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婷的声音从听筒里钻出来，嘶哑，潮湿，像泡在泪水里太久的麻绳。
“梓晴啊，阿姨求你了，越泽又不行了……你再救他一次，就一次……”
我握着手机，站在公寓的落地窗前。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每一盏光都隔得很远。
两年前的那场手术留下的细微酸胀，此刻忽然从腰椎深处苏醒，隐隐发胀。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那头换了个声音。
是肖世昌，那个曾经在电梯里遇见都会别过脸的老头。
他的语气硬得像块石头：“梁小姐，做人要讲良心。你救过一回，不能半途而废。”
第二天上午，他们全家堵在了我公司楼下。
于建新扯着嗓门喊我名字，萧银凤跪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哭。
保安拦着，同事看着，窃窃私语像虫子爬满我的后背。
然后我的领导许文杰走了过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很薄。
他什么多余的话都没说，只是抽出两张纸，平铺在前台的台面上。
肖世昌弯下腰去看，他的背一点点弓起来，像被抽掉了脊梁骨。
吕玉婷的哭声戛然而止。
整个大厅忽然静得可怕，只有中央空调发出低低的嗡鸣。
许文杰抬起头，目光扫过赵家每一个人。
他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钉进了空气里。
“两年前你们签字的时候，应该读过这一条。”
“也应当知道，有些风险，不是靠第二次捐赠就能解决的。”
01
我遇见肖世昌和赵越泽，是在社区儿童乐园的沙坑边。
傍晚六点，天色将暗未暗，空气里有初夏特有的、草木蒸腾后的味道。
我下班回家，提着从超市买的菜，打算抄近路穿过乐园。
沙坑里有个小男孩，七八岁模样，蹲着堆城堡。
他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露出的侧脸没什么血色。
肖世昌就站在沙坑外两米远的地方，背着手，目光紧紧跟着孩子。
我认出他来了。
八号楼一单元的邻居，虽然从没说过话，但在电梯里碰见过几次。
更早以前——大约是两年前——我和他们一家有过更深的交集。
那交集让我腰后留下了一道三厘米长的淡疤。
还有持续了半年多的、容易疲惫的体质。
我放缓脚步，犹豫着要不要打个招呼。
毕竟，那孩子能这样在沙坑里玩，有我的几分功劳。
肖世昌这时候转过脸来。
他的视线扫过我，没有任何停顿，像扫过一棵树、一盏路灯。
然后他又转回去，继续盯着孙子。
“越泽，差不多了，该回家了。”他的声音干巴巴的。
小男孩应了一声，拍拍手上的沙子站起来。
他转身时，帽子下的眼睛看向我这边。
那是一双很黑很亮的眼睛，但我看不清里面的情绪。
祖孙俩一前一后从我身边走过。
肖世昌的手臂护在孩子的后背上，形成一个保护的姿态。
他们与我擦肩，距离近得我能闻到肖世昌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还有孩子身上那股干净的、混合着奶香和药水的气息。
没有对视，没有点头，更没有言语。
就像我是透明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单元门里。
手里的塑料袋勒得手指有点发麻。
我低头看了看，里面装着西红柿、鸡蛋、一把小葱。
今晚准备做碗面条，简单吃点。
回家路上，我想起两年前的一些碎片。
也是夏天，社区公告栏贴了一张求助信。
彩印的，上面有个小男孩的照片，笑得缺了两颗门牙。
信里说他得了很重的血液病，需要骨髓移植。
倡议居民去血站留样，做配型检测。
那时候我刚搬来这个小区不到半年，想着举手之劳，就去留了样。
没想到三个月后，红十字会打来电话。
说初步配型成功，需要进一步做高分辨检测。
又过了一个月，通知来了。
匹配度很高，符合捐赠条件。
电话是赵越泽的母亲萧银凤打来的。
她在那头泣不成声，说了一堆感谢的话，说我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
我说没事，能帮就帮。
后来就是体检、住院、打动员剂。
手术前一天，赵家四个人都来了病房。
肖世昌、吕玉婷、萧银凤，还有孩子的父亲于建新。
他们提着果篮，说着感激的话，局促地站在床边。
肖世昌当时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梁小姐，你的大恩大德，我们赵家记一辈子。”
他的手掌很厚，很重。
手术很顺利。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回家休养了。
腰后的伤口愈合得不错，只是动员剂带来的骨头酸胀感持续了好些天。
那段时间我请假在家，偶尔会想，赵家会不会有人来看看我。
哪怕只是发条信息问问恢复得怎么样。
手机一直很安静。
只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过两次电话，做术后回访。
一个月后，我能正常上班了。
在电梯里遇见过一次吕玉婷。
她拎着菜篮子，看见我，眼神闪躲了一下。
电梯从一楼升到十二楼，她一直盯着跳动的数字。
最后门开了，她匆匆走出去，连个笑容都没挤出来。
我想，也许他们是不好意思。
也许觉得欠了太大的人情，不知道怎么面对。
后来时间久了，我也就不去想了。
