击性，而攻击就是为了挣脱。有人说精神分析是孝道的对立面，对于我来说，精神分析真正化解了我和父亲的冲突。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寻找那可以栖息的根。
*配图由作者提供
余秋呈，精神分析师、艺术家，现居广州。曾举办个展“现成品的二度绘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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