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的硝烟散了，第九兵团司令部里却没一点热乎气。
那感觉，比外头零下几十度的冰碴子还扎人。
对外头说，咱赢了。
美国那个牛气冲天的陆战一师被打跑了，大片地盘也拿回来了。
按常理，这就得摆庆功酒，给上头报捷。
宋时轮确实把大伙叫到了一起。
可这不是来领赏的，是来挨刀的。
会上，宋时轮脸黑得像锅底，把26军拎出来，当众把脸皮给扒了一层。
紧跟脚，他拍了板，下了道要命的指示：
把77师231团的一位营长，还有个教导员，拉出去毙了。
这话一出，底下人都惊了。
那是营级干部啊，手底下攥着好几百号兵，不是那种刚入伍的新兵蛋子。
况且刚打完硬仗，大伙正盼着喘口气呢。
不少人心里犯嘀咕：赢都赢了，犯得着下这死手吗？
犯得着。
你要是坐在宋时轮那把椅子上，扒拉算盘算算当时第九兵团的那本账，你就明白：这两声枪响要是听不见，第九兵团的魂儿就散架了。
这俩货到底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
要捋顺这事，得回过头看看长津湖收尾阶段那个让人拍大腿的“遗憾”。
长津湖那鬼地方，山高林密，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气温直逼零下四十度。
宋时轮手里捏着20军、27军和26军，盘算打得很精：借着地形设套，把美军陆战一师包圆了，一口吞下去。
前面20军和27军那是真拼命。
弟兄们身上穿得薄，趴雪窝里，不少人冻僵了再也没爬起来，可只要冲锋号吹响，哪怕是用手爬，也要爬到敌人跟前。
就靠这股不怕死的劲头，美国人扛不住了，开始撤。
这时候，那一脚定乾坤的活儿，交给了26军。
26军是养足了精神的预备队，活儿就是把美军退路给堵死。
照理说，只要按点到了地儿，把口子一扎，陆战一师插翅难逃。
结果咋样？
煮熟的鸭子飞了。
那个本该像铁桶一样的缺口，漏风了。
26军没赶上趟。
事后找补，借口一抓一大把。
天寒地冻，雪深没膝，路滑难走，美国飞机炸得凶…
这都是实话。
那种绝境下行军，跟闯鬼门关没两样。
要是单纯走慢了、迟到了，兴许还能饶一命。
可26军这事，坏就坏在不仅仅是“慢”。
就在26军底下的77师231团，出了档子让军人最抬不起头的事。
前面打得最凶、最需要当官的顶在前面的时候，这团里有个营长和教导员，领着人开溜了。
说得好听是“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当了逃兵。
这就变味了。
要是冻饿减员，那是后勤供应不上；要是腿脚慢没堵住，那是执行力不行。
可当官的带头跑路，这是在刨部队的祖坟。
宋时轮听完汇报，心里的火气估计能把长津湖的水烧开。
摆在他面前的，是个两难的局。
路子一：高抬贵手。
这看着挺有人情味。
毕竟长津湖太惨烈了，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多了。
那种绝境，求生欲占了上风，好像也能理解。
再加上仗打赢了，美国佬也撤了，这时候拿自己人开刀，会不会寒了兄弟们的心？
路子二：杀一儆百。
不管条件多恶劣，逃兵就是逃兵，特别是当官的带头跑。
这要是不杀，那些冻成冰雕的战士算啥？
那些抱着炸药包跟坦克同归于尽的好汉算啥？
宋时轮选了那条狠路。
他的账本是这么算的：
第九兵团在朝鲜的仗还没打完。
长津湖只是个开头，后面全是硬骨头。
眼下部队啥样？
伤的伤，残的残，缺衣少食，不少战士手脚都冻烂了。
这时候，撑着部队不垮的，不是枪炮，甚至不是体力，就剩一口气——那股子“说一不二”的心气。
这时候要是对逃跑干部睁一眼闭一眼，底下人就会觉得：只要苦到一定份上，当逃兵也没事。
这口子一旦撕开，这支队伍的气就泄了。
下回再碰上美军的炮火，再碰上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谁还傻乎乎去送死？
大伙心里都会想：反正跑了也不死人，营长都溜了，我凭啥不溜？
所以，这两个营级干部非死不可。
毙了他们，不是为了撒气，是给全军立个规矩。
宋时轮要让大伙明白：天塌下来，纪律也是铁打的。
失职、开溜，就是死路一条。
狠吗？
真狠。
但这背后是慈不掌兵的硬道理。
拿两条命，换几万人的军魂不散。
办完这两个具体的营级干部，宋时轮没收手。
他的眼光又扫向了更上面的指挥官。
26军这次掉链子，光是两个营级干部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
一支部队能不能准时到位，能不能在绝境里听招呼，根子在上面的师长、军长身上。
26军的76师、77师、88师，这次都拉胯了，特别是堵截任务，干得稀碎。
于是，宋时轮又下了狠手：撸官。
88师的师长和政委，直接撤职查办。
其他没干好的军官，该处分的处分，该降级的降级。
这一通大棒挥下来，整个第九兵团都震动了。
有人私下嚼舌根，说宋司令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部队都拼残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必这么较真？
可往后看，宋时轮这次整顿，简直是救命的“大手术”。
经过这次严打，第九兵团的纪律一下子绷紧了。
那种松松垮垮、找借口、打折扣的毛病，全没了。
后头几仗，第九兵团虽然人少了，装备还是烂，但执行力那是蹭蹭往上涨。
命令下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部队也敢往里填；让守阵地，哪怕剩最后一个人，也没再出过“带头跑路”的丑事。
这就是宋时轮要的效果。
回头瞅瞅这位老将军，1907年生在湖南醴陵，那是老革命了。
从北伐打到抗日，从孟良崮到淮海战役，一路杀过来，他太懂打仗是咋回事了。
孟良崮那是跟张灵甫的整编74师硬磕；淮海战役那是几十万大军的绞肉机。
哪场仗好打？
哪场仗容易？
宋时轮带兵就一个字：严，甚至可以说是“黑脸包公”。
因为他明白，平时严一分，战时活下来的机会就大一分。
战场上对逃兵心软，就是对忠诚战士的残忍。
长津湖这一仗，是中国军人意志力的巅峰，但也像面镜子，照出了部队在极端环境下指挥不行、纪律有漏洞的短板。
美军陆战一师虽然溜了，但他们对志愿军评价极高，说是“令人敬畏的对手”。
这份敬畏，不光是因为志愿军不怕死，更是因为这支队伍那种令行禁止、指哪打哪的铁血纪律。
这纪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是靠无数战士的自觉，也是靠宋时轮这样的指挥官，在关键时候敢下死手、敢“刮骨疗毒”给保住的。
1991年，宋时轮走了，享年84岁。
他在长津湖的那次决定，当时可能有人觉得冤，但放历史长河里看，那是教科书级别的“止损”。
他用两颗子弹和几顶乌纱帽，堵住了部队溃散的口子，守住了志愿军的底线。
有人问，要是当时给那两个干部一次机会，让他们戴罪立功行不行？
不行。
战场上没后悔药，机会就一次。
当他们选择抛弃战友、抛弃阵地的那一刻，活路就已经被他们自己堵死了。
打仗从来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半点温情。
宋时轮的冷酷，恰恰是一个统帅对胜利、对大局最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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