那份捐赠，本就不是为了图一声感谢。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腰后的疤痕微微发痒时。
我会想起那个小男孩。
不知道他恢复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像别的孩子一样跑跑跳跳。
现在我知道了。
他能玩沙子了。
只是他的爷爷奶奶，依然当我不存在。
我打开家门，把菜放进厨房。
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楼宇的灯光次第亮起。
我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荡荡的。
才想起今天买的菜还放在流理台上。
我走回厨房，拿出西红柿清洗。
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冰凉刺骨。
02
公司午休时，几个女同事凑在一起聊天。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养生上。
李姐说她最近在吃阿胶，补气血。
“女人过了二十五，就得注意调理。特别是生过孩子的，元气亏得厉害。”
小王接话：“我没生孩子也虚啊，上个楼梯都喘。”
“那你得查查是不是贫血。”李姐转头看我，“梓晴，你脸色也不太好，最近熬夜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还好吧，可能最近项目忙。”
“你两年前不是捐过骨髓吗？”小王忽然想起来，“那个很伤身体的吧？得好好补回来。”
桌上的气氛微妙地顿了一下。
几个同事都看向我。
这件事公司里知道的人不多，但也不是秘密。
当时我请了两周病假，理由写的是“手术”。
后来有同事问起，我轻描淡写说了句“捐骨髓”。
大家都肃然起敬，说了些“真有爱心”之类的话。
但也仅止于此。
“是得补补。”李姐把话接回去，“我听说捐骨髓跟生一次孩子差不多，特别耗人。”
“没那么夸张。”我笑笑，“恢复期过了就好了。”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小王追问，“有没有后遗症？”
我想了想。
“就是容易累。以前加班到十点没问题，现在到九点就困得不行。”
“还有呢？”
“有时候腰会有点酸。阴雨天明显些。”
同事们发出啧啧的声音。
李姐拍拍我的手背：“你可真行，为了不认识的人，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
“也不是不认识。”我纠正，“是邻居家的孩子。”
“那邻居事后怎么谢你的？是不是重礼酬谢？”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水已经凉了，顺着喉咙滑下去，有点涩。
“没怎么谢。”我说，“他们大概也挺难的。”
李姐瞪大眼睛：“不能吧？救命之恩啊！就算不送钱，至少也得常来看看你，送点营养品吧？”
我没接话。
小王嘀咕：“现在的人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另一个同事打圆场。
话题转到了新开的餐厅上。
我低头扒拉着餐盘里的米饭，没什么胃口。
李姐的话像根细针，扎在某个我自己都没在意的地方。
两年前出院那天，是我自己叫的车。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好多出院病人都有家属陪着，拎着大包小包。
我一个人背着双肩包，站在路边等网约车。
腰后的伤口还贴着敷料，动作不敢太大。
上车时，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姑娘，刚做完手术？家里没人来接啊？”
我笑笑：“小手术，没事。”
车开起来，窗外的街景向后流淌。
我拿出手机，翻到和萧银凤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信息是我三天前发的。
“萧姐，我今天出院了。越泽那边情况怎么样？”
她没有回复。
往上翻，是我住院期间她发来的几条。
“梁小姐，明天手术加油。”
“越泽已经进仓了，谢谢你。”
“我们全家都感激你。”
再往前，是商量手术时间、确认体检结果。
每条都很简短，客套，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疏离。
我关掉手机，看向窗外。
网约车穿过半个城市，把我送回了租住的公寓。
楼下的保安大叔看见我，主动帮我按了电梯。
“梁小姐，出院啦？脸色不太好啊，得多休息。”
我道了谢。
电梯缓缓上升，镜面墙壁映出我苍白的脸。
那时候我真没觉得委屈。
我想，赵家一定忙得焦里烂额。
孩子移植后要在无菌仓住很久，他们要奔波照顾，要操心医疗费。
哪有空顾得上我。
只是后来，当我在小区里遇见他们时。
那种刻意的回避，那种视而不见的冷漠。
才让我慢慢明白。
有些感谢，只在需要你的时候存在。
一旦用完了，就变成了负担。
他们欠我的，所以他们不想看见我。
看见了，就会想起那份债。
不如当我不存在。
“梓晴，发什么呆呢？”
李姐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啊，没什么。”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想下午开会的事。”
“对了，你那个邻居家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小王又问，“救活了吧？”
