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傍晚，《法学》杂志突然发布的一则启事，像一块石头扔进安静的池塘。这则启事说，从2026年开始，实行隔年用稿制，换句话说就是，今年在上面发过文章的，年内就不能再发，一年只给一人一次机会。启事发布的时间选在下午五点多，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像是编辑部经过漫长讨论后，终于拍板定案，赶在下班前把消息放出去。
法律类C刊不缺作者，这是常识。《法学》作为法学界的顶尖C刊，投来的稿件大概能堆成山。在这个位置上的编辑部，考虑的不是稿源，而是怎么在无数优质稿件中做出选择。隔年用稿制，表面看是在扩大作者群，避免同一人一年内多次出现。往深了想，这是在重新分配一种稀缺资源。学术发表的版面，就是学者的生命线，尤其对青年学者而言，一篇C刊可能意味着职称评审的通过，可能意味着课题申报的底气，可能意味着在学术圈站稳脚跟的开始。
这个规则背后，藏着当前学术生态的某种尴尬。为什么需要明文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确实会有人一年之内发表多篇。这些人是谁？他们凭什么能做到？资源集中的现象，在学术界从来都不是秘密。极少数的知名学者，占据了相当比例的顶级期刊版面。他们有名气，有资历，有学术网络，编辑部自然会优先考虑他们的稿件。这种优先权并非全无道理，这些学者的研究往往代表着某种高度。但当这种优先权变成常态，当某些名字频繁出现在目录里，年轻学者的空间就被挤压了。他们投出去的稿件，可能在编辑的初审阶段就被默认为是"不够分量"，需要"再打磨打磨"，而这个打磨的过程，有时长达几年。
隔年用稿制，是一种纠偏的尝试。它用制度的刚性，来对抗资源集中的惯性。这种尝试值得肯定，但远远不够。限制一年一篇，只是让出了一点缝隙。真正的问题在于，学术资源的分配逻辑是否需要更彻底的反思？比如，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是否应该在顶级期刊的发表机会上受到更多限制？这个问题很尖锐，可能会刺痛一些人。但想想看，一个已经著作等身的教授，和一个还在为生计发愁的讲师，谁更需要那一篇C刊？前者发表一篇，是锦上添花；后者发表一篇，可能是雪中送炭。
这里说的不是剥夺，而是让渡。资深学者在享受了学术体制的种种红利之后，是否应该主动让出一些机会？学术界的尊老传统无可厚非，但尊老不应该等同于资源垄断。一个真正健康的学术生态，应该是流动性的，应该是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上升希望的。当青年学者们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叩开顶级期刊的大门，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可能会转向更功利的学术生产，甚至可能会对整个学术评价体系失去信心。
有人可能会反驳，学术发表应该只看质量，不看年龄和职称。理想状态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谁来定义质量？评价标准掌握在谁手里？在一个人情和网络交织的法学学术圈里，纯粹的质量标准往往会被各种因素稀释。一篇青年学者的文章，可能提出了极具原创性的观点，但因为引用的文献不够"经典"，因为论证方式不够"成熟"，就被挡在门外。而一位知名学者的文章，可能只是在重复自己多年前的观点，换了个案例，换了个角度，或者干脆就是谈了点茶余饭后的感想，就能顺利发表。这种差异，不是质量差异，是地位差异。
回到《法学》的最新规定，它的意义或许不在于这个规定本身多么完美，而在于它开启了一种讨论的可能性。这种讨论，是关于学术公平的讨论，是关于资源如何重新配置的讨论。有人说，那合作发表怎么办？如果一位资深学者带着一位青年学生联名发表，算不算占用名额？这个问题提得好。合作发表是当前学术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既是传帮带，也是学术网络的体现。但合作发表也有猫腻，挂名现象并不少见。有些资深学者，名字挂在学生文章上，实际贡献可能微乎其微。这种挂名，不仅挤占了学生的学术成果，也在发表机会上形成了新的不公。是否应该对合作发表做出更细致的规定？比如要求明确贡献度，比如限制资深学者每年合作发表的次数？这些讨论，都需要展开。
《法学》的编辑部的是次亮剑，肯定有所考量，这个考量，也许不完全是为了青年学者，可能还有自身品牌建设的需要。一个期刊如果常年被几个大佬"霸占"，它的新鲜感和权威性也会受到质疑。读者会厌倦，会质疑编辑部是否在搞小圈子。隔年用稿制，也是在打破这种小圈子的印象，让作者名单看起来更"多元"，更有"活力"。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规定既是利他，也是利己。
但无论如何，这个头已经开了。接下来，该讨论的是其他期刊是否应该跟进。顶级期刊之间，既有竞争，也有默契。如果《法学》的这个做法被证明是成功的，比如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比如确实发掘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学者，那么其他刊物可能会效仿。这种效仿，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推动整个学术发表生态的逐步改善。当然，也可能有人会抵制，会觉得这是对学术自由的干涉，是行政思维在学术领域的延伸。这种争议，恰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更进一步说，期刊发表只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一环。真正要解决青年学者的困境，不可能只靠一个隔年用稿制。还需要高校在职称评审上给予更多弹性，需要在课题申报上打破论资排辈，需要在学术会议上听到更多年轻人的声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期刊改革只是其中一步。
《法学》的启事，像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应该完全交给市场化和网络化的自发秩序，而应该有一些制度性的矫正机制。这种矫正，不是为了打压谁，而是为了让整个学术共同体更健康，更有希望。资深学者们，或许也该想一想，当自己衣食无忧、地位稳固的时候，能为那些还在挣扎的年轻人做些什么。让出一篇C刊的名额，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但这样的举手之劳，如果成为风气，就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这件事的最终意义，也许不在限制，而在唤醒。唤醒一种意识，学术是共同的事业，需要代代相传。如果一代人堵死了下一代人的路，这个事业就难以为继。真正的学术大师，不是发了多少篇顶刊，而是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为学科发展留下了多少真正有生命力的遗产。那些还在拼命发表的资深学者，或许该停下来想想，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占有资源。这个界限，有时很微妙，但很重要。
时间已经来到2026年，这个规则即刻生效。我们会在《法学》的作者名单里，看到更多的新名字吗？那些新名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气象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编辑部，在整个法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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