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真能指望印度“接棒”中国?

言叔观察到,德国总理默茨近期高调访问印度,随行队伍堪称工业精英荟萃——西门子、空客、英飞凌等头部企业掌舵人悉数到场。这场行程远非礼节性走动,而是德国制造业在多重压力下发起的一次战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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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目标清晰而紧迫:为严重倚重出口的德国经济,物色一个可承接关键产能、支撑供应链韧性的新支点。“分散风险”的意图直白且迫切。

然而,这幅被精心勾勒的“替代图景”,是否经得起现实逻辑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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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急着“找备胎”

出口驱动型模式,早已成为德国经济运转的底层代码。它曾以精密制造与系统集成能力赢得全球信赖,却也在长期发展中悄然埋下结构性隐忧——对单一供应网络与终端市场的高度黏性。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摩擦频发、规则博弈加剧、物流链路波动加剧,令柏林决策层与鲁尔区工厂主同时警醒:将国家工业命脉系于一国之身,无异于在湍流中搭建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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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降低依赖度”迅速跃升为政策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推动供应链地理多元化、培育多边协作节点,已成德国不可逆转的转型路径。而印度,正以人口结构、增长预期与发展潜力三重优势,闯入德国战略视野的核心圈。

坐拥14.5亿人口基数,其中超65%处于劳动年龄,且平均年龄仅29岁——这种年轻化的人力资源禀赋,对深陷老龄化困局、技术工人持续流失的德国制造业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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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过去十年年均6%以上的GDP增速,以及数字经济快速渗透、制造业政策密集加码等积极信号,“亚洲新引擎”的称号不胫而走。德国顺势将其纳入替代选项,看似顺理成章。但言叔指出,这份仓促选择背后,实则是国内经济承压的被动反应。

德国已连续三年陷入技术性衰退,而美国单边主义卷土重来更添重压——钢铝关税再启、新能源补贴设限、数字服务税壁垒高筑,直接压缩了德企在美欧之外的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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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部环境持续收紧,欧盟与德国亟需构建新的增长支点,以平衡地缘不确定性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也倒逼德国主动向印度释放合作诚意,试图打造跨大陆级产业协同新范式。

早在2024年10月,德国政府便正式发布《聚焦印度: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系统规划双边合作框架;此次默茨访印,正是该蓝图落地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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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印“双向试探”

默茨此行规格之高,在近年德国外交中极为罕见。

代表团阵容极具象征意义:不仅囊括西门子、空客、英飞凌科技等行业巨擘的首席执行官,还集结敦豪集团、优尼珀能源等基础设施与能源领域领军者,更有数十家专注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中小企业代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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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默茨并未按惯例首站抵达新德里,而是专程奔赴莫迪政治根基所在地——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市。这一精心设计的落脚点,折射出德方强化个人纽带、提升政治互信的深层考量。

2026年1月12日,默茨与莫迪举行高层对话,现场签署19项联合声明及8项具体合作意向书,覆盖国防装备联合研发、半导体封装测试中心共建、稀有金属联合勘探、AI治理标准协同等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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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同步宣布,自2026年春季起,印度公民经法兰克福、慕尼黑等主要枢纽机场中转赴第三国,将享受免签证便利——用可感知的制度松绑,传递务实合作温度。

会谈结束后,两人共同出席当地传统风筝节,携手放飞巨型五彩风筝的画面,被全球主流媒体广泛传播,成为双边关系升温的视觉注脚。

双方表态亦高度契合:默茨称印度是德国“最契合的长期伙伴”,强调要以“速度+深度”双轨并进拓展协作;莫迪则评价本次访问“重塑了两国信任基础,开启了全面协作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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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默茨转赴印度科技创新高地班加罗尔,实地调研博世印度研发中心与本地化生产体系,并与印度初创企业代表座谈,凸显德国深耕印度本土制造生态的战略意图。

但言叔留意到一个微妙细节:莫迪全程未对默茨施以标志性的热情拥抱礼,相较此前接待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及法国总统时的肢体亲密度明显收敛——这无声的疏离感,恰是双边关系尚未真正破冰的现实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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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梦”遭遇现实暴击

尽管双方频频释放积极信号,一旦拨开外交辞令的滤镜,回归商业运行的基本面,所谓“印度替代中国”的构想,便迅速显露出脆弱本质。

最直观的瓶颈在于经济体量鸿沟。

印度GDP总量尚不足中国的五分之一,不仅规模悬殊,发展质量亦存在代际差距——从产业集群成熟度、港口铁路运力、电力供应稳定性,到基础科研投入强度、高端人才储备厚度,均与中国形成显著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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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下而言,印度市场尚不具备承接德国制造业外溢需求的能力,更遑论弥补中国市场收缩带来的缺口。“以印代中”这一提法,在宏观数据层面即已失据。