“应该吧。”我说，“前段时间看见他在楼下玩。”
“那就好，也算功德圆满。”
功德圆满。
我咀嚼着这四个字，心里泛起一丝复杂的滋味。
如果早知道事后是这般光景。
我还会毫不犹豫地去留样、去匹配、去躺上手术台吗？
我问自己。
答案还是会的。
那个孩子无辜，他有活下去的权利。
我只是没想到，人性的凉薄，可以如此具体。
具体到一次擦肩而过的无视。
具体到一条石沉大海的信息。
具体到此刻，我腰后那道疤痕又在隐隐作痒。
像在提醒我什么。
03
晚上加完班，回到家已经九点半。
洗漱完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
白天同事的话在脑子里打转。
我翻身下床，走到书桌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
里面有个旧手机，苹果6S，两年前退役的。
充上电，等了会儿，屏幕亮起来。
开机画面闪过，进入主屏。
图标布局还停留在两年前的习惯上。
我点开微信，需要密码。
试了两次，第三次才成功登陆。
消息列表哗啦啦刷新出来，好多红色未读。
大部分是公众号推送，还有几个早已不联系的群。
我往下滑，找到了萧银凤的对话框。
点进去。
聊天记录完整地保存着。
时间从两年前的四月开始。
最初是她加我好友，验证消息写的是：“梁小姐您好，我是八号楼赵越泽的妈妈。”
通过后，她发来很长一段话。
先介绍孩子病情，再表达焦急，最后恳请我去做配型检测。
语气谦卑，甚至有些卑微。
我回：“好的，我这周末有空就去。”
她连着发了三个磕头的表情。
“谢谢您，谢谢您，您真是好人。”
后来配型结果出来，匹配成功。
她的信息变得简短而急促。
“梁小姐，医院说可以安排体检了。”
“您看下周二方便吗？”
“移植时间定了，下个月五号。”
每条后面都跟着一句“麻烦您了”或者“谢谢”。
直到手术前一天晚上。
她发：“梁小姐，早点休息。明天辛苦了。”
我回：“你也别太紧张，会顺利的。”
手术当天，我没带手机进手术室。
出来后在麻醉恢复室躺了两个小时，回到病房才拿到手机。
有她的一条信息：“梁小姐，越泽已经进仓了。医生说很顺利。您好好休息。”
我打字有些费力：“好，你也注意身体。”
之后三天，我住在医院。
每天护士来打针、换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清醒时会看看手机。
萧银凤没有再发消息。
第四天早上，医生查房后说可以出院了。
我收拾东西时，给她发了那条信息。
发送时间是上午十点十七分。
一直到下午三点，我办完手续、回到家里，都没有回复。
我又发了一条：“我到家了，一切顺利。越泽在仓里还好吗？”
依旧石沉大海。
晚上七点，我忍不住打了她的电话。
响了三声，被挂断了。
几分钟后，她发来一条文字信息。
“在忙。还好。”
只有三个字。
我看着那行字，愣了很久。
最后回了个“哦”。
对话就停在那里。
再往后翻，是两个月后。
我腰后的疤痕增生，有点痒痛，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是正常现象，开了点药膏。
从医院出来，阳光很好。
我忽然想起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出仓了没有。
于是又给萧银凤发了条信息。
“萧姐，越泽现在情况怎么样？出院了吗？”
这次她回得很快。
“出了。还好。”
又是这种简短的、近乎敷衍的回答。
我没有再问。
对话永远停在了那一天。
我放下旧手机，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远处有零星的灯光。
心里有一种很淡的怅然，像一杯放凉了的茶，滋味寡淡，却哽在喉间。
其实我要的不多。
哪怕只是一句“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哪怕只是一次在电梯里的点头微笑。
哪怕只是在我发信息时，多打几个字。
但他们连这点施舍都不愿意给。
好像多说一句，就会多欠一分。
好像对我保持距离，那份恩情就能慢慢淡去。
我关掉旧手机，拔掉充电线。
把它放回抽屉最里面。
有些东西，就该封存在过去。
就像那道疤痕，时间久了，颜色会淡，触感会平。
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永远在那里。
第二天是周六，我睡到自然醒。
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切出一道明亮的线。
我起床煮咖啡，烤面包。
手机震动起来，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喂，是梁梓晴小姐吗？”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有点耳熟。
“我是，您哪位？”
“我是于建新，赵越泽的爸爸。”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两年了，这是赵家人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于先生，你好。有事吗？”
“那个……”他顿了顿，“越泽最近有点感冒，发烧。我们带他去医院复查血常规，指标……不太好。”
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压着某种情绪。
