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石头现在还蹲在京都御所后院一间偏房里，灰扑扑的，没挂牌，不打灯，连讲解员都绕着走。可你要是凑近了看——钢尺一量，四根花岗石柱上八厘米深的豁口，齐整得像刀切的；红外扫描里，开元二年崔忻刻下的二十九个字，刀锋入石一寸，锈迹底下墨色还没散尽；再翻日本外务省1934年那份泛黄手稿，只有八个字：“暂存”，抄录人签了个代号，所有权？转移凭证？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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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了，它一直就在那儿。1908年冬，日俄战争刚歇，旅顺黄金山下，吊车半夜突突开进石亭，铁链勒住碑座猛拽，护栏崩裂，石柱“咔”一声裂开，晨雾里几十个日本兵手打滑，血混着汗滴在碑基缝里。他们真以为搬的是战利品。没人告诉他们，这石头上刻着“唐鸿胪井碑”五个大字，底下是“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后面还有凿井、册封、立碑的全过程——这是中原王朝在辽东设治的原始凭据，不是古董，是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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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御所一年五百万人进门，七成会拐去那间偏房，门票收入占全年7%。观光协会赶紧出方案：搞个数字孪生版。结果全球博物馆联盟直接发话——赝品不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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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人都盯着它。因为只要它还在那儿，就没人能装作没看见那道八厘米的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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