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评论，罕见地用了“好兆头”来形容中欧关系的最新进展。在过去几年里，这样的表述并不多见。围绕中国电动汽车的补贴、价格与竞争力问题，中欧曾反复交锋，调查、威胁、反制轮番登场，舆论场长期被“对抗”“脱钩”“结构性风险”等词汇占据。然而就在这种高度紧绷的背景下，双方却在一个最敏感、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产业领域，达成了一项被视为折中但务实的协议。
触发这一变化的，并不是某个戏剧性的政治事件，而是看似技术性的价格机制设计。按照新的框架，只要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满足最低定价要求，能够抵消补贴带来的成本优势，就可能免于额外关税。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针对中国投资与出口限制的政策，也将被纳入更具透明度的逐案评估。这不是彻底放弃摩擦，而是为摩擦设定边界，为冲突安装缓冲器。
这一步的意义，远超电动汽车本身。电动车产业，是中国当前最具竞争力、也是最容易被政治化的出口领域之一。它集中了技术进步、产业政策、气候议题与就业压力，几乎所有贸易争端的敏感要素都在其中。正因如此，在这一领域达成妥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态度的转变：对抗不再是唯一选项，规则仍然可以被用来管理分歧。
回顾过去，中欧在电动汽车问题上的分歧，并非简单的“倾销”与“保护”之争。欧洲汽车工业正经历结构性转型，传统内燃机优势被削弱，新技术路线尚未完全稳固；中国企业则在规模、成本和供应链整合上形成先发优势。当竞争压力叠加地缘政治紧张，产业问题自然被放大为战略问题。调查与反调查，往往服务于国内政治，而非市场效率。
此次协议的出现，与其说是立场的逆转，不如说是现实的逼迫。对欧盟而言，在美国对盟友态度日趋强硬、跨大西洋关系不再稳固的背景下，持续在多个方向同时承压，并非明智选择。能源、气候、产业链安全，都需要中国这个体量巨大的合作对象。对中国而言，欧洲依然是高附加值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技术、标准与资本的重要来源。长期僵持，意味着双输。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机制并未绕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是刻意强调规则约束。这一点在当前全球贸易秩序碎片化的环境中尤为重要。它表明，至少在中欧之间，仍然存在对多边规则的共同依赖。哪怕无法消除所有摩擦，也希望将冲突控制在可预期范围内，而不是任由政治情绪主导。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最低定价机制本身存在执行与认定的复杂性，未来仍可能引发新的争议。中国企业放弃部分价格优势，换取市场准入与利润空间，是理性选择，但也意味着竞争格局的重新洗牌。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利益分歧，也不会因此自动消解。协议更像是一座临时桥梁，而非终点。
真正引人深思的，是这一妥协所处的国际环境。当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强调单边工具、将关税与制裁频繁作为施压手段时，中欧选择通过谈判修复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比。这并非价值立场的简单靠拢，而是对自身利益边界的重新评估。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稳定本身正在成为稀缺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协议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巴西、加拿大等同样面临中国工业品竞争的经济体，或许会从中看到一种不同于全面对抗的处理方式。即便是美国跨国公司，也可能从这种相对可预测的贸易环境中获益。规则的存在，往往比规则的倾向更重要。
中欧电动汽车协议，未必会立刻带来全面的关系回暖，也不可能抹去所有结构性分歧。但它至少证明了一点：在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上，理性仍然有空间，妥协并不等于失败，规则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当对抗成为惯性，这样的选择反而显得珍贵。
也许真正的“好兆头”，并不在于这份协议能解决多少具体问题，而在于它提醒各方，贸易关系并非只能沿着升级的方向演化。在全球秩序剧烈摇晃的时刻，能够被重新激活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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