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与万里茶道：军政戍边与商贸交融的历史脉络|万里茶道|内蒙古|军政|呼伦贝尔|满洲里|黑龙江|齐齐哈尔

呼伦贝尔与万里茶道：军政戍边与商贸交融的历史脉络

作者︱孙树恒

清代的呼伦贝尔，北接沙俄，南邻喀尔喀蒙古，东连布特哈，西通恰克图，是北疆广袤疆域上的战略要地。这片地域在清代既是拱卫京畿的军事屏障，亦是万里茶道北线延伸的核心枢纽。从军政建置筑牢治理根基，到商贸活动与茶道深度交融，再到规模化开发推动边疆振兴，呼伦贝尔的历史进程始终与万里茶道深度交织。这段历史既载于《黑龙江外记》《龙沙纪略》等传世典籍，亦印证于清代官方档案与地方志稿，成为边疆治理与商贸交融的鲜活范本。

一、军政建置：黑龙江将军管辖下的边疆格局

黑龙江将军辖区是清朝在东北北部设立的核心军政区域，其范围界定、管理体系与历史沿革均具鲜明的边疆治理特征。

（一）辖区范围与行政沿革

黑龙江将军辖区初设时疆域辽阔，东至毕占河（又称额尔白克河），北抵外兴安岭，西接喀尔喀蒙古，南邻吉林将军辖区，核心区域涵盖今黑龙江省大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及周边部分区域。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后，辖区丧失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至清末，辖区形成“黑龙江八城”驻防体系，即齐齐哈尔、墨尔根（今嫩江）、黑龙江城（瑷珲）、呼伦贝尔、布特哈（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呼兰、兴安（今嫩江县境内）、通肯（今海伦市）八大副都统或总管驻防地。

黑龙江将军一职始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裁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存续224年间历经76任，将军为从一品军政要职，统辖辖区军政民务。截至当代，呼伦贝尔市下辖14个旗县级行政区（2个市辖区、4个旗、3个自治旗、5个代管县级市），而清代该地区的行政与军事管理，始终隶属于黑龙江将军辖区，其治理格局围绕防范沙俄、巩固边防的核心诉求，形成两大都统分区治理模式。

（二）布特哈与呼伦贝尔副都统的辖区划分

布特哈副都统辖区以嫩江为核心，疆域广袤。据《黑龙江外记》载，“布特哈”意为“打牲”，最初管辖嫩江流域的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渔猎民族，“东至小兴安岭，西抵呼伦贝尔草原，南接齐齐哈尔，北达黑龙江畔”，具体涵盖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讷河市、嫩江市及大小兴安岭部分区域。光绪二十年（1894年），布特哈总管升格为副都统，衙门迁驻博尔多站（今黑龙江讷河），辖区进一步拓展至嫩江两岸及周边草原。

呼伦贝尔副都统辖区以今海拉尔为中心，地域更为辽阔。《东三省政略》记载其“东连布特哈副都统辖区，西接俄罗斯边境，北抵黑龙江府界，南邻蒙古车臣汗部”。雍正七年（1729年），齐齐哈尔副都统卓尔海迁署黑龙江将军，见“呼伦贝尔所属的济拉嘛泰河口处，地方广阔，水草佳美，树木茂盛”，遂于雍正十年（1732年）上疏清廷，恳请筑城垦地、拣选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之兵3000名编为八旗，设50佐领，自筑城处至齐齐哈尔设卡伦10处护送行人，得旨依议施行。此城即呼伦贝尔城（今海拉尔），与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并称“黑龙江五城”，成为北疆戍边核心。

雍正十二年（1734年），军机处大臣扎格丹等奏议获批，从新巴尔虎2984名披甲丁员中选2400人编为40佐，按索伦兵制设领催、披甲，新巴尔虎左、右翼总管旗由此设立，归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管辖，而副都统衙门又受黑龙江将军衙门节制。乾隆八年（1743年），新巴尔虎裁佐领16员留24员，左右翼各12佐领，这一编制延至清末乃至伪满时期未发生根本变动——内蒙古档案馆藏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中，清晰记载1910年新巴尔虎右翼仍保持12佐领、每旗辖三牛录的建制。行政层级上，呼伦贝尔初设统领管辖，后改副都统衔总管，光绪七年（1881年）正式设副都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议获批，清廷裁撤呼伦贝尔副都统，添设呼伦贝尔道员、胪滨府、呼伦直隶厅，“旗民分治”的行政模式正式确立。

