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后主导全球能源格局,到如今仍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掌握核心话语权,美国的石油霸权并非偶然,其背后始终贯穿着美元及美元结算体系的深度绑定。这一霸权的崛起、巩固与演变,不仅重塑了世界能源贸易规则,更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
一、霸权奠基:石油与美元的“世纪联姻”
美国石油霸权的建立,是长期战略布局与制度构建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逻辑正是围绕石油与美元的深度绑定逐步推进。
一战期间,美国凭借庞大石油产量为盟友供应几乎全部战争燃料,虽然巩固了能源领域话语权,为战后国际秩序制定的参与奠定了基础,但美国人担忧本土石油资源面临枯竭,开始意识到石油的战略价值。
一战以后,美国开始进军中东石油市场,开启石油霸权构建之路。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中东石油资源,美国以“门户开放”和“商业机会均等”为旗号,通过外交施压、出台《矿产租让法案》等手段,挑战英国垄断地位。经过多年博弈,美国先通过与英波石油公司合作组建波美石油公司,涉足波斯石油开发,积累谈判筹码。
1928年,美、英、法、荷等国签署《红线协定》,美国资本以近东开发公司名义获得伊拉克石油公司23.75%的股份,正式在中东确立石油权力,打破英国独占格局。
二战后,英、法等国衰落,美国借机废除《红线协定》中的“自我否定”条款,摆脱束缚,确立在中东石油资本市场的主导权。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美国凭借本土未遭战火波及的优势,成为全球工业和金融中心。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美元由此获得“准世界货币”地位,为石油与美元的绑定埋下伏笔。
此时的美国,既是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也是最大消费国。1950年,美国石油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7%,庞大的产销量让美元在石油贸易中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真正让二者形成刚性绑定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转折。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不足被迫放弃金本位,美元信誉面临危机。为挽救美元地位,美国将目光投向了石油这一“工业血液”。
1974年,尼克松总统出访沙特,达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美国则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技术支持。随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欧佩克(OPEC)其他成员国纷纷效仿。这一安排让美元在脱离黄金后,找到了新的价值锚点——全球刚需的石油,石油-美元机制正式成型。从此,任何国家想要进口石油,都必须先储备美元,美元的国际地位被空前巩固。
二、霸权运作:四大机制构建的全球体系
石油-美元机制并非简单的“石油+美元”组合,而是由积累、持有、扩张、回流四大机制构成的复杂体系,共同支撑着美国的石油霸权。
积累机制是霸权的物质基础。高油价让产油国获得巨额美元收入,而石油标价与现货价的价差、石油投资收益等进一步放大了石油-美元的规模。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产油国经常账户盈余激增,仅OPEC国家在1999—2005年的全球投资总额就超过8000亿美元。
持有机制让美元深度渗入全球金融。产油国的贸易顺差以美元外汇储备形式存在,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让这些资金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保值增值。
据《商务部》2026年1月数据,海湾七大主权财富基金(含海湾六国核心基金)在全球主权基金投资总额中占比达43%,投资金额达11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一比例是目前公开数据中海湾六国主权基金占全球的最高份额。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国债、股票等市场,成为美元资产的重要支撑。
扩张机制则通过国际金融工具扩大美元影响力。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原油期货、伦敦洲际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以美元计价交易。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不仅放大了石油贸易规模,更让美元成为石油定价体系的核心,拒绝美元结算的国家将面临极高的交易成本。
回流机制是霸权的“稳定器”。产油国获得的石油-美元,一部分通过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回流;一部分通过认购美国国债、投资美国金融市场回流;还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军售渠道回流——沙特等国常年位居全球军购前列,仅2025年5月双方就签署了近1420亿美元“史上最大军售协议”。虽然实际合同“含金量”可能大打折扣,但这些回流资金的规模可见一斑。大量军售回流资金既支撑了美国经济,又让石油-美元形成闭环循环,进一步巩固了霸权。
三、霸权红利:能源、地缘与金融的三重霸权
石油-美元机制的运转,让美国收获了能源、地缘政治和金融的三重霸权红利。
在能源领域,美国通过控制石油结算和定价权,主导了全球能源分配规则。即使在自身石油产量下降后,仍能通过美元体系影响国际油价,确保自身及盟友的能源安全。
21世纪初,美国通过水平钻井+水力压裂的“黄金组合”技术将页岩气开采单井成本降低60%以上,让页岩气首次具备与常规天然气竞争的能力。2005年后,美国页岩气产量呈指数级增长,从2000年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飙升至2015年的56%,大幅提升了美国能源自给率,使美国摆脱了能源进口依赖的束缚,在国际能源博弈中姿态更加强硬。
