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发出均匀的滚动声。
我排在队伍中间，手里攥着护照和登机牌。
前方就是国际出发的检票口，玻璃门后那条通道，通向我要乘坐的航班。
也通向我在日本出生的孙子，通向儿子和儿媳承诺的“新生活”。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儿媳丁欣瑶发来的信息：“妈，到登机口了吗？”
我正要回复，突然想起该把护照单独拿出来。
于是拎着箱子往旁边挪了几步，靠近那根巨大的承重柱。
柱子后面传来刻意压低的中文女声。
那声音太熟悉了，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冰冷腔调。
“……她快到登机口了，你记好，人一到，就收走护照和那张卡。”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对，那张500万的她肯定随身带着。到了咱们手里，她才算彻底‘安定’下来。”
我的手指捏紧了护照硬硬的封皮。
“你不用担心她闹，语言不通，又没证件，能去哪儿？过阵子就习惯了。”
血液涌上耳朵，世界变成嗡嗡的噪音。
我盯着脚下光洁的地砖，看着行李箱的黑色外壳。
然后慢慢转过身，拉着箱子，朝与登机口相反的方向走去。
轮子滚动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
就像我此刻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
01
老伴陈健的遗像摆在客厅五斗柜上，已经三年了。
我每天早晨都用软布擦一遍相框玻璃，就像他还在时，我每天给他擦眼镜那样。
今天擦到一半，手机响了。
是视频通话的请求，屏幕上跳动着“景天”两个字。
我赶紧放下布，理了理花白的头发，才按下接听。
儿子的脸出现在屏幕里，背景是整洁的厨房。
“妈，吃饭没？”
“这才上午十点，吃哪门子饭。”我笑着说，眼睛却盯着他看。
景天瘦了点，眼角的皱纹深了。
他四十二了，在日本定居十五年，娶了当地的华人姑娘丁欣瑶。
“最近怎么样？腰还疼不疼？”
“老毛病，贴贴膏药就好。”我把手机拿远些，让他看看客厅，“你看，家里就我一个人，清静。”
这话说出口，我自己都听出里面的孤单。
景天沉默了几秒，镜头晃了晃。
“妈……欣欣下个月就出月子了，孩子现在长得快，一天一个样。”
我的心轻轻揪了一下。
孙子出生时，我因为腰伤发作没能飞过去。
只从视频里看过几次，皱巴巴的小脸，闭着眼睛睡觉的样子。
“你们俩带得过来吗？”我问。
“就是有点吃力。”景天揉了揉眉心，“欣欣产假快结束了，我工作又忙，请保姆太贵……”
他没说完，但话里的意思我听得懂。
过去几年，他每次暗示经济压力大，我都会从退休金里省出些钱打过去。
但这次不一样。
“你丈母娘那边呢？”我问。
“她身体不好，没法长期帮忙。”景天顿了顿，“妈，你要是……要是身体允许，能不能过来住一阵？”
屏幕里，他的眼神有些闪躲。
我心里那点欣喜刚冒出来，就被一丝不安压了下去。
“我去能帮上忙吗？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这些都好说，主要是孩子需要人看着。”景天语气急切了些，“你来了，我们才能安心工作。而且妈，你也该享享清福了，这边环境好，医疗也方便。”
享清福。
这三个字他以前从没提过。
我握着手机，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壳子上老伴贴的防滑贴。
那贴纸已经泛黄起边了。
“我考虑考虑。”我说。
“好，好，不急，你慢慢想。”景天像是松了口气，“那我让欣欣跟你聊，她一直念叨你呢。”
镜头一转，丁欣瑶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她笑得温婉，声音柔软：“妈，刚才景天说话直，您别往心里去。我们是真的想您了，宝宝也需要奶奶呀。”
我看着她的笑脸，心里那点不安又淡了些。
也许真是我想多了。
儿子只是想尽孝心。
挂了视频，我重新拿起软布，继续擦老伴的相框。
玻璃映出我自己的脸，六十五岁，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老陈啊。”我对着照片说，“儿子让我去日本呢。”
照片里的老伴微笑着，那是他六十岁生日时拍的。
当时他说，等退休了，要带我到处走走。
结果第二年他就查出了病。
“你说我去不去？”我问。
相框里的笑容没有回答。
窗外传来邻居家小孩的嬉闹声，脆生生的，充满生机。
我摸了摸相框冰冷的玻璃，心里空落落的。
02
三天后的傍晚，丁欣瑶又打来电话。
这次不是视频，是语音通话。
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恰到好处的亲昵。
“妈，宝宝今天会笑了呢，我拍了好几个小视频，等会儿发您微信。”
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贴紧耳朵：“好啊，我等着看。”
“妈，您考虑得怎么样了？景天这两天睡不好，总说没请动您，是他不孝顺。”
“这话说的。”我叹了口气，“我就是怕过去给你们添麻烦。”
“怎么会是麻烦呢？”丁欣瑶的语气真诚极了，“您来了，我们不知道多安心。而且妈，日本这边对老年人特别照顾，公共交通都有优先席，超市里到处是中文标签。”
她细细地描述着，从菜市场的新鲜蔬果，到社区免费的健身课程。
甚至还说到附近有个华人教堂，周日可以去做礼拜。
“签证您不用担心，我帮您办探亲签证，一次可以待三个月。机票我也看好了，月底有特价票，往返才四千多。”
她连这些都查好了。
我心里那点疑虑又松动了一些。
“你们那房子住得下吗？我记得上次视频，客厅好像不大。”
“够住，够住。”丁欣瑶忙说，“我们专门给宝宝准备了婴儿房，但头一年跟我们睡就行。那间房正好给您住，朝南，阳光可好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妈，说实在的，我和景天在这边，亲人都不在身边。有时候孩子哭了，我们俩手忙脚乱的，真想有个长辈能搭把手。”
这话说得我心软了。