（三）黑龙江将军与都统的管理特征

黑龙江将军作为辖区最高军政长官，对呼伦贝尔及布特哈地区实行“军政合一、因俗而治”的管理模式。《呼伦贝尔志略》明确记载：“将军统辖军政，兼理民商事，既防外侮，又安内境”。对于编入八旗的索伦、达斡尔、巴尔虎等民族，推行“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制度，他们平日从事游牧、渔猎生产，战时披甲戍守卡伦、巡查边境，既解决了边防兵力补给问题，又不脱离生产生活本业；对于归附的蒙古部落，则保留盟旗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部落首领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充分尊重其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

管理核心始终围绕“以兵卫商、以商固边”展开：清廷一方面通过卡伦、驿站构建交通与防御双重网络，保障商贸通道安全；另一方面对商业活动实行“管控与扶持并重”策略，为正当贸易发放路条，允许商人持照通行，同时严格查禁违禁商品。乾隆年间推行的“龙票”制度便是典型例证——清廷向晋商等颁发龙票，赋予其草原贸易专营权，既规范了贸易秩序，又通过商人经营补充边防物资，实现了军事防御与商业发展的双向支撑。

二、商贸特点：万里茶道滋养下的边疆商业图景

清代呼伦贝尔的商贸发展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在万里茶道北线延伸、清廷政策引导与多民族需求共振的多重作用下兴起，呈现出鲜明的边疆特色，与茶道贸易深度绑定、共生共荣。

（一）海拉尔城的核心枢纽功能

海拉尔城自雍正十年（1732年）修筑以来，便成为呼伦贝尔商贸的核心枢纽，这与清廷“以商固边”战略紧密相关。雍正年间，为保障八旗驻军物资供应，清廷打破草原“封禁”政策，从北京调集聚长城、隆大号等八大商号入驻海拉尔，并颁发龙票打消商人经营顾虑。这些商号不仅经营茶叶、布匹、铁器等中原物资，更深度参与地方事务——《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册报志稿》记载，海拉尔的“诉讼、治安等事，需邀商号参与商议，始能施行”，商人由此获得较高社会地位，使商业与边防形成更紧密的利益联结。

作为万里茶道北线的关键节点，海拉尔既是茶叶北上的转运枢纽，亦是俄货南下的集散中心。《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商纷纷在此设立商号，使海拉尔成为“俄商常驻、双语通行”的边境商城。从这里出发，茶叶经额尔古纳（黑山头）、满洲里进入俄境，或经甘珠尔庙、库伦抵达恰克图；而俄罗斯的毛皮、五金制品则通过此处运往内地，形成“中原茶叶→海拉尔→俄境”“俄货→海拉尔→内地”的双向贸易通道。正如《黑龙江述略》所云，海拉尔“东通齐齐哈尔，西达恰克图，北接额尔古纳，为三省通衢，商贸之盛，甲于北疆”。

（二）互市贸易与边境城市的商贸联动

呼伦贝尔的互市贸易始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官方许可，随着万里茶道兴起，逐渐形成“境内集市互市+边境口岸互市”的双重格局。境内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楚勒罕集市——蒙古语原称“楚固拉干”，意为“盟会”，是清代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进贡貂皮与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龙沙纪略》对其盛况有详实记载：“草青时节，蒙古诸部、布特哈、呼伦贝尔之人皆来通市，牛马成群，皮币山积，将军选贡貂后，始听交易，凡二十余日”。最初，楚勒罕是纳贡与互市结合的盛会，乾隆六十年（1795年）移至齐齐哈尔城北，改称“北关集”，《黑龙江外记》载其“穹庐遍野，买卖街列肆陈货，呼伦贝尔商人携毛皮、牲畜而来，换茶叶、布匹而归”，成为草原与内地商贸联动的核心平台。

边境层面，海拉尔、黑山头、满洲里等城市的互市贸易更为活跃。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准许中俄满洲边界“免税物物交易”，使边境贸易突破官方管控，民间交易规模大幅扩大；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进一步规定，俄商从恰克图至天津的关税“比海路低三分之一”，这一优惠政策极大刺激了北线茶道贸易，海拉尔、满洲里成为茶叶转运的关键口岸。1909年满洲里正式开埠后，与海拉尔形成“双核联动”格局，加之中东铁路通车，茶叶运输效率显著提升，边境互市贸易步入鼎盛时期。

