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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喜一内阁成立后,接连受到政治丑闻的冲击。刚刚在有惊无险中度过“共和事件”危机之后,便又发生了佐川快递公司行贿案,宫泽政权的后台、自民党内头号实力人物金丸信因卷入其中而被迫从政界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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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内阁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受到日本国民和舆论界的广泛批判,内阁支持率迅速降至16.1%,而不支持率上升到76.9%。

1、3.5主流派

但是,受佐川快递事件冲击最大的还是竹下派。利库路特事件发生后,竹下内阁被迫辞职。但竹下下台后,在实权人物金丸信的辅佐下,人多势众的竹下派仍长期左右着日本政局。宇野、海部、宫泽三届内阁都是在竹下派一手扶持下成立的,他们处处小心谨慎,视竹下派根色行事。1991年秋,政治改革法案在国会搁浅,当时的海部首相为取信于民,欲自作主张解散众议院,金丸信闻讯后大发雷霆,马上宣布放弃支持海部。

第二天海部内阁便垮了台。竹下派在日本政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自民党的历史,自从1955年合并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由号称“八大师团”的八个派阀分头把持的“群雄割据”时代。虽然在这八派中势力有强有弱,但任何一派都不能单独左右全党,所以当时的自民党可以说是分权与竞争的时代。

但是,到佐藤内阁中期,“佐藤体制”趋于巩固,形成并确立了“一极集中体制”。形成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佐藤派平分秋色或分庭抗礼的几个派阀领袖池田勇人、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人在短时间内都相继去世,善于处理人事关系的佐藤荣作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此后,田中角荣运用其雄厚的资金后盾网罗了144名国会议员,形成一个强大的“田中军团”,长期控制着自民党政权,直至80年代中期的中曾根内阁。在田中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金丸信、竹下登起而造反、另立山头,形成了以竹下和金丸为核心的竹下派,其势力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的官泽内阁。

由此不难看出,从60年代中期以来,佐藤派→田中派→竹下派这一条线,构成自民党主流派中的主流派,20多年来,自民党的政权结构就是以这股势力为核心的“一极集中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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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金丸信因涉嫌佐川贿赂案而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后,竹下派开始发生内讧和分化。众所周知,竹下派的三个实力人物是,金丸信、竹下登和小泽一郎,世人称其为“金竹小体制”。这三个人有着亲戚关系:金丸信的大儿子与竹下登的大女儿结婚,所以竹下和金丸是“亲家”关系。而小泽夫人和竹下的弟妹是亲姐妹。这种“亲戚三重唱”的关系,在竹下派一派统治体制下便可以为所欲为。

自民党内人士对这种“亲戚三重唱”的体制早有不满,但大多敢怒而不敢言。金丸下台后,原竹下派接班人小泽一郎因失去金丸信这个后台而成了众矢之的。

从此,竹下派分裂加剧,围绕竹下派会长的空缺展开了激烈角逐。10月21日,支持小泽一郎的竹下派成员召开誓师大会,决定拥立名声较好的温和派人物、现任大裁大臣羽田孜为会长。此举引起派内支持小渊惠三副会长的势力的强烈反对。10月22日,小渊派在小泽一郎等人缺席的情况下,拥立小渊惠三为会长。

28日,小渊就任竹下派新会长。对此,推举羽田孜的小泽派表示反对,提出“无效”,竹下派走向分裂。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

从此,竹下派一分为二,结束了竹下派控制自民党的局面。自民党的派系势力阵容,由以往的竹下、三塚、宫泽、渡边、河本五大派系变为三塚、宫泽、渡边、小渊、羽田、河本六大派系。

自民党第一大派竹下派的分裂,使宫泽内阁失去了靠山,但宫泽派也因此而增强了在党内的地位。宫泽为摆脱政治丑闻所造成的被动处境,决定改组内阁。

1992年12月11日,宫泽在执行一年零一个月后进行了首次内阁大改组,新内阁在维系派系平衡的基础上突出了“宫泽色彩”,在21名阁僚中,宫泽派4人分别占据了大裁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和厚生大臣等要职,基本树立起“自主型内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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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改组后,形成以宫泽为首的“3.5主流派”(三塚派、宫泽派、渡边派加上被称为“0.5”的小渊派)控制日本政局的体制,各派之间基本上恢复了对话、协调的平等关系。但反主流的羽田派成为宫泽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为自民党日后的进一步分裂埋下了伏笔。