“医生怎么说？”我问。
“医生说可能是感染，但也有可能是……”他又顿住，呼吸声粗重起来，“梁小姐，您最近身体还好吗？”
这个问题来得突兀。
我握着手机，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还好。于先生，你有什么事直说吧。”
“是这样。”他吸了口气，“医生建议我们做一次骨穿，查清楚。如果真是……那可能还需要……”
他没有说下去。
但我们都明白那个省略号里是什么。
骨髓移植后复发。
虽然概率不高，但确实存在。
“先检查吧。”我说，“也许只是感染。”
“对，对，希望是感染。”他急忙附和，“那……梁小姐，您先忙。检查结果出来我再联系您。”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厨房里，面包机的定时器刚好响起。
“叮”的一声，清脆得刺耳。
我拿出烤好的面包，表面金黄酥脆。
却忽然没了胃口。
04
一周后的深夜，我被手机铃声吵醒。
迷迷糊糊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得刺眼。
凌晨两点十三分。
是个陌生号码，属地本地。
我挂断了，翻个身想继续睡。
铃声又响起来，执着得可怕。
我接起来，带着睡意：“喂？”
“梓晴……梓晴啊……”
是个老太太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语无伦次。
我清醒了大半。
“您是哪位？”
“我是吕阿姨，吕玉婷……越泽的奶奶……”她喘着气，像是刚跑完步，“梓晴，阿姨求你了，你再救救越泽……他又不行了……”
我的手指收紧，指甲陷进掌心。
“吕阿姨，您慢慢说。越泽怎么了？”
“复发了……医生说是复发……移植过的骨髓不行了，他的病又回来了……”她哭出声来，“医生说唯一的办法……是再做一次移植……可去哪找配型啊……梓晴，只有你了……只有你的能配上……”
我的后背渗出冷汗。
“阿姨，您先别急。现在医学发达，也许有其他办法——”
“没有其他办法！”她打断我，声音尖厉起来，“医生说了，二次移植成功的希望很小，但如果不做……他就没几个月了……梓晴，阿姨给你跪下了，你再救他一次，就一次……”
听筒里传来“噗通”一声闷响。
接着是肖世昌的声音，很远，像是在拉她：“你起来！像什么样子！”
然后他的声音靠近了，对着话筒：“梁小姐，我是肖世昌。情况你也知道了。越泽的命现在就攥在你手里。两年前你救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吧？”
这话太重了。
重得像块巨石，压在我胸口。
“肖叔，这不是小事。我需要时间——”
“没时间了！”他吼起来，“孩子一天天恶化，等不起！梁小姐，做人要有始有终，你不能救一半就不管了！”
“我没有不管。”我的声音也提高了，“但二次移植不是儿戏。对我的身体损伤很大，而且成功率——”
“你的身体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他质问，“你还年轻，恢复得快。可越泽才八岁，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啊！”
我闭上眼睛。
太阳穴突突地跳。
“肖叔，我需要咨询医生。也需要我自己去体检，看现在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
“好好好，你去咨询，去体检。”他的语气稍微缓和，“但梁小姐，你要明白，这是救命的事。我们全家都指望你了。”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黑暗里，很久没有动。
窗外的城市在沉睡，只有零星几扇窗还亮着灯。
我的腰后，那道疤痕又开始隐隐作痒。
像是某种预警。
第二天是周日，我去了市红十字会。
两年前的手续都是在这里办的。
接待我的还是那位姓陈的工作人员，四十多岁，面容和善。
她记得我。
“梁小姐，好久不见。有什么事吗？”
我简单说了情况。
她的眉头皱起来。
“赵越泽的家属联系你了？”
“昨晚打的电话。”
陈老师叹了口气，从电脑里调出资料。
“他们前天来过。我们也解释了，二次捐赠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首先，你的身体要重新评估。其次，第一次捐赠后，你的干细胞库数据已经更新为‘已捐赠’，除非特殊紧急情况，否则一般不建议同一供者二次捐赠。”
“为什么？”
“对供者的伤害比较大。”她看着我，“而且，移植后这么快复发，往往意味着病情本身很顽固，或者存在其他问题。二次移植的成功率……确实不高。”
“多高？”
她沉默了几秒。
“不到百分之三十。”
我的心沉下去。
“那如果不做呢？”
“看病情进展速度。可能几个月，也可能……更短。”
我离开红十字会时，阳光刺眼。
六月的天气已经开始闷热，街道上车水马龙。
我走到公交站，等车的人很多。
有个母亲牵着一个小女孩，女孩扎着羊角辫，手里拿着冰淇淋。
她舔了一口，奶油沾在鼻尖上。
母亲笑着帮她擦掉。
我移开视线。
手机震动起来。
又是陌生号码。
“梁小姐，我是萧银凤。”
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哭过很久。
“萧姐。”
