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新疆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的空气里还飘着年味儿。对于团场人来说，这天晚上最期待的事儿，就是露天场放映的朝鲜电影《战友》——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免费电影可是比年夜饭还稀罕的福利。
谁也没想到，一场临时的变动，一个孩子的调皮，会让这场喜庆变成震惊全国的惨剧。
当天晚上的气温低到零下二三十度，哈口气都能凝成霜。眼看离放映时间只剩十分钟，组织者看着冻得搓手跺脚的人群，临时拍板：电影改到露天场对面的团场礼堂里放。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再合理不过，却直接为灾难拉开了序幕。
这座建于1966年的礼堂，总面积760平方米，实用面积601平方米，宽14.52米、长42米，看着挺宽敞，实则藏着致命隐患。它的屋顶是木条拼的棱形格椽，没什么承重梁，上面铺着木板，再盖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这简直就是个巨型“易燃物套餐”。
更要命的是1975年的改造：为了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团场把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用砖砌死，只留下17个0.6米×1.4米的无玻璃窗洞。
到了1976年二期改造，南北三个大门被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整个礼堂只剩南侧一个1.6米宽的门能进出。更讽刺的是，礼堂后半部分还堆着1976年为悼念毛主席逝世扎的各式花圈，全是纸和布做的，一点就着。
晚上21点30分，电影准时开播。上千名观众把礼堂挤得满满当当，其中大部分是团场子弟学校的学生——这所包含小学、初中、高中的学校，当天去了近六成学生。
黑暗中，银幕上的战斗情节看得大家目不转睛，没人注意到角落里一个12岁的小男孩赵广辉，正偷偷摆弄着一个叫“地老鼠”的花炮。
22时15分左右，一声清脆的响声打破了礼堂的宁静。赵广辉点燃的“地老鼠”像个失控的小炮弹，滋滋地窜进了后排的花圈堆里。起初只是一点小小的火苗，没人当回事，可转眼间，火焰就顺着纸花布幔疯狂蔓延，瞬间吞没了整个花圈堆。
灼热的气浪很快引燃了屋顶的油毛毡和沥青，噼啪作响的燃烧声盖过了电影的台词，浓烟像黑色的怪兽一样在礼堂里翻滚扩散。
屋顶的木板、油毛毡开始往下掉，带着火星的沥青粘到哪儿烧到哪儿。黑暗中，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恐慌瞬间爆发。上千人像潮水一样涌向那个唯一的窄门，哭喊声、尖叫声、碰撞声混作一团。
前面的人被挤倒在地，后面的人根本停不下来，只能踩着同伴的身体往前冲。狭窄的门口很快被堵得严严实实，有人被浓烟呛得窒息，有人被火焰烧得惨叫，更多人在拥挤踩踏中失去了生命。
外面的人发现火情后，疯了似的想冲进去救人，可门口被尸体堆得近一米高，根本进不去。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和沥青的恶臭，让人作呕。
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接到紧急通知后，副团长陈福元带着280多名官兵，扛着十字镐、铁锹，戴着口罩火速赶来。可当他们到达现场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礼堂里火光冲天，门口的尸体层层叠叠，大多数已经烧得像煤炭渣，有些还粘在一起分不清模样。
官兵们拿着工具站在尸体堆里，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又不忍心下手，但清理现场的任务刻不容缓，只能硬着头皮开始工作，这一清理就是四个多小时。
火灾扑灭后，统计出的伤亡数字让整个团场陷入死寂：694人死亡，161人烧伤致残，死亡人数中500多人是学生。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这场火灾中遇难，他承受着丧女之痛，还要面对部分遇难者亲属的愤怒。
有亲属悲痛之下，甚至想把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里扒出来泄愤，多亏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马骥及时介入。
马骥被任命为善后处理小组组长后，一边耐心安抚亲属情绪，一边坚持不抓一名闹事群众。他提出让遇难者家属回老家探亲或调动到其他单位工作，用实际行动缓解大家的悲痛，一步步稳住了局面。
直到1978年7月，善后事宜基本处理完毕，马骥才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
这场灾难的导火索，是那个12岁男孩点燃的“地老鼠”，但真正的元凶，是层层叠加的安全漏洞。翻新礼堂时无视消防规定，随意封死门窗；
易燃材料大量使用却无人监管；公共场所安全出口严重不足；观众缺乏基本的应急逃生知识——这些问题凑到一起，才让一个孩子的调皮举动酿成了灭顶之灾。
1997年，团场推倒了保留近20年的礼堂残墙，建起了开放式的火灾教育主题公园“鉴园”。虽然直到2007年还没完全完工，只有门楼、土包、亭子和围墙，但这里成了遇难者亲属每年凭吊的地方。
而三大片连片的墓地，埋葬着694条逝去的生命，也埋葬着那个春节的伤痛记忆。
作家张贤亮1983年得知这场火灾后，深受触动，写下了小说《肖尔布拉克》。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伤痛渐渐沉淀，但留下的教训却从未过时。如今我们走进任何公共场所，都会下意识地寻找安全出口，这背后，正是无数个惨痛案例换来的警醒。
一个小小的烟花，本不该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本不该成为生命的终点。愿我们永远铭记2.18火灾，让安全意识刻在心里，再也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本文系社会新闻/真实案件改编，人名为化名，本文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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