我想起景天小时候，我和老陈也是这么熬过来的。
双职工带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喂奶，累得站着都能睡着。
“妈，您就当是来旅游，顺便帮帮我们。”丁欣瑶轻声说，“要是住不习惯，三个月签证到期您就回来，好不好？”
她这样退了一步，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行吧。”我终于松口，“那就麻烦你办手续了。”
“不麻烦不麻烦！”丁欣瑶的声音立刻轻快起来，“妈您把护照信息页拍给我，其他材料我来准备。机票我买好了发给您确认。”
挂了电话，我坐在暮色渐浓的客厅里。
手机震动了一下，丁欣瑶发来了宝宝的笑脸视频。
小家伙咧着没牙的嘴，眼睛弯成月牙。
我看着看着，也跟着笑了。
儿子儿媳只是想尽孝，想一家人团聚。
我起身打开灯，客厅一下子亮堂起来。
五斗柜上，老伴的相框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老陈，我要去看孙子了。”我对着照片说。
这次，我好像看见他的笑容更明显了些。
03
决定要去日本后，我心里总揣着件事。
景天在电话里虽然没明说，但话里话外都透露出经济压力。
房贷、孩子的奶粉钱、东京高昂的生活费。
我想着，既然要过去长住，总得带点“心意”。
退休金存折里还有二十来万，是我和老陈攒了一辈子的。
但这笔钱不能动，得留着应急。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目光落在墙上。
这是我和老陈单位早年分的福利房，六十平米，老小区，但地段好。
三年前就有人想买，出价到四百万，我没舍得。
这里每块砖都有记忆，每个角落都有老陈的影子。
可是现在，孙子在那么远的地方。
我打开手机，翻出之前存的中介电话。
拨号的时候，手指有点抖。
“刘老师？真是稀客啊，您考虑卖房了？”
中介小赵的声音很热情。
我深吸一口气：“现在市场价大概多少？”
“您那套啊，学区老破小，但位置黄金，最近成交价在五百二到五百五之间。”
五百多万。
我握着手机，手心出了汗。
“如果我想快点出手呢？”
“急卖的话……可能得降一点。”小赵小心翼翼地问，“您遇到什么事了吗？需要钱？”
“不是。”我顿了顿，“儿子在日本，让我过去帮忙带孙子，想着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哦哦，那是好事啊！”小赵立刻说，“那您想挂多少？”
“五百万吧。”我说，“能全款付清的优先。”
小赵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刘老师，这价低于市场价了，肯定好卖。我明天就带人来看房，您方便吗？”
“方便。”
挂了电话，我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老陈，我把咱们的家卖了。
你不会怪我吧？
第二天来了三拨看房的。
第一对是年轻夫妻，想要学区名额。
第二家是投资客，想买了出租。
第三位是个中年男人，说是给父母买，老人喜欢老小区的氛围。
小赵把我拉到厨房，压低声音：“刘老师，那对年轻夫妻出五百零五万，但贷款。投资客出四百九十万，全款。中年男人出五百万，也是全款。”
“要全款的。”我说。
“我建议您选投资客，虽然少十万，但人家手续快，一周内就能过户打款。”
我摇摇头：“就那个给父母买的吧。”
小赵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您心善。”
不是心善。
我只是不想我的房子，变成别人投资的工具。
签合同那天，买方夫妇一起来的。
他们看起来很朴实，妻子搀扶着丈夫的母亲，老人腿脚不便，但眼神很亮。
“这房子保养得真好。”老人摸着墙说，“有家的味道。”
我心里一酸。
过户手续办得很快，比我预想的还快。
拿到银行本票的那天，我独自去营业厅办了张新卡。
把五百万全部存了进去。
卡片是普通的银色，薄薄的，没什么分量。
可我拿在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
这是我和老陈一辈子攒下的砖瓦换来的。
现在它们变成了一串数字，躺在这张小卡片里。
回家路上，我去花店买了一束白菊。
老陈的骨灰撒在了老家江里，我没给他买墓地。
只在客厅摆张照片，算是念想。
我把花放在相框前，轻声说：“钱我存好了，到时候给景天他们，算咱们给孙子的。”
照片里的老陈静静笑着。
窗外，搬家公司的车开进了小区。
新主人明天就要入住。
我环顾这个生活了三十年的家，每一件家具都在原来的位置。
老陈的摇椅还在阳台，他总爱坐在那里晒太阳。
我的缝纫机还在卧室角落，给孩子补过无数件衣服。
这些我带不走。
能带走的，只有行李箱里的几件衣服，和那张轻飘飘的银行卡。
04
搬家的前一天，我把最后一批东西收拾好。
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大部分家具都留给新房主了。
只带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服，一个装些零碎物件。
还有个小布包，里面装着老陈的眼镜、我的结婚证、几本家庭相册。
门铃响了。
我开门，是对门的许大山。
他比我大两岁，退休前是中学历史老师，老伴前年走了，儿子在国外。
“听说你要出国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袋苹果。
“进来坐。”我侧身让他进来，“去日本，儿子那边需要人帮忙。”
许大山把苹果放在桌上，环顾空荡的客厅。
“房子卖了？”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在沙发上坐下。
沙发已经不属于我了，但新房主说我可以用到走之前。
“手续都办好了？签证什么的。”
“儿媳在办，说都弄妥了。”我给他倒了杯水，“机票是明天的。”
许大山接过水，没喝，放在茶几上。
茶几玻璃下面，原来压着全家福，现在空了，只剩下一圈痕迹。