“昨晚我公公婆婆给你打电话了。”她顿了顿，“他们脾气急，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越泽的情况……真的很不好。”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昨天做骨穿，他疼得直哭，抓着我的手说‘妈妈我不想死’……梁小姐，我求你了，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她哽咽得说不出话。
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哭声。
我握紧手机，指节泛白。
“萧姐，我刚从红十字会出来。工作人员说二次移植成功率很低，而且对我的身体——”
“我知道，我知道。”她急急打断，“所有风险我们都知道。但这是最后的希望了……梁小姐，你是好人，你两年前救了越泽，这次也一定能救他……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
公交车来了，人群涌上去。
我没动。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也要去医院做全面检查。”
“好好好，你要检查，要什么都行。”她像抓住救命稻草，“我们陪你去，费用我们出。梁小姐，只要你去检查，就有希望……”
车开走了。
站台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炙热的阳光晒在头顶，我却觉得冷。
05
周一上班，我精神恍惚。
开早会时走神，被总监许文杰点了名。
“梁梓晴，上周说的方案初稿，今天能出来吗？”
我回过神来：“啊，可以，下午发您。”
许文杰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他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做事严谨，话不多，但很护下属。
中午我没去食堂，在工位上啃面包。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肖世昌。
“梁小姐，检查的事安排好了吗？越泽等不起啊。”
“肖叔，我今天上班，明天请假去医院。”
“好好好，明天我们陪你去。去哪家医院？还是上次那家？”
“不用陪。”我说，“我自己去就行。”
“那怎么行！”他声音拔高，“这是为了越泽的事，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跑？再说了，医生那边我们也要沟通——”
“肖叔。”我打断他，“我是去检查我自己的身体。我需要一个人和医生沟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梁小姐，你是不是……不想捐了？”
他的语气变了，带着怀疑和隐隐的怒气。
“我没有这么说。但二次移植不是小事，我必须了解清楚所有风险。”
“风险风险，你就知道风险！”他激动起来，“孩子的命都快没了，你还在这考虑风险？梁小姐，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啊？”
我深吸一口气。
“肖叔，两年前我捐骨髓的时候，没有犹豫过。但现在情况不同，我需要对自己负责。”
“对你自己负责？那谁对越泽负责？”他吼起来，“他才八岁！你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同事们都抬起头看过来。
我拿着手机，走到消防通道。
“肖叔，我现在在工作。这事我们晚点再说。”
“工作重要还是人命重要？梁小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越泽要是死了，就是被你耽误的！是你见死不救！”
电话被挂断了。
嘟嘟的忙音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蹲下来。
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
不是委屈，是愤怒，是无力，是那种被道德绑架的窒息感。
他们凭什么？
凭什么用一条命来要挟我？
凭什么把我两年前的善举，变成今天必须履行的义务？
凭什么在需要的时候捧我上天，在不需要的时候视如无物，又在再次需要的时候把我拖入地狱？
我哭了很久。
直到有脚步声从楼下传来，才慌忙擦干眼泪站起来。
是许文杰。
他拎着公文包，像是刚从外面回来。
看见我红肿的眼睛，他停住脚步。
“没事吧？”
“没事。”我低下头，“眼睛里进东西了。”
他没追问，点点头，继续上楼。
走了两步，又回头。
“需要帮忙的话，说一声。”
我心里一暖。
“谢谢许总。”
下午我强打精神，把方案初稿赶出来。
发给许文杰后，他很快回复：“收到。今天早点下班吧，脸色不好。”
我道了谢，却没有走。
我不知道回家要面对什么。
也许赵家人会堵在门口。
也许会有更多电话轰炸。
果然，下班路上，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于建新。
他的语气比肖世昌缓和，但更让人难受。
“梁小姐，我爸今天说话冲，你别生气。他是急的，越泽今天又发烧了，三十九度五。”
我没说话。
“我们也知道你的难处。”他继续说，“所以商量了一下，只要你愿意二次捐赠，我们可以补偿。十万……不，二十万。我知道钱不能衡量什么，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于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他追问，“是你身体的问题？我们打听过了，二次捐赠确实有伤害，但不会危及生命。你年轻，养一养就好了。可越泽等不起啊……”