（三）寺庙经济：42座藏传佛寺的商贸支撑作用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共兴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约42座，分布于各旗驻地（新巴尔虎左旗19座、新巴尔虎右旗15座、陈巴尔虎旗4座、鄂温克旗4座），形成以甘珠尔庙为核心的寺庙网络。这些寺庙并非单纯的宗教场所，而是兼具商贸、信用、服务等多重职能的社会枢纽，为万里茶道北线延伸提供了重要支撑。

甘珠尔庙（寿宁寺）作为“呼伦贝尔第一寺”，商贸功能最为突出。据甘珠尔庙碑刻记载，该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动工，乾隆五十年（1785年）获乾隆皇帝亲题匾额，因收藏蒙文《甘珠尔经》得名。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起，每年农历八月举办庙会集市，“为期半月，晋商、俄商、牧民云集，茶叶、毛皮、牲畜交易不绝”，这一传统延续170余年。庙会期间，寺庙划定专门交易区，提供仓储、食宿服务，并凭借宗教权威为商人担保、调解贸易纠纷——《呼伦贝尔志略》记载：“商人间有争执，皆请喇嘛评判，无有不服者”，大幅降低了跨民族、跨区域贸易的信任成本与风险。

此外，寺庙还承担“草原驿站”职能，为茶道驼队和行商提供免费食宿与医疗服务。甘珠尔庙两百余年间培养133名喇嘛蒙医，既为牧民诊治，也为往来商旅看病，有效缓解了草原医疗匮乏的困境。寺庙通过接收布施、经营土地商铺积累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宗教活动，一部分用于社会救济，调节了草原经济分配，为商贸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宗教+商业”的模式，使万里茶道得以深入草原腹地，成为连接中原与北疆的重要纽带。

（四）晋商（旅蒙商）的核心推动作用

晋商是呼伦贝尔商贸与万里茶道融合的核心力量，《黑龙江外记》明确记载：“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乾嘉之际，清廷为解决边防物资供应难题，向晋商颁发“龙票”，允许其深入草原贸易，晋商由此成为呼伦贝尔商贸的主导者。他们构建了“总号（海拉尔）→分号（各旗驻地）→行商（流动商贩）”的三级贸易网络，总号坐镇海拉尔统筹调度，分号深入各旗接收货物、拓展市场，行商则赶着驼队穿梭于草原与内地之间，形成覆盖广泛的贸易体系。

晋商的贸易以“茶叶换特产”为核心，将中原的茶叶、布匹、铁器、瓷器等物资运往呼伦贝尔，换取草原的毛皮、牲畜、药材等特产，再将这些特产运往内地或经恰克图销往俄境。为适应草原贸易需求，晋商主动融入当地文化，“与索伦、达斡尔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并尊重草原民族习俗——交易时不用秤量，以“堆”“捆”为计量单位，凭借诚信赢得各民族信任。《黑龙江述略》评价晋商：“汉民至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亦厚，诚信为本，故能久驻”。

晋商的影响远超经济层面，更推动了多民族文化融合：他们将中原的茶文化、饮食习俗、建筑风格带入草原，海拉尔八大商号建筑便兼具晋派四合院与草原建筑特色；同时，也将草原的游牧文化带回内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正是晋商的经营活动，让万里茶道的“茶”真正走进草原牧民日常生活，也让草原特产通过茶道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三、开发利用：广袤疆域上的边疆发展进程

清代的呼伦贝尔，疆域范围远超今日呼伦贝尔市，涵盖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及中俄边境部分区域。清廷对这片广袤土地的开发利用，始终围绕“军政戍边”与“商贸兴边”双核心展开，万里茶道的延伸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使昔日的边疆蛮荒之地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商贸枢纽。

（一）政策驱动下的开发历程

清代对呼伦贝尔的开发始于军事需求，后逐步转向商业驱动。雍正年间，为防范沙俄入侵，清廷在此筑城编旗、设立八旗驻防，最初的开发以保障驻军生产生活为核心，“垦荒屯田，饲养牲畜，以供军需”。此时的商业活动仅限于为驻军服务的小规模贸易，清廷对草原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民间商人随意进入。

乾嘉之际，随着边防逐渐稳固，清廷为解决驻军供给不足问题，开始放宽“封禁”限制，允许旅蒙商进入草原贸易，成为呼伦贝尔商业开发的起点。清廷通过“龙票”制度规范贸易秩序，既保障商人权益，又通过税收补充边防经费，实现“以商养兵”。晚清时期，中俄一系列通商条约的签订推动开发进入新阶段：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开放边境互市，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给予俄商关税优惠，1908年清廷推行“旗民分治”，设立呼伦直隶厅、胪滨府，将行政体制从军事驻防转为地方治理，为商业开发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二）茶道带动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万里茶道的延伸彻底改变了呼伦贝尔的经济结构与社会面貌。在此之前，呼伦贝尔经济以游牧为主，模式单一且脆弱，“逐水草而居，靠天吃饭，物资匮乏”。随着茶道贸易兴起，商品经济逐步发展，海拉尔、满洲里等城市崛起为“商贾云集、货物辐辏”的商贸中心，商品种类从最初的粮食、布匹，扩展至茶叶、毛皮、五金、瓷器等，形成多元化商业体系。