“秀娇啊。”他缓缓开口，“咱们是老邻居，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出国不比在国内，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他看着我，“你年纪也不小了，万一有点什么事……”
“景天在那边呢。”我笑笑，“他是我儿子。”
许大山点点头，又摇摇头。
“儿子当然是儿子。”他说，“但儿子成了家，就是另一个家了。你这一去，就是彻底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我明白他的意思。
这些年小区里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老人去国外给子女带孩子，最后不适应又回来的。
也有去了就再没回来的。
“我都想过了。”我说，“就住三个月，签证到期就回来。到时候租个小房子，或者去养老院。”
“回来？”许大山敏锐地抓住这个词，“你房子都卖了，回来住哪？”
我一时语塞。
“钱呢？”他问，“卖房的钱，你怎么处理的？”
“存卡里了，带过去。”我说，“想着给孙子将来用。”
许大山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
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以前下棋时常见。
“秀娇，我说话直，你别介意。”他抬起头，“钱，最好别全带过去。在国内留一部分，开个户存着，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
“景天不会动我的钱。”我说。
“我不是说他动。”许大山斟酌着词句，“我是说，人在异国他乡，手里得有点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东西。护照、钱、回国的机票，这些是底气。”
他说得很委婉。
但我听懂了。
“大山，谢谢你好意。”我说，“我会注意的。”
许大山叹了口气，知道我没听进去。
他站起身：“苹果记得带上，路上吃。到了那边，常联系。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送他到门口时，他转过身，又补了一句：“秀娇，老陈不在了，你得学会多为自己想想。”
门关上了。
我站在空荡的客厅里，那句话在耳边回响。
多为自己想想。
可我这一辈子，不都是在为别人想吗？
为老陈想，为景天想，现在要为孙子想。
我走到五斗柜前，拿起老陈的相框，用袖子擦了擦。
“老陈，我要走了。”我轻声说，“你说，我该为自己想什么？”
照片里的老陈还是那样笑着。
从容的，温和的，好像什么都看得开。
我把相框小心地包进布包里，和那些零碎物件放在一起。
银行卡在钱包夹层里，硬硬的，贴着身份证。
护照在另一个夹层，深红色的封皮。
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在飞机上了。
飞往一个陌生的国度，去见我的孙子。
我心里充满了期待，还有一点点不安。
但我想，那只是对未知的天然恐惧。
不会有什么事的。
那是我的儿子，我的骨肉。
05
去机场的路上，我一直看着窗外。
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女人，很健谈。
“阿姨这是出国旅游？”
“去儿子家，帮忙带孙子。”
“真好，享福去了。”司机笑着说，“我儿子也在外地，一年才回来一次。您这能去常住，多好啊。”
我笑笑，没说话。
手机震动了，是丁欣瑶的信息。
“妈，出发了吗？路上注意安全。”
我回复：“在路上了。”
“到机场后记得拍张照片给我，我告诉您怎么走。”
机场高速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向后掠去。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街景，突然有点恍惚。
这一走，就是三个月。
回来时，这座城市会有什么变化？
到了机场，司机帮我拿下行李箱。
“阿姨，一路平安啊。”
“谢谢。”
我拉着箱子走进出发大厅，冷气扑面而来。
人很多，推着行李车的，抱着孩子的，拖着大包小包的。
我找了个人少的地方，拍了大厅的照片发给丁欣瑶。
她几乎秒回：“妈，您往右走，看到国际出发的牌子了吗？”
“看到了。”
“沿着指示牌走，找到您航班的值机柜台。先把行李托运了。”
我照着指示，找到了日本航空的柜台。
排队的人不少，我站在队尾，慢慢往前挪。
手机又震了。
还是丁欣瑶：“妈，托运的时候，随身行李别超重。重要的东西都带在身上。”
“知道。”
“护照、银行卡、手机，这些一定随身带好。”
我心里暖了一下。
儿媳想得真周到。
托运行李很顺利，柜台小姐态度很好，帮我贴好行李条。
“阿姨，行李直挂东京成田。这是登机牌，您拿好。”
我接过登机牌，道了谢。
刚转身，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语音通话。
“妈，托运办好了吗？”丁欣瑶的声音传来。
“办好了。”
“太好了。那您现在去过海关和安检，过了安检就是候机厅，找到登机口等着就行。”
“登机口号码在登机牌上，您看看是多少？”
我拿起登机牌看了看：“是35号。”
“35号……那应该在二楼。妈，您坐电梯上去，别走扶梯，扶梯人多人杂。”
她的叮嘱细致得有些过分。
但我把这理解为关心。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国。
过了海关，安检排队很长。
我把手机、护照、登机牌放在小篮子里，脱下外套。
安检员是个年轻姑娘，看我年纪大，特意放慢了速度。
“阿姨，慢慢来，不着急。”
过了安检，我重新收拾好东西。
手机显示有两个未读信息。
都是丁欣瑶的。
“妈，到候机厅了吗？”
“找到登机口了吗？”
我回复：“到了，在找35号。”
“好的，找到了跟我说一声。”
我拉着随身行李箱，在候机厅里慢慢走。
35号登机口在尽头，要走一段不短的路。
脚有点酸了，我在中途的椅子上坐了会儿。
手机屏幕亮着，丁欣瑶的聊天框在最上面。
她的头像是一张风景照，日本的樱花。
我看着那些信息，一条接一条，事无巨细。
心里那点异样感又浮了上来。
太细致了。
细致得像是在监控我的每一步。
我摇摇头，把这念头压下去。