“我需要时间考虑。”
“要多久？”他紧逼不放，“一天？两天？梁小姐，医生说越泽的情况可能撑不过一个月。每一天都在恶化啊！”
我走到小区门口，远远看见单元楼下站着两个人。
肖世昌和吕玉婷。
他们看见我，快步走过来。
我转身就走。
“梁小姐！梁小姐你等等！”吕玉婷在后面喊。
我加快脚步，拐进另一条路。
手机还在响。
我按了静音，塞进口袋。
走到一家便利店门口，我进去买了瓶水。
透过玻璃窗，看见肖世昌和吕玉婷在路口张望。
他们脸上的焦虑那么真实，那么急切。
可我心里只有一片冰凉。
付钱时，收银员看了我一眼。
“小姐，你没事吧？脸色好白。”
“没事，有点中暑。”
我拧开水瓶，喝了一大口。
冰凉的水滑过喉咙，稍稍压下了那股躁郁。
从便利店后门出去，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公寓楼下。
确认他们不在，我才快速刷卡进门。
电梯上升时，我看着镜面里自己苍白的脸。
眼睛下面有浓重的黑眼圈。
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精气神。
回到家，反锁房门。
手机屏幕上有七个未接来电，三条短信。
都是赵家人的。
最后一条是萧银凤发的。
“梁小姐，我们知道你为难。但求你看在一个母亲的份上，给我儿子一条活路。我给你磕头了。”
后面跟着三个磕头的表情。
我丢开手机，瘫在沙发上。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从墙角延伸出来。
我盯着那道裂纹，看了很久。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06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了省立医院。
挂血液科，做全面检查。
抽了五管血，做了心电图、胸片、腹部B超。
等结果的时候，我在候诊区坐着。
周围都是病人和家属，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我对面，怀里抱着个小男孩。
男孩剃了光头，戴着口罩，眼睛很大，很安静。
女人轻轻拍着他的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
我移开视线，看向窗外。
手机震动，是许文杰发来的微信。
“需要帮忙吗？”
我回：“在体检，没事。谢谢许总。”
他回了个“嗯”。
检查结果下午就出来了。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主任，姓孙。
她看着我的报告单，眉头微皱。
“两年前捐过骨髓？”
“对。”
“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
“容易疲劳，腰偶尔会酸。”
孙主任点点头，在病历上写着什么。
“从检查结果看，你目前的身体状况算是健康。但血常规里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偏低，虽然还在正常范围下限，但比一般人要弱一些。这是捐献后的常见情况，你的造血功能还没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
“那如果二次捐赠呢？”
她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我。
“有人找你二次捐赠？”
“嗯。”
“同一受体？”
“对，那个孩子复发了。”
孙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小姑娘，我直说了吧。二次捐赠对供者的伤害是加倍的。你现在造血功能本来就偏弱，再取一次干细胞，可能会造成长期的血象低下，甚至永久性损伤。而且——”她顿了顿，“移植后这么快复发，通常意味着原发病非常顽固，或者存在基因层面的问题。二次移植的成功率，确实不高。”
“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是乐观估计。”她直视我，“实际可能更低。而且就算移植成功，再次复发的概率也很高。很多家属在这个时候，是出于情感上的不甘，而非理性的医学判断。”
我沉默。
“你今年多大了？”她问。
“二十八。”
“结婚了吗？有生育计划吗？”
“还没。”
“二次捐赠可能会影响卵巢功能，对将来生育有一定风险。这些，对方告诉你了吗？”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没有。”
孙主任叹了口气。
“我建议你慎重考虑。医学伦理上，保护供者是第一原则。你已经做过一次奉献，没有义务再做第二次。”
我拿着检查报告走出诊室。
走廊很长，白色的墙壁反射着冷光。
手机响了，是肖世昌。
“梁小姐，检查做完了吗？结果怎么样？能捐吗？”
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
“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我目前身体状况不适合二次捐赠。”
“什么叫不适合？”他的声音陡然拔高，“是哪个医生说的？你把报告拿来，我们找其他医生看！肯定有办法的！”
“肖叔，医生说了，我的造血功能还没完全恢复——”