据俄人A·H·鲍罗巴《齐齐哈尔经济概要》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齐齐哈尔的60家大商号中，10户为晋商，13户聘用晋商为经理，这些商号的贸易活动多与呼伦贝尔相关，足见呼伦贝尔在北疆商贸中的核心地位。经济发展带动人口增长，晋商、俄商、内地农民纷纷涌入，海拉尔人口从雍正年间的数千人增长至清末的上万人，形成多民族聚居格局。

社会层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深。汉、蒙、满、俄等民族共同生活在商贸城市中，语言互通、习俗互融、通婚普遍。《呼伦贝尔志略》记载，清末的海拉尔“俄式房屋与中式院落相邻，俄商与晋商结伴贸易，蒙汉通婚者日众”，这种交融并非单一文化同化，而是各民族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形成独特的多元文化风貌。

（三）历史遗产的当代价值

清代呼伦贝尔与万里茶道交融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与实践遗产，为今日边疆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借鉴。这片土地上的军政建置遗址、商号旧址、寺庙群落，均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海拉尔的八大商号遗址、甘珠尔庙的庙会传统、满洲里的百年口岸，承载着边疆商贸的记忆；楚勒罕集市的习俗演变成为草原那达慕，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

从发展理念来看，清代“以商固边”的策略至今仍具现实启示。呼伦贝尔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万里茶道历史底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延续了“商贸兴边”的传统。晋商的诚信经营、多元融通理念，为当代边疆商贸提供了精神滋养；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经验，则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实践参考。

清代的呼伦贝尔，以广袤疆域为根基，以军政建置为保障，以万里茶道为纽带，实现了从军事戍边到商贸兴边的转型。42座藏传佛教寺庙、晋商构建的贸易网络、繁荣的互市集市，共同构成了边疆商贸的生动图景。万里茶道的驼铃声虽已远去，但它留下的商贸基因、文化记忆与民族交融成果，仍在这片草原上延续，见证着边疆的发展与进步，更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鲜活例证。

（附史料依据）清代呼伦贝尔核心史实时间线

1.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允许两国商人持照过界贸易，为茶道北线奠基；清廷设布特哈总管衙门，隶属黑龙江将军（《黑龙江外记》《尼布楚条约》原文）。

2. 1732年：署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上疏筑呼伦贝尔城，拣选3000兵编索伦八旗，设卡伦10处；广慧寺始建，为索伦八旗宗教中心（《东三省政略》、卓尔海奏疏）。

3. 1734年：清廷批准扎格丹等奏议，编新巴尔虎八旗为40佐，归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管辖（内蒙古档案馆藏满文档案501-1-10）。

4. 1781-1784年：甘珠尔庙动工并竣工，1785年乾隆亲题“寿宁寺”匾额（《如果地名会说话——呼伦贝尔印记》、蒙古族历史文化资料）。

5. 1787年：甘珠尔庙首届庙会集市举办，成为草原茶道重要交易点，延绵170余年（《呼伦贝尔志略》、甘珠尔庙碑刻）。

6. 1809年：黑龙江将军斌静在音钦屯恢复楚勒罕集市，呼伦贝尔商贸与内地联动加强（《龙沙纪略》《黑龙江外记》）。

7. 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准许满洲边界免税互市，海拉尔、黑山头成为茶道重要口岸（《中俄北京条约》原文）。

8. 1862年：中俄签订《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俄商从恰克图至天津享关税优惠，刺激茶道贸易繁荣（《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原文）。

9. 1881年：清廷正式设立呼伦贝尔副都统，强化边疆军政与商贸管理（《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10. 1908年：清廷裁撤呼伦贝尔副都统，设呼伦贝尔道员、胪滨府、呼伦直隶厅，“旗民分治”确立（《东三省政略》、徐世昌奏议）。

11. 1909年：满洲里正式开埠，与海拉尔形成双核贸易格局；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茶道实现近代化转型（俄人A·H·鲍罗巴《齐齐哈尔经济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