她只是担心我，毕竟我六十五岁了，第一次独自出国。
休息了十分钟，我继续往前走。
35号登机口到了，已经有一些乘客在等候。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窗外停着一架大飞机，机身上有日本航空的标志。
那就是我要坐的航班。
“妈，到登机口了吗？”
“到了。”
“那就好。登机时间是十一点二十，现在十点四十，还有四十分钟。您别乱跑，就在那里坐着等。”
“知道了。”
我放下手机，看向窗外。
天空很蓝，云很少，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
心里那份不安还在，但已经淡了很多。
也许是离别的情绪吧。
我这样告诉自己。
广播里开始播放登机通知，先是头等舱乘客。
接着是带小孩的家庭。
然后是我们这排座位的乘客。
我站起来，拉起行李箱，排进队伍。
轮子在地砖上滚动，发出均匀的声音。
一步，两步，离登机口越来越近。
离儿子，离孙子，离那个承诺的“新生活”越来越近。
手机在口袋里又震了一下。
我没有拿出来看。
反正肯定是丁欣瑶，提醒我该登机了。
队伍缓缓前进，前面只剩下五六个人。
我伸手进口袋，想先把护照拿出来准备好。
就在这时，我发现护照不在平时放的那个夹层。
心里一慌，我赶紧拉着箱子往旁边挪了几步，离开队伍。
在柱子旁的角落停下，我把背包转到身前，着急地翻找。
护照呢？明明过安检后放回包里的。
翻到内侧夹层时，我的手指碰到了硬硬的封皮。
原来在这里。
我松了口气，把护照拿出来。
就在这时候，柱子后面传来了说话声。
06
那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是丁欣瑶。
她的普通话很标准，带着一点南方口音，平时跟我说话时总是软软的。
可此刻，那声音里有一种我不熟悉的冷硬。
“……放心，她快到登机口了。”
我僵在原地，护照捏在手里，纸张边缘硌着掌心。
柱子是巨大的圆柱体，贴着机场的广告海报。
我就在柱子这边，她在柱子那边。
中间只隔着一层石膏板。
“你记好，人一到，就收走护照和那张卡。”
我的呼吸停住了。
手指无意识地收紧，护照封皮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对，那张500万的她肯定随身带着。卖房的钱全在里面，我问过中介了。”
血液涌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靠着柱子，慢慢往下滑了一点，才勉强站稳。
“到了咱们手里，她才算彻底‘安定’下来。”
丁欣瑶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习惯什么？
习惯被软禁在异国他乡？
习惯失去所有自由和财产？
“保姆的钱省了，房贷也能提前还一部分。她那点退休金，够她日常开销就行。”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
候机厅明亮的灯光有些刺眼。
“行了，她应该登机了。你那边准备接人吧，态度好点，别让她起疑。”
通话结束了。
我听到高跟鞋走动的声音，渐渐远去。
我仍然靠着柱子，一动不动。
护照在我手里，已经捏出了汗。
500万的银行卡在钱包里，贴着我的身份证。
登机牌在另一个口袋，上面印着我的名字，航班号，座位号。
35号登机口就在十米外。
队伍还在缓慢前进，地勤人员微笑着扫描每个人的登机牌。
“女士？您还登机吗？”
一个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是个年轻的地勤，正疑惑地看着我。
“我……”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我有点不舒服。”
“需要帮忙吗？那边有医务室。”
“不用。”我摇摇头，拉起了行李箱，“我休息一下就好。”
轮子重新开始滚动。
但我没有走向登机口，而是转身，朝反方向走去。
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没有人注意到我，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
登机的，送行的，匆匆赶路的。
我穿过候机厅，走过一排排座椅，走过咖啡店和免税店。
玻璃窗外，那架日本航空的飞机还停在那里。
它不会再载着我去任何地方了。
走到洗手间门口，我推门进去。
找了个隔间，锁上门，坐在马桶盖上。
这才发现，我的手在抖。
抖得很厉害，几乎拿不住手机。
我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
然后打开手机，点开丁欣瑶的聊天框。
最后一条信息是五分钟前发的：“妈，登机了吗？”
我没有回复。
往上翻，是今天所有的对话。
从“出发了吗”到“到登机口了吗”，一条接一条，像精确的定位指令。
我闭上眼睛，回想起这些天的所有细节。
儿子视频里闪烁的眼神。
儿媳过分热情的邀请。
许大山的委婉提醒。
还有卖房时，中介小赵欲言又止的表情。
原来所有人都在暗示我，只有我自己蒙在鼓里。
不，不是蒙在鼓里。
是我选择了不去相信。
因为那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孩子。
我睁开眼，看着手机屏幕。
屏保是景天小时候的照片，六岁，掉了两颗门牙，笑得没心没肺。
那是我和老陈的宝贝。
可现在，这个宝贝长大了，和妻子一起算计我。
算计我的自由，算计我的钱，算计我的余生。
隔间外传来冲水声，脚步声，水龙头流水声。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到手机震动，来电显示“景天”。
我没有接。
铃声停了，又响起。
还是“景天”。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按下静音键，把手机塞回口袋。
打开隔间门，走到洗手台前。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睛红肿，但眼神是清醒的。
清醒得可怕。