“那是借口！”他吼起来，“你就是不想捐！找这些理由来搪塞我们！梁小姐，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表面装好人，实际心肠这么硬！”
我挂断了电话。
手在发抖。
走到医院门口，阳光刺眼。
我抬手遮住眼睛，却遮不住那股从心底涌上来的寒意。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吕玉婷。
我按掉。
她又打。
我关机。
打车回家的路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
忽然觉得很累。
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疲惫。
回到家，打开手机。
几十条未接来电提醒，微信里也有无数条消息。
赵家四个人轮番轰炸。
语气从哀求，到指责，到最后的谩骂。
萧银凤：“梁梓晴，我儿子要是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于建新：“二十万嫌少？你说个数！我们卖房也给你！”
肖世昌：“你以为躲着就行？我知道你公司在哪！我明天就去找你领导评理！”
吕玉婷：“梓晴啊，阿姨求你了，接电话吧……越泽快不行了……”
我把手机丢到沙发上，走进浴室。
打开淋浴，热水冲刷下来。
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任水流过脊背。
腰后的疤痕被热水烫得微微发红，像一条醒目的烙印。
洗了很久，直到皮肤发皱。
我裹着浴巾出来，手机还在响。
不是电话，是微信语音通话。
我拿起手机，发现不止赵家。
还有几个大学同学，甚至老家远房亲戚，都发来消息。
“梓晴，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肖世昌的人？他打电话给我，说你见死不救，怎么回事啊？”
“晴晴，有个姓于的说你欠他们一条命，真的假的？”
“小梁，你怎么得罪人了？有人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说你没良心。”
我的血液都凉了。
他们竟然……骚扰我的社交圈？
我点开一个大学室友的语音消息。
“梓晴，刚有个男的打电话给我，说是你邻居，说你两年前捐骨髓救了他孙子，现在孙子病复发，求你再捐一次，但你不肯。他说得声泪俱下，问我能不能劝劝你……到底什么情况啊？你要不要报警？”
我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在地。
地砖冰凉。
这就是他们说的“感恩”？
这就是他们记一辈子的“大恩大德”？
手机又震动了。
这次是许文杰。
我接起来，声音沙哑：“许总……”
“梁梓晴，你在家吗？”他的语气很严肃。
“在。”
“公司前台刚才接到电话，有人找你，语气很不好。保安拦住了，但对方说还会再来。是你邻居的事？”
我的喉咙发紧。
“是……他们找到公司去了？”
“嗯。你明天先别来公司了，在家休息。这件事，需要我介入吗？”
我闭上眼。
眼泪又流出来。
这次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羞耻，因为难堪。
因为自己两年前的善良，变成了今天捅向自己的刀。
“许总……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这些。”他顿了顿，“你把事情经过，整理成文字发给我。包括两年前的所有记录，还有这段时间的沟通。越详细越好。”
“好。”
“还有。”他补充，“如果对方再骚扰你，直接报警。不要心软。”
电话挂断后，我坐了很久。
窗外夜色沉沉，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
有的温暖，有的冰冷。
有的始于善意，终于怨怼。
我打开电脑，开始写那份情况说明。
从两年前的求助信开始。
到配型、体检、手术。
到术后的冷漠。
到两年后的复发，到连日来的轰炸。
我写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写到一半时，手机又亮了。
是肖世昌发来的短信。
只有一句话。
“明天上午九点，我们去你公司等你。当着所有人的面，问问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继续打字。
指尖冰凉，但很稳。
07
第二天上午八点五十。
我站在公司楼下的街角，远远望着大门。
九点整，两辆出租车停在门口。
车门打开，赵家四口人都来了。
肖世昌打头，吕玉婷搀着萧银凤，于建新跟在最后。
他们径直走向旋转门。
保安上前阻拦，肖世昌大声嚷嚷起来。
隔着一条街，我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让开！我找梁梓晴！她是我家救命恩人，现在见死不救，我来找她领导评理！”
进出的员工都停下脚步，好奇地张望。
有人拿出手机在拍。
保安拦着不让他们进，肖世昌就往地上一坐。
“我今天就不走了！让全大楼的人都看看，你们公司有个多冷血的女人！”
吕玉婷开始哭，声音尖利。
“我孙子才八岁啊……快要死了……她就眼睁睁看着……良心被狗吃了啊……”
萧银凤脸色惨白，摇摇欲坠，被于建新扶着。
于建新对着围观的人喊：“大家评评理！两年前她捐骨髓救了我儿子，我们感激涕零。现在我儿子病复发，只有她的骨髓能救，可她就是不肯！这不是杀人吗？”
人群骚动起来。
窃窃私语声嗡嗡作响。
我看见几个同事也在人群里，交头接耳。