更值得警惕的是印度内部增长动能的持续弱化。2024年三季度GDP同比仅增5.4%,创24个月新低;核心通胀维持在6.2%高位,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连续五个季度下滑,私营部门资本开支同比萎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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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笼罩其上的“世界工厂新希望”光环,正随增长曲线平缓而悄然褪色。

备受瞩目的德印潜艇合作项目,亦在本次访问中未能达成最终签约,成为双边务实合作受阻的标志性事件。

这项总值8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联合建造计划,本有望成为印度独立以来金额最大的防务采购协议,却因技术转让条款、本地化率要求及融资安排等分歧迟迟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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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数据显示,2020至2024年间,俄罗斯稳居印度最大武器供应国地位,虽份额由55%微降至36%,但印军现役装备中仍有60%—70%源自俄制体系。

相较于西方装备高昂的采购与维护成本,俄制平台在性价比、交付周期及政治附加条件等方面仍具不可替代优势,印度短期内难有转向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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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寄予厚望的欧印自贸协定(EIA)谈判,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他虽公开表示力争2026年1月底前完成签署,但钢铁产品反倾销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适用范围、农业市场开放程度等关键分歧仍未弥合。

即便谈判如期收官,协定后续批准流程能否跨越欧盟成员国议会关卡,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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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印度被赋予的“替代价值”,恰恰建立在中国产业链深度嵌入的基础之上。

在电子元器件、光伏逆变器、仿制药原料药等关键环节,印度超过45%的核心零组件依赖中国进口,部分品类依存度甚至高达90%以上。德国欲借道印度实现供应链“去风险”,极可能陷入“旧依赖未解、新依赖已生”的双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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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替代闹剧”的连锁反应

在言叔看来,德国企业若盲目追随政策导向加速向印度转移产能,或将付出沉重代价,而非收获预期收益。

中国拥有全球唯一覆盖全产业链环节、响应速度达小时级、配套精度达微米级的制造生态系统,这是印度未来十年内难以复制的硬实力。

德企强行切换生产据点,必将直面零部件交付延迟、良品率波动、技术适配反复、本地合规成本激增等现实难题,最终削弱其在全球市场的交付确定性与价格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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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知名智库“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直言:“印度完全取代中国,既无现实基础,也无时间窗口。”

从地缘维度审视,德印联手对冲美国影响力的战略设想,亦缺乏坚实支点。

印度始终奉行“多向结盟、不选边站”的战略自主哲学,在大国博弈中精于平衡术,绝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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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非但未加入对俄制裁行列,反而将俄原油进口量提升至历史峰值,充分印证其以国家利益为唯一准绳的务实外交逻辑。在此背景下,德印在防务协同、能源基建等敏感领域的合作,注定难以绕开俄罗斯的地缘引力场。

这种被冠以“战略协作”之名的合作,更多体现为阶段性利益交汇的权宜之计,实质性成果产出空间极为有限。

事实上,类似“脱钩中国”的尝试,全球范围内已有多个失败先例可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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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为遏制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对进口组件加征250%惩罚性关税,同时大力扶持印度产能。结果发现,印度光伏产业链中85%以上的硅片、电池片、银浆等核心材料仍须从中国进口,所谓“替代”终成空中楼阁。

另有多国尝试将纺织、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能迁往越南、孟加拉国等地,却因当地熟练技工短缺、电力供应不稳定、上游化工中间体全赖中国供给等问题,导致订单履约率跌破60%,最终被迫回调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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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践反复验证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是市场长期选择、要素自然集聚、技术迭代沉淀的综合结果,无法靠行政指令或地缘动员轻易撼动。

对印度而言,被当作“战略备胎”亦非幸事。过度承接低端产能转移,易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角色,挤压本土技术研发投入空间,延缓关键设备、工业软件、基础材料等“卡脖子”环节突破进程,最终制约其迈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步伐。

结语

将印度设定为中国制造业的全面替代者,本质上是一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地缘幻觉。印度自身结构性短板突出,又深度嵌入中国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根本无力承担德国产业转移的全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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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的演进逻辑,根植于效率优先、成本最优、响应最快的市场铁律,而非政治口号所能左右。

对德国而言,与其耗费资源追逐虚幻的“替代神话”,不如回归商业本质,深度挖掘中国市场在创新策源、场景应用、消费升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以开放协作姿态构建互利共赢新格局。

对印度而言,唯有聚焦基础设施升级、教育体系改革、知识产权保护与核心技术攻关四大支柱,方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中真正挺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