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很凉，刺得皮肤生疼。
扯了张纸巾擦干，重新梳理了花白的头发。
然后拉起行李箱，走出了洗手间。
候机厅的时钟显示，十一点十五分。
我的航班应该在五分钟后关闭舱门。
现在，它与我无关了。
07
我没有出机场。
这个时候出去，太显眼。
丁欣瑶如果发现我没登机，一定会到处找。
最危险的地方，有时候最安全。
我拉着行李箱，在机场内部慢慢走。
国际到达厅在一楼，人更多，更杂乱。
推着行李车的旅客络绎不绝，接机的人举着牌子。
我混在人群中，像一个普通的接机者。
只是没有要接的人。
手机又开始震动。
这次是丁欣瑶的语音通话请求。
我盯着屏幕，直到请求超时自动挂断。
接着是景天的电话。
我还是没接。
他们应该已经发现我没上飞机了。
或者说，丁欣瑶一直在监控我的位置，发现我离开了登机口区域。
我找了个角落的座位坐下，背对着监控摄像头。
打开手机，关掉了所有位置共享的权限。
微信里，丁欣瑶发来一连串信息：“妈，您在哪？”
“怎么没登机？”
“打电话也不接，急死我们了。”
“是不是走错登机口了？我帮您问问机场工作人员。”
语气从关切到焦急，表演得无懈可击。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那通电话，我大概真的会相信。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打字回复：“突然心脏不舒服，在机场医务室。”
发送。
几乎立刻，丁欣瑶的电话又打来了。
我等到铃声快结束时才接。
“妈！您怎么样了？严重吗？”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吓死我了，机场说您没登机，我差点报警！”
“没事，老毛病。”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虚弱，“医生让休息观察。”
“您现在在哪？我让景天联系机场那边的朋友过去接您。”
“不用。”我说，“医生说要静养，不能移动。我已经改签了明天的航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改签了？哪趟航班？我帮您查查。”
“不用麻烦，机场工作人员帮我办的。”我咳嗽了两声，“手机快没电了，先不说了。”
“妈！等等——”
我挂了电话，立刻关机。
手心全是汗。
这通对话让我确认了两件事。
第一，他们确实在监控我的行踪。
第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有一家三口推着行李车走过，孩子坐在行李车上，抱着玩具熊。
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小心翼翼避开人群。
还有像我这样的老人，被子女搀扶着，慢吞吞地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而我，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
家已经卖了，新房主今天应该已经入住。
朋友……许大山算一个，但我不能连累他。
儿子儿媳如果发现我逃跑，一定会联系所有认识我的人。
我不能让他们找到。
可是六十五岁，我能躲到哪里去？
钱包里有三千多现金，是之前取的，准备到日本换日元用的。
银行卡里有五百零三万，其中五百万是卖房款，三万是我的积蓄。
这些钱足够我生活很久。
但如果我用这张卡，他们一定能查到交易记录。
他们知道卡号，知道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思考。
老陈以前总说，遇事不要慌，一步一步想。
第一步，要离开机场。
第二步，要找个地方住下。
第三步，要处理银行卡的问题。
第四步……第四步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能被他们控制。
不能像个囚犯一样，被关在日本的某个公寓里。
每天带孩子做饭，等着他们“施舍”一点零花钱。
直到老死他乡。
行李箱的轮子轻轻碰了碰我的脚。
我低头看着它。
黑色的硬壳箱子，是老陈生前出差用的。
用了十几年，边角有些磨损。
拉杆还是好的，轮子也顺滑。
老陈总说，这箱子结实，能用一辈子。
现在他用不上了，我还在用。
“老陈。”我轻声说，“我该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候机厅的广播在播报航班信息，温柔的女声在空气中回荡。
我站起来，拉着箱子，朝机场快线的方向走去。
08
机场快线的售票处排着不长不短的队。
我站在队尾，把帽子压低了些。
虽然知道他们不可能这么快找到机场内部，但本能让我想隐藏自己。
轮到我了。
“去哪里？”售票员问。
我愣了一下。
去哪里？我不知道。
“终点站吧。”我说。
“人民广场站，五十元。”
我递过去一张一百的纸币。
售票员找了零钱，递给我一张蓝色的磁卡票。
“那边闸机刷卡进站。”
我拉着箱子，跟着指示牌走。
机场快线在地下，灯光很亮，车厢崭新。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行李箱放在腿边。
车厢里人不多，大多是刚下飞机的旅客，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
一个年轻女孩坐在我对面，戴着耳机看手机。
屏幕上是动漫画面，色彩鲜艳。
我想起景天小时候也爱看动画片，周末总要赖在电视机前。
老陈会陪他一起看，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些日子多好啊。
简单，温暖，没有算计。
列车启动了，平稳地加速。
窗外是黑暗的隧道，偶尔闪过广告灯箱。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丁欣瑶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到了咱们手里，她才算彻底‘安定’下来……”
安定。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的自由是“不安定”。
