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二十一岁的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法租界宝昌路的阁楼租下来，白天梳好头发穿一身西装，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跑腿写稿，夜里换上长衫，跟着黄金荣和杜月笙混进四马路的堂子，灯影下是唱词和酒杯，日记上留下一句自白，当时放纵，酒色不离身，心里知道身子撑不住，人却还往里走。
白天的门口站着陈其美的人，忙的都是枪和名单，盯着哪个衙门里的要员，哪条巷子便于下手，夜里的门口是青帮的兄弟，会乐里和尚仁里的楼梯窄又陡，蒋介石自己叫蒋志清，拜进黄金荣门下，见人起落大方，出手不吝，嘴里还能念几句词，花牌桌边姑娘们都记住了脸，有一回在堂子里起了冲突，桌子被掀，人差点倒下去，黄金荣过来把事按住，风声压下去。
这类两面过日子的人不止他一个，白日里胸前别徽章，夜里把灯点到三更，蒋介石往后翻开本子写，每日沉湎于声色，酒几乎不离口，脚步串着几家姑娘，账越记越厚，拿不出钱的夜里不敢回阁楼，窗下听脚步声停了才上楼。
1912年，他在上海见到姚冶诚，出身不顺，先做过娘姨，后来进了青楼，眼神干净，蒋介石把人纳在身边，这段关系拖了十多年，1927年要娶宋美龄，桌上摆开条件，姚冶诚拿到一笔钱，抱着蒋纬国回苏州，话传下来，年轻时的蒋先生，风月看得多，脚印也留得多。
身边的情，并不只是身子的事，权与欲连在一起，1922年他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动手，行情翻脸，把人砸进债堆里，门外追债的人喊到天黑，心里的路堵死，就往赌桌和堂子里跑，往后的本子上写着，欠债如山，躲在屋里，不见天光，赌博嫖宿，全是逃避，给自己下了句判断，男子汉不当如此。
到了1925年，广州的黄埔军校挂上他的名，他站在校门口是堂堂一方人物，房间里还是热闹，陈洁如十五岁，课堂上见过一眼，追的路子直，送礼，写信，雨里也去，承诺放在地上，说只此一人，翻过身又有别的影子，陈洁如撞见，闹到房里，蒋介石跪下，发誓改过，这样的话往后在宋美龄面前又说了一遍。
1927年的婚事，成了一个拐点，宋家的门第，西式礼教，婚前把清单列给他，不必要的关系要断，姚冶诚要离，陈洁如要散，蒋介石点头，知道这婚姻带来的不是一家人的喜事，是政治上的门和路，婚后他把本子翻得更勤，戒色两字隔几页就见，今日起不再犯，保养身心，立家规矩。
要守住这两字不容易，三十年代在庐山带训练团，外头在传女秘书的事，宋美龄收束行李去了美国，蒋介石一个人留在山里，拿笔骂自己，荒淫二字落在纸上，转过身又要控制下一次的心思，四十年代重庆再起一桩风声，说起护士，宋美龄没大声，留下一句注意影响，屋里窗帘落下，话就收住。
他写了五十七年本子，1915到1972，跨过去的每一年都留几句，“近日又犯色戒，精神萎靡”，“见美色心动，幸而勒马”，自我对话像在拉扯，一边打板子，一边往前走，过了几十年，笔迹由尖变稳，字里还是那几个词。
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看女人的时候常把政治装在背后，追陈洁如，是为了上海滩那几位点头，追宋美龄，是为了孙中山的衣钵与家族网络，早年的堂子里花钱，也为了把青帮的线拧紧，筹钱，借人，安排一支船或一口枪，每一次风月背后都藏着算盘，算盘按在桌上，不响，珠子却动。
1949年去到台湾，生活收得紧，年纪上来，身子骨也不支，态度里对宋美龄多了一层敬畏，夫人常住纽约，他在台北，来往不多，夜里不睡，翻书翻到很晚，还是不敢走出那条线，“不敢越雷池一步”写在本子上，读的人会想起道德，他心里想着的是形象，要一个端正的第一家庭，要稳住一地的民心。
1975年他走了，台北的雨很细，宋美龄在礼堂里哭得厉害，过后有人转述她的话，国家与党，交代得清，对女人不敷，这一句压住了外头的耳语，像是给过往做了一个盖章。
从青帮门口的小兄弟，到掌权一方的领袖，这条私生活的轨迹，把一个时代的革命者照出轮廓，一手理想，一手算计，口里有道德，脚下有泥，五十七年的“戒色”试着把自己拉向端正，历史却把镜头交给那个宝昌路阁楼里的年轻人，白天写革命，夜里在灯下调笑，分裂与矛盾并排站着，真正的蒋介石，常常就站在这条缝里往前迈步。
往回看这些片段，有放纵也有收束，有欲望也有纪律，人性和权力纠缠，写在上海的街巷，也写在南京与重庆的案头，写在台北的夜灯下，能看到跌宕，也能看到自我约束一点点往上加码，故事到这里不做评断，留下一份清醒，留给后来的人看见选择与代价，学会把手里的那点权与身边的人事，放在阳光下慢慢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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