但是,好景不长,进入1993年后,在东京佐川事件尚未了结的情况下,金丸信又以更大的偷税嫌疑而被捕,再次在日本政界掀起轩然大波,震撼了日本整个社会。

2、自民党的分裂

羽田派实力人物小泽一郎自称是自民党的“改革派”,说他同小渊惠三等人的斗争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小泽认为,苏联解体,美国实力下降,日本要想为国际社会多作贡献,就必须“改变过去的政治体制”,“改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政党模式”,建立“两大政党体制”。

面对“改革派”的强大攻势,以宫泽为代表的自民党“守旧派”,承认自民党“犯了错误”,承认自民党在金丸事件后陷入了“严重危机”。但仍然认为自民党是唯一能担当执政任务的政党,主张由自民党一党进行政治改革。

4月2日,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四项法案:公职选举法法案、众院选区划定委员会设置法法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社会、公明两党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五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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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法案都关系到自民党的切身利益,多年来就争论不休,议而未决,这次朝野政党又围绕政改问题激烈争论共计长达107个小时仍无结果。6月14日,自民党干事长梶山静六(小渊派)宣布,这些议案将留待两年后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重新夺回多数地位后再考虑解决。这一发言激怒了各在野党,也更促使羽田派下决心同自民党决裂。

长期以来,在自民党内,论资排辈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按照惯例,年轻议员必须无条件地效忠派阀领袖,遵循资深议员的指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在欧美民主思想的熏陶下,越来越不满于这种论资排辈的安排,新老议员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也是造成自民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6月15日,自民党内成立了一个“促进政治改革议员联盟”,光众议员就有128名,其中大多是年轻议员。

由于自民党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出尔反尔,一再拖延,引起在野党的不满。1993年6月17日,日本共产党除外的各在野党联合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翌日,众议院以255票对220票通过了这一内阁不信任案。这是战后第四次在众议院通过对自民党内阁的不信任案,也是继1980年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后,13年首次通过这种议案。造成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因为自民党羽田派“造反”,有34人“倒戈”投了赞成票。

众议院通过了不信任案,自民党又面临分裂,宫泽别无选择,只得当即召开内阁临时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日本政坛一时出现“权力真空”,提前进入“秋季”(众议院大选原定于秋天举行)。

1993年6月18日,是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

宫泽首相在这一天为挽救危局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但他提出的延长国会会期,继续审议政改方案的建议无人理睬,他要求在国会表决对内阁不信任案之前先解散众议院也遭到反对。至此,宫泽已回天无力,只好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这次通过内阁不信任案的关键是羽田“造反”投了赞成票。

本党议员投票反对本党政府,这是史无前例的。羽田派“造反”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自民党内围绕“政改”问题早已形成“慎重”和“激进”两派。两年前,海部内阁着手进行选举制度改革时,羽田改任自民党选举制度调查会会长,极力主张改革,但遭到执政界之牛耳的自民党副总裁、竹下派会会长金丸信的反对,致使羽田提出的有关政治改革三项法案归于泡影。

如今,金丸被捕,自民党濒于分裂,自然是羽田派“报一箭之仇”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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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野党方面之所以敢在众议院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就是因为他们与小泽派代表羽田等人早有默契。6月17日在野党向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提交对内阁不信任案之后,羽田便公开表示:如果内阁不采取延长国会的措施使政改方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那就只好赞成在野党的不信任案。

对自民党来说,“6·18政变”不仅意味着宫泽政权的寿终正寝,而且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当天日本各大报纸均以“自民党分裂”的大号黑字为标题,抨击自民党的腐败政治及“不思反省的顽固态度”。然而宫泽首相也自有其难言的苦衷。

他在不信任案通过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

“我并非想对国民撒谎。时至今日我更深深地感到了政治改革的难度。”的确,自8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内阁都把政治改革作为最重要的课题,然而最终无不被它碰得头破血流。

不信任案被通过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为首的10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并于6月21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

随后,羽田孜和小泽一郎于23日带领44名国会议员(其中众议员36人)成立“新生党”。同一天,自民党内另外80余名议员以海部俊树为核心宣布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声称要与党内“慎重派”划清界线,继续推进政治改革。