我的财产是“不安定”的因素。
只有把我的一切都掌控在手，我才算“安定”。
我突然想起许大山的话。
“人在异国他乡，手里得有点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东西。”
他早就看明白了。
比我看得清楚。
列车到站了，人民广场。
我随着人流走出车厢，上到地面。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一时茫然。
该去哪里？
酒店需要身份证登记，他们一定能查到。
小旅馆也许可以，但安全吗？
我拉着箱子，沿着人行道慢慢走。
路过一家连锁酒店，玻璃门旋转，冷气外溢。
我看了看，没有进去。
继续往前走，拐进一条小街。
这里旧一些，街边有水果摊、理发店、小餐馆。
再往前，我看到一块褪色的招牌：“悦来旅馆”。
门脸很小，楼梯窄窄的，光线昏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前台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低头织毛衣。
“住店？”
“几个人？”
“一个。”
“身份证。”
我拿出身份证递过去。
她接过来，在机器上刷了一下，看了看屏幕，又看了看我。
“住几天？”
“先住一晚。”
“押金一百，房费八十，一共一百八。退房时退押金。”
我交了钱。
她递给我一把钥匙，塑料牌上写着308。
“三楼左转，热水晚上七点到十一点。”
楼梯很陡，我提着行李箱，走得很慢。
到了三楼，找到308房间。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
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光线很暗。
有独立的卫生间，但很简陋。
我把行李箱放好，锁上门，插上插销。
然后在床边坐下。
床单是洗得发白的蓝色格子，有消毒水的味道。
我坐着，一动不动，坐了很长时间。
直到窗外天色暗下来，房间陷入昏暗。
手机还关着，我不敢开机。
他们一定在疯狂找我。
也许已经报警，说我失踪了。
也许在联系所有亲戚朋友。
也许……也许景天会亲自飞回来。
想到儿子，我心里一阵绞痛。
那个小时候抱着我腿要糖吃的孩子。
那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兴奋地转圈的青年。
那个在老陈葬礼上哭得站不起来的男人。
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还是说，人都是会变的。
在利益面前，亲情会变质。
在压力面前，良心会屈服。
我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
上面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朵云。
老陈以前总爱看云，说每一朵都不一样。
“你看那朵，像不像只兔子？”
“这朵像帆船，要远航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带一点北方口音。
我想他了。
很想很想。
如果他在，一定会把我护在身后。
会指着景天的鼻子骂他畜生。
会带着我离开，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是他不在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有潮湿的霉味，还有消毒水味。
眼泪流出来，无声无息。
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不能哭。
哭了，就输了。
哭了，就承认自己是个可怜的、被骗的老人。
我要活下去。
要好好活下去。
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09
第二天早晨，我被窗外的车流声吵醒。
看了一眼手表，七点半。
这一夜睡得断断续续，做了很多梦。
梦到景天小时候发烧，我抱着他去医院。
梦到老陈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要先走了”。
梦到我在机场，一直跑一直跑，但登机口永远到不了。
我坐起来，腰有些酸。
六十五岁的身体，经不起折腾。
洗漱完毕，我换了身衣服，把重要的东西装进随身小包。
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几百块现金。
行李箱留在房间，锁好。
下楼时，前台那个女人还在织毛衣。
看到我，她点点头：“出去啊？”
“嗯，买点东西。”
街上已经热闹起来。
早餐摊冒着热气，上班族匆匆走过。
我找了家看起来干净的小店，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
吃的时候，我观察着周围的人。
没有人注意我。
一个普通的老太太，随处可见。
吃完早餐，我走进一家便利店。
“有电话卡吗？不记名的那种。”
店员是个小伙子，看了我一眼：“要哪种？三十、五十、一百的都有。”
“一百的吧。”
他拿出一张卡，我付了钱。
又买了瓶水，走出便利店。
在街角找了个长椅坐下，我拿出手机。
先换上新电话卡，然后开机。
旧卡拔出来，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扔掉。
装回原来的塑料卡套，放进钱包夹层。
手机启动后，我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账号。
头像用默认的，名字随便取了一个。
联系人只有一个：许大山。
我给他发了条信息：“大山，是我，秀娇。方便时回电话，用这个号码。”
等了十分钟，没有回复。
可能他还没起床，或者没看手机。
我收起手机，继续坐着。
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街对面有个小公园，几个老人在打太极拳。
动作缓慢，行云流水。
我想起以前和老陈也练过，后来他病了，就停了。