我的手脚冰凉，想冲过去，又动弹不得。
这时，许文杰从大楼里走出来。
他穿着灰色西装，步伐沉稳。
身后跟着行政部的两个主管。
“几位，有什么事可以到里面说。”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
肖世昌站起来：“你就是领导？我来问问，你们公司是不是包庇员工见死不救？”
“具体事情我们进去谈。”许文杰侧身，“这里影响其他人出入。”
“我不进去！”肖世昌梗着脖子，“我就要在这里说！让所有人都听听！”
许文杰静静看着他。
几秒钟后，他转向保安。
“报警吧。”
肖世昌一愣：“你……你报什么警？我们是来讨公道的！”
“在公共场所扰乱秩序，骚扰他人工作单位。”许文杰的语气很平静，“警方会处理。”
吕玉婷慌了，拉住肖世昌：“老头子，别闹了……进去说吧……”
肖世昌甩开她的手，但气势弱了几分。
于建新上前：“领导，我们不是来闹事的。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梁梓晴。她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们只能来这里找她。”
“她今天请假。”许文杰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跟我沟通。但如果继续在这里喧哗，我只能请保安和警方维持秩序。”
最终，赵家人还是被请进了大楼。
在一楼的会议室里。
我远远看着他们进去，才从街角走出来。
手心全是汗。
我走进大楼，没去会议室，直接上了楼。
工位上，同事们看见我，眼神都有些异样。
李姐走过来，压低声音：“梓晴，楼下那几个人……真是你邻居？”
“他们说的……是真的？你捐过骨髓，现在不肯捐第二次？”
我抬起头：“李姐，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那是哪样？”小王也凑过来，“他们哭得挺惨的，说孩子快死了……”
“我捐过一次了。”我说，“二次捐赠对我身体伤害很大，而且成功率很低。医生不建议。”
“哦……”李姐若有所思，“那他们也不能来公司闹啊。这不是道德绑架吗？”
“就是。”小王附和，“捐不捐是自愿的，哪有逼着人家捐的道理。”
我低下头，整理桌上的文件。
手还在微微发抖。
这时，内线电话响了。
“梁梓晴，来一楼会议室。”
我深吸一口气：“好。”
走进电梯时，镜面墙映出我苍白的脸。
我补了点口红，让脸色看起来不那么难看。
会议室的门虚掩着。
能听见里面的声音。
肖世昌在说：“……我们不是要逼她，是求她。领导，您也是当父母的，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吧？孩子才八岁，看着他死，我们做不到啊……”
许文杰的声音很冷静：“我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捐赠是自愿行为，法律和伦理都不支持强迫或道德绑架。”
“怎么是强迫呢？”吕玉婷哭诉，“两年前她捐的时候很痛快啊，怎么现在就不行了？是不是嫌我们没给钱？我们可以给，多少都行……”
我推门进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过来。
赵家四个人看见我，情绪瞬间激动。
萧银凤站起来，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梁小姐……我求你了……”
于建新扶住她，眼睛通红地看着我。
“梁梓晴，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答应？你说，只要我们能做到，都答应你。”
肖世昌直接冲到我面前。
“你终于肯露面了？躲啊，继续躲啊！”
许文杰起身，挡在我前面。
“肖先生，请控制情绪。”
肖世昌指着我的鼻子：“控制什么情绪？我孙子要死了！就是她害的！”
会议室外已经围了一些同事，透过玻璃墙往里看。
我感觉到那些视线，像针一样扎在背上。
“肖叔。”我开口，声音比想象中平静，“我昨天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明确说，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二次捐赠。而且，二次移植成功率很低，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些，你们都知道吗？”
“成功率低也是希望！”肖世昌吼，“不试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你怕伤身体，我们补偿你！你要多少钱？你说！”
“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你就是自私！怕疼！怕影响你自己！”
许文杰抬手示意他停下。
然后他走到会议桌旁，拿起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从里面抽出几张纸。
“几位，在讨论二次捐赠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两年前的协议。”
他把纸铺在桌面上。
赵家人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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