在地缘政治领域,石油-美元成为美国干预全球事务的重要工具。对于不服从美国秩序的国家,美国常以切断美元结算通道、实施能源制裁为手段。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持续加码对俄石油制裁,不仅将俄两大石油巨头及旗下子公司纳入制裁名单、限制其美元结算通道,还推动实施油价上限政策,导致俄罗斯2025年石油收入锐减至约1550亿美元。
美国以伊朗核计划及武器扩散为由持续加码制裁,不仅封锁其能源进出口通道、打压“影子船队”,还制裁相关贸易企业,导致伊朗2025年12月原油日均出口量骤降44.9%。委内瑞拉因推进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脱离美元体系,遭到美国军事打击、全面石油禁运和扣押油轮等施压,其石油出口锐减、产能被迫收缩,甚至其总统马杜罗也被绑架,美国借此维护石油-美元霸权并试图掌控其全球第一的石油储量。
在金融领域,石油-美元让美国掌握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主动权。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让美国获得了巨额铸币税收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让美国得以向全球转嫁危机,而其他国家则不得不承受汇率波动和资产缩水的风险。
2020年3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启动“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将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超发的美元通过石油贸易结算、跨境投资等渠道涌向全球,推高新兴市场资产价格与债务规模。但随着美国通胀在2022年6月飙升至9.1%的40年峰值,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将利率升至23年来最高水平。
这一转向引发全球资本流动性骤缩,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导致多国货币大幅贬值,众多依赖美元结算的产油国与进口国,也因汇率波动额外增加了贸易成本和债务偿还压力,而美国则通过这一轮“放水-收网”操作,成功将国内危机转嫁至全球,维护了自身经济稳定。
四、霸权隐忧:多极趋势下的挑战与变革
曾盛极一时的石油-美元霸权,如今正面临多重挑战。能源结构多元化,如天然气、太阳能、核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发展让石油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全球产业结构变革,以电动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电能产业快速崛起,降低了全球对石油的依赖度。国际结算体系也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欧元、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使用逐渐增加,部分国家开始尝试绕开美元结算。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更是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2024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1.9%。为保障能源安全和金融自主,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原油期货市场,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为全球能源贸易提供了新的选择。
伊朗通过与中、俄深化能源合作、绕开美元体系推进人民币结算,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美国经济制裁冲击。俄乌冲突期间,面对美国制裁冲击,俄罗斯加速推进“东向战略”,扩大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能源出口,同时推广人民币等非美元货币结算、搭建独立支付体系,最终成功重构能源出口格局,实现风险对冲。
此外,美国自身的霸权行为也在侵蚀石油-美元的基础。动辄以制裁、封锁手段打压他国,让不少国家寻求更安全的结算方式。中东沙特、阿联酋等产油国正通过与中国开展石油-人民币结算,构建多币种贸易体系,以此对冲美元霸权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与经济波动风险。从沙特对华原油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突破45%,到阿联酋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这些实践不仅重塑了能源贸易的货币格局,也体现了过度依赖美元的产油国家对美元开始产生信任危机。故特里芬难题始终存在:美国既要以贸易逆差供应全球所需美元,又要维持美元币值稳定,这种内在矛盾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日益凸显。
五、历史启示:霸权兴衰的必然逻辑
美国石油霸权的兴衰本质上是全球权力格局演变的缩影。它的崛起得益于对“能源-货币”组合的精准把握,将经济权力通过制度形式固化为国际规则;而它面临的挑战,则源于多极化趋势下,各国对公平、多元国际秩序的追求。
石油-美元机制的经验与教训,为新兴国家提供了重要镜鉴。货币国际化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支撑,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国际合作稳步推进;能源安全不仅是资源保障,更要掌握贸易和定价中的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在现有体系基础上积极改革,而非简单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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