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原本毫不起眼的银行例行询问，却牵出了一个横跨21人的签证造假案，也把日本外籍劳动力制度中长期存在的隐患，再次推到台前。
事件的曝光发生在去年。2025年5月，东京一家清洁公司的负责人接到银行电话，对方在做雇佣情况核实时，询问公司是否实际雇用了几名中国籍员工。负责人一头雾水，公司名册里根本查不到这些人。出于谨慎，他向警方咨询，随后的调查，很快指向了一条并不短的灰色操作链。
不久后，警视厅公布调查结果，以涉嫌违反《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虚假申请）为由，逮捕了4名中国籍男子。其中最受关注的，是45岁的赵亮。他在横滨经营一家人力派遣公司，这家公司并非网上盛传的“黑中介”，而是通过了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认证，拥有为外国人提供“特定技能”支援服务资格的合法劳务派遣公司。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公司员工陈子豪，以及两名40多岁的清扫员。
警方认定，从2024年开始，赵亮等人通过东京一家清洁公司取得雇佣文件，再利用这些文件向入管部门提交申请，为21名中国人办理“特定技能1号”在留资格。申请材料中写明，这些人将进入东京的清洁公司工作，手续表面上完整、合规。但实际入境后，这些人并未在文件所示公司就职，而是被统一派往栃木县日光市和横滨市内的酒店，从事清扫工作，雇主与工作地点均与申请内容不符。
被捕的两名清扫员，处在这条链条的最末端。他们供述，自己是在微信上的求职信息中找到赴日工作的机会，并向国内中介支付了3万至4万7千元人民币不等的费用。在这些人的认知中，只要我钱交了、签证下来，登陆日本了，就算“合规上岸”。但现实是工作被掉包，手续存在问题，现在就连本人也一并被卷入刑事调查。目前4名嫌疑人均否认相关指控，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要理解这起案件的分量，绕不开“特定技能1号”本身。所谓“特定技能1号”，是日本为缓解介护、楼宇清洁、宿泊、餐饮等领域长期人手不足而设立的在留资格，面向具备一定技能或经验的外国劳动者。
在留期限最长5年，原则上不得携带家属。申请不设学历门槛，但必须年满18岁，并通过相应行业的技能考试和日语能力测试。相较过去的技能实习制度，它被视为路径更明确、身份更“正当”的外劳渠道。
正因为如此，“特定技能1号”近几年迅速升温，也成为中介和灰色操作盯上的目标。制度的初衷，是在补充劳动力的同时，把人员流动纳入可控范围，但现实并未完全按设计运行。
回顾更早的制度背景，日本从1993年开始实施技能实习制度，最初打出的旗号是“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国际贡献”。但在实际运作中，低薪、长时间劳动、恶劣工作环境等问题长期存在，实习生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偏离“培养”，更接近事实上的劳务雇佣。为了寻找更好的收入和条件，逃离实习单位的情况屡见不鲜。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显示，仅2024年一年，技能实习生失踪人数就达到6510人，其中约六成为越南籍。失踪之后，不少人被取消在留资格，转入非法滞留状态。2024年全年，被取消在留资格的案件共有1184件，越南籍占到66%。与此同时，警察厅公布的外国人犯罪统计中，越南籍案件自2017年起超过中国，成为数量最多的国籍。这些数据，长期叠加，持续冲击着日本社会对外劳制度的信任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一方面推进技能实习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引入“特定技能”，并设立注册支援机构，希望通过制度化管理，降低失踪、非法滞留和地下就业的风险。但现实中，当支援机构本身参与造假，制度设想中的“防火墙”，反而成了被利用的通道。
需要注意的是，这起案件的后果，并不只停留在中介和经营者身上。警方已经明确，对这家劳务派遣公司通过虚假材料取得“特定技能1号”的21名中国人，也将逐一调查是否存在明知或参与虚假申请的情形。一旦被认定存在问题，在留资格被取消、甚至面临退去处分，并非罕见结局。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近几年日本在签证、在留资格和外籍劳动力管理上明显趋严。制度收紧，并非抽象的政策选择，而是一次次具体案件累积后的必然反应。最终，代价往往由更多守规矩的人共同承担——审查变慢、条件变严、手续变复杂，已经成为许多在日华人切身感受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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