如果一切正常，我现在应该在日本了。
也许正在给孙子喂奶，也许在厨房准备午饭。
儿子去上班，儿媳在家休息。
看起来很美满的画面。
如果不是那通电话。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那些话。
我可能会一直幸福地活在那个谎言里。
无知是福吗？
也许是。
但一旦知道了真相，就再也回不去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许大山的回复：“秀娇？你怎么换号了？不是今天去日本吗？”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他的电话。
响了三声，接通了。
“大山，是我。”
“秀娇，你在哪？声音怎么不对劲？”
“我没上飞机。”我简单地说，“听到了一些不该听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等着，别动，我过来找你。把位置发我。”
“大山，我不想连累你。”
“说什么傻话。”他的声音很严肃，“发位置，现在。”
我挂了电话，把位置发过去。
然后继续坐在长椅上等。
大约四十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
许大山从车里下来，四处张望。
我站起来，朝他挥挥手。
他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你没事吧？”
“没事。”
“走，换个地方说话。”
他带着我拐进旁边一家茶馆，要了个包厢。
服务员上了茶，关上门。
许大山这才开口：“怎么回事？”
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从在机场听到的话，到装病改签，到住进小旅馆。
许大山听着，脸色越来越沉。
我说完，他重重叹了口气。
“我早该想到的。”他说，“他们催得那么急，又让你卖房……”
“是我自己傻。”我端起茶杯，手还在抖，“我以为他们是真需要我帮忙。”
“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说，“卡里有五百多万，但我不敢用。他们知道卡号，一用就能查到位置。”
许大山思索了一会儿。
“钱的事好办。”他说，“我有个学生是银行工作的，可以帮你咨询。当务之急是，你不能一直住旅馆。”
“那住哪？”
“我家。”许大山说，“我儿子在国外，就我一个人，有空房间。”
“不行。”我立刻摇头，“他们会找你。”
“让他们找。”许大山说，“我退休老师一个，不怕他们。再说了，你没失踪，只是不想见他们，这犯法吗？”
他说得对。
我没有失踪。
我只是一个成年公民，选择不联系某些人。
这不算违法。
“可是……”
“别可是了。”许大山站起来，“去退房，拿行李，跟我走。”
我看着这个老邻居，老同事。
我们认识三十年了，一直只是点头之交。
老陈走后，他偶尔会送些自己种的菜过来。
我们会在楼下散步时聊几句。
仅此而已。
可现在，他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
“大山，谢谢你。”
“谢什么。”他摆摆手，“老陈不在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得互相照应。”
他的眼眶有点红。
我想起老陈的葬礼上，许大山致悼词时哭了。
他说老陈是他见过最正直的人。
现在，他在帮老陈的妻子。
我跟着许大山去旅馆退了房，拿回行李箱。
然后打车去他家。
他家在另一个老小区，三楼，两室一厅。
房间整洁，书很多。
“这间客房，以前我儿子住的。”他推开一扇门，“床单被套都是干净的，你放心住。”
“麻烦你了。”
“不麻烦。”他说，“你先休息，我去联系我那个学生，问问银行卡的事。”
他出去了，轻轻带上门。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
墙上还贴着球星海报，书桌上有台灯，书架上有教科书。
他儿子应该大学毕业很多年了，但房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就像老陈走后，我也保留着家里的一切。
也许人老了，就靠这些回忆活着。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身体很累，心也很累。
但至少现在，我是安全的。
暂时安全。
10
许大山的学生姓周，在银行工作十几年了。
第二天下午，周先生来了。
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戴眼镜，看起来很干练。
许大山介绍：“这是我学生小周，信得过。”
“周先生，麻烦你了。”
“阿姨别客气，许老师的事就是我的事。”周先生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您的情况老师大致跟我说了。我先问几个问题。”
“你问。”
“那张500万的银行卡，是您本人开的户吗？”
“是。”
“密码设置的是什么？”
“我的生日。”
“卡号和密码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没有。”我摇头，“但卡号……他们可能知道。卖房款是打到这张卡里的，中介那里有记录。”
周先生点点头：“中介那边确实可能泄露。但密码只有您知道，暂时安全。”
他敲了几下键盘：“现在的问题是，这张卡只要使用，就会有交易记录。如果他们去银行查询，能查到最后交易的地点和时间。”
“那我不能用这张卡？”
“可以用，但要小心。”周先生说，“我建议您尽快把钱转出来。”
“转到哪里？”
“开一张新卡，用您自己的身份证，但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把钱分批转过去。”
“分批转？”
“对，一次转太多会引起注意。分几天，每次转几十万，或者用网上银行操作。”
我看着周先生：“这样安全吗？”
“比您现在这样安全。”他推了推眼镜，“而且阿姨，我建议您尽快找律师。”
“律师？”
“对。”周先生的表情严肃起来，“您儿子儿媳的行为，已经涉嫌欺诈和非法拘禁未遂。虽然现在没有实际损害，但留下证据很重要。”