早在1992年5月7日,原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声明组建一个新的政党。两天后,细川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建党宣言——《“自由社会联合”结党宣言》,不久,该党正式定名为“日本新党”。细川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建党两个月后,在1992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日本新党首次在参议院占有了4个席位。

这样,到1993年6月底,日本除原有政党外,一年之内先后出现了日本新党、先驱新党和新生党。羽田、小泽从自民党拉出队伍后,于6月27日与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社会民主联合四党举行会谈,就大选后建立联合政权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先驱新党却与日本新党酝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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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民党脱胎出来的新生党和先驱新党分别与原在野党以及日本新党讨论合作及建立各自的联合政权问题,这在过去是从没有过的,这无疑使自民党政权雪上加霜,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

3、自民党一党执政局面的结束

经过一个月的躁动,重新确定日本政坛格局的众议院大选结果终于揭晓,自民党获223席,未过半数;社会党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为38年来的最低点;日本新党第一次参加大选就获35席;新生党获55席,比原来增加19席;先驱新党获13席,比原来也增加3席。

这次大选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新党派议员大幅度增加。

日本新党、新生党和先驱新党这三个新党派所获议席数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五分之一,表明日本国民对传统政治的厌倦心理,希望新成立的党派能在刷新日本政治方面有所作为。三个新党在选举时高举“推进政治改革”和“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旗帜,迎合了国民“弃日图新”的心理。

据《朝日新闻》舆论调查表明,79%的国民支持羽田派造反,17%的人支持新生党上台,超过支持自民党的比率(13%),可见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体制和无视政治改革的做法,已招致日本国民的严重不满;

第二,社会党惨败同样引人注目。

社会党惨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诸多新党夺走了本应属于社会党的选票,但实际上是该党的政策走向不明朗,在安全保障、防卫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另外,冷战局势的结束和大批工会会员脱离政党也是导致社会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自民党议席虽未过半数,但仍获得223席,与议会解散时的222席基本持平。

这说明日本选民虽对自民党不满,但也希望政治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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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次选举结果所反映出的日本民意基本上是希望稳定和革新。所形成的格局,表面上是自民党、三个新党和社会党的“三足鼎立”,实质上是日本新党和由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及先驱新党的重大胜利。这意味着“五五年体制”的瓦解和日本“总保守”势力的大增,日本政治向“总保守化”迈进,它标志着日本政局向保守两大政党体制迈出了第一步。

众议院选举后,政局中的焦点之一就是身为自民党总裁的宫泽喜一的去留问题,在7月22日举行的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联席会议上,宫泽正式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

宫泽在会上表示了三点意见:对党的分裂和大选结果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人并不眷恋权力;进退问题遵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至此,宫泽首相只好明确表示辞职的决心。

宫泽在其执政的一年零九个月中,在开展首脑外交和恢复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以及应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一定的业绩,但执政38年的自民党毕竟“毁于”宫泽之手,因此不得不离开总裁和首相宝座,这对宫泽这样一个资深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自从宫泽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之后,各政党便以大选后的联合政权为目标,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活动。作为看守内阁的自民党,预感到大选后议席将低于半数,便积极开展对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的工作,企图建立一个同宗同质的三个保守政党的联合政权。

以羽田为首的新生党,则计划与原来的四个在野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社会民主联合,建立一个五党联合政权。但经过测算之后,新生等五党议席总数只有195席,不但不足半数,而且少于自民党的223席。于是,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决定改变战略,放弃推举羽田为首相的主张,推举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出任首相。这样,拥有48个议席的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便成为联合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倒向谁,谁便可以组阁。

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经过反复权衡,认为加入自民党的联合内阁,最多只能分到二三个阁僚的职务,而且有损于形象。若与五党联合,不但可以得到首相交椅,而且可以实现建立“政治改革政权”的夙愿。7月28日,七党首脑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合会”的代表举行了“七党一会”首脑会谈。会谈后签署了《关于建立联合政权的决议》和《基本政策备忘录》两项文件。与会者一致推举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下任日本首相的候选人。至此,日本在野七党基本上完成了建立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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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6日,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这七党一派新推荐的首相候选人细川护熙当选为日本第79任首相,8月9日,以细川为首相的八党派联合内阁成立。至此,长达38年的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宣告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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