我沉默了。
找律师，就意味着要对簿公堂。
意味着要把家丑外扬。
意味着和儿子彻底撕破脸。
许大山看出我的犹豫，轻声说：“秀娇，这不是家事了。他们算计你的时候，就没把你当家人。”
我知道他说得对。
可那是我的儿子。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先想想。”我说。
周先生留下一份注意事项的打印稿，告辞了。
许大山送他下楼，回来时手里提着菜。
“晚上包饺子，你爱吃的韭菜鸡蛋。”
“我来帮忙。”
我们两个老人在厨房忙活。
他揉面，我调馅。
阳光从厨房窗户照进来，照着案板上的面粉。
细小的粉尘在光柱里飞舞。
“大山。”我开口，“你觉得，景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许大山揉面的手停了一下。
“人都是会变的。”他说，“尤其是在国外，压力大，诱惑也多。可能一开始只是想让你帮忙带孩子，后来发现你卖房有钱，就起了贪念。”
“他小时候很懂事的。”我回忆着，“小学时捡到十块钱，非要交给警察。我说自己留着吧，他哭，说老师教了不是自己的不能要。”
“那是小时候。”许大山继续揉面，“人长大了，面对现实，有时候会忘记小时候学的东西。”
饺子包好了，下锅。
热气腾腾地盛出来，蘸着醋吃。
味道很好，但我吃不出滋味。
晚饭后，许大山洗碗，我坐在客厅。
手机里，那个旧号码有几十个未接来电。
微信里，丁欣瑶发了几十条信息。
从焦急到怀疑，最后一条是：“妈，如果您是故意的，那我们真的很伤心。”
伤心。
他们也会伤心吗？
我关掉手机，打开电视。
新闻在播，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天气预报。
世界照常运转。
不会因为某个老人的痛苦而停止。
第二天，我做了决定。
许大山陪我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接待我们的律师姓吴，四十多岁，看起来很专业。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包括录音。
是的，我录音了。
在茶馆和许大山说话时，我偷偷按下了录音键。
虽然法律上可能不能作为证据，但至少能让律师了解情况。
吴律师听完，沉思了很久。
“刘女士，您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他说，“从法律上讲，您儿子儿媳的行为如果属实，涉嫌诈骗未遂。但取证困难，而且涉及跨国因素。”
“那我该怎么办？”
“首先，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吴律师说，“按照周先生的建议，把钱转移。其次，保留所有证据——通话记录、微信聊天、录音。”
他顿了顿：“最后，您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件事一旦开始走法律程序，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知道。”
“还有一点。”吴律师看着我，“您可能需要做一个精神鉴定，证明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他们就不能以‘您年老糊涂’为借口。”
年老糊涂。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已经是“糊涂”的老人了。
所以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算计。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天阴了。
要下雨的样子。
许大山说：“慢慢来，不急。”
我们去银行开了新卡，用我的身份证。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笑容甜美。
“阿姨，卡办好了，密码您设一下。”
我输入了新密码。
不是生日，不是纪念日，是一串随机数字。
只有我知道的数字。
然后，我去了另一家银行，把旧卡里的钱转出来。
第一次转了五十万。
柜台工作人员确认了好几次：“阿姨，确定转这么多吗？”
“确定。”
手续办完，钱到新卡里了。
我查了余额，数字后面好多零。
这些零，曾经是我和老陈的家。
现在，它只是一串数字。
回去的路上，下雨了。
我和许大山躲在公交站台等车。
雨打在顶棚上，噼里啪啦。
“秀娇。”许大山突然说，“老陈要是知道，一定会为你骄傲。”
“为什么？”
“因为你没屈服。”他看着雨幕，“很多人到了你这个年纪，遇到这种事，可能就认命了。你没认。”
我笑了笑，没说话。
不是不认命。
是不甘心。
不甘心一辈子善良，最后被这样对待。
不甘心老陈辛苦攒下的家业，被人这样算计。
公交车来了，我们上车。
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雨景。
城市在雨中模糊了轮廓，像一幅水墨画。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新号码的短信，周先生发来的：“阿姨，已查到您儿子在日本有高额房贷，还有两笔消费贷款。最近三个月，他和妻子的信用卡都有逾期记录。”
我把手机给许大山看。
他看完，叹了口气。
“怪不得。”
怪不得这么急。
怪不得要打那500万的主意。
原来不是贪婪，是desperation（绝望）。
绝望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即使伤害最亲的人。
回到家，我站在阳台上。
雨停了，天空洗过一样干净。
远处有彩虹，淡淡的，像一抹微笑。
这次是吴律师：“刘女士，如果您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发律师函。先给他们一个正式的警告。”
我看着彩虹，看了很久。
然后回复：“好的，发吧。”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