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仪发出规律而冰冷的低鸣。
我拧干毛巾，仔细擦拭继母黄玉娥枯瘦的手臂。
皮肤松弛地搭在骨头上，像揉皱的宣纸。
二十年了，我和她就这样相依为命。
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直到此刻。
她深陷昏迷，干裂的嘴唇却轻微翕动，漏出几个模糊的音节。
我俯下身，耳朵贴近。
“桐桐……”
我的心猛地一沉。
桐桐是谁？
这个名字，我从未听她提起过。
一股莫名的不安，像冬日的寒气，悄无声息地钻进我的领口。
几天后，在她短暂清醒的瞬间，她死死攥住我的手腕。
浑浊的眼泪顺着深陷的眼角汹涌而出。
“静怡，”她的声音气若游丝，却用尽了全身力气，“妈对不起你……”
我反握住她冰凉的手，喉咙发紧。
她盯着我，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巨大痛苦和决绝。
“去北京……我在北京，还有一个女儿。”
我僵在原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冻住了。
窗外的阳光刺眼，我却只觉得冷。
01
医院的消毒水味，已经成了我嗅觉的一部分。
每天早上七点，我准时出现在这间三人病房，最靠窗的那张床是玉娥妈妈的。
护士小陈跟我熟了，换药时总会低声告诉我昨晚的情况。
“血压还是不太稳，后半夜咳了一阵，用了雾化才好些。”
我点点头，道了谢，从床头柜拿出脸盆和毛巾。
去水房打上热水，再兑些凉的，用手腕内侧试了试温度。
玉娥妈妈睡着了，或者说，是药物作用下的昏睡。
呼吸很轻，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仿佛梦里也有解不开的结。
我轻轻掀开被子一角，开始给她擦身。
动作要轻柔，避开那些埋着针头和监测贴片的地方。
擦到左臂时，我的手指碰到一处凹凸不平的皮肤。
那是一块很旧的烫伤疤痕，指甲盖大小，颜色比周围深。
我小时候问过她怎么来的，她当时正在择菜，头也没抬，只说“不小心烫的，早没事了”。
此刻，我的指尖在那疤痕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我听到声音。
很轻，像风吹过破损窗纸的嘶声。
我停住动作，屏住呼吸。
“……桐……桐……”
又是这个名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凑近她，低声问：“妈？你说什么？桐桐是谁？”
她没有反应，只有睫毛在苍白消瘦的脸颊上投下微微颤动的阴影。
我直起身，看着这张陪伴我二十年的面孔。
皱纹深刻，白发丛生，是我最熟悉的模样。
可那个陌生的名字，像一根细小的刺，扎进了这熟悉的画面里。
下午，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指着最新的CT片子，白色光影里有一团不容忽视的深色阴影。
“扩散得比预想快。老人家年纪大了，很多aggressive的治疗方案承受不住。”
他的语气很平和，带着职业性的遗憾。
“目前主要是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家属……多陪陪她吧。”
我走出办公室，背靠着冰凉的墙壁，站了很久。
走廊里人来人往，推车轱辘的声音，低声的交谈，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
我用力掐了掐自己的虎口，疼痛让我稍微清醒。
回到病房，玉娥妈妈还没醒。
我坐在床边那张磨得发亮的塑料椅子上，握住她露在被子外面的手。
这双手，给我做过无数次饭，织过毛衣，在我发烧时整夜用温水给我擦身。
也曾在深夜，独自抚摸着那个锁着的旧铁盒，默默流泪。
那时我以为，她只是在想念早逝的父亲。
现在，我不确定了。
02
医生说可以回家住几天，医院的环境总归让人紧张。
我办好手续，叫了车，小心翼翼地把玉娥妈妈接回我们住了十几年的老小区。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东西塞得满满当当，却井井有条。
这是她的习惯，见不得一点杂乱。
把她安顿在床上，盖好被子，她很快就又昏沉地睡去。
我站在客厅中央，忽然觉得这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屋子，有些陌生。
那个名字，“桐桐”，像一只看不见的飞蛾，在我脑海里扑腾。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主卧。
那个旧铁盒，就在衣柜最顶层，和冬天的厚被子放在一起。
铁盒是暗绿色的，边角有些锈迹，挂着一把小铜锁。
钥匙呢？
我从未见过钥匙。
玉娥妈妈把它藏得很好。
我走进主卧，关上门。
衣柜是老式的，红漆斑驳。我踮起脚，费力地把那个铁盒取了下来。
不重，摇晃时里面发出纸张和硬物碰撞的轻微声响。
我坐在床边，把铁盒放在膝盖上。
铜锁很小，但很结实。
我环顾房间，试图想象她会把钥匙藏在哪里。
梳妆台抽屉？针线盒？旧钱包？
都不像。
她的习惯是，最重要的东西，要放在离自己最近、最不显眼的地方。
我的视线落在床上，落在她睡了十几年的枕头上。
枕头是淡蓝色的棉布枕套，洗得有些发白。
我走过去，拿起枕头，掂了掂分量。
然后，我用手指仔细地、一寸一寸地捏过去。
在靠近枕头中央的位置，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小小的凸起。
我的心跳加快了。
找来剪刀，沿着侧面的缝线，小心翼翼地挑开几针。
手指探进去，触到了冰凉的金属。
是一把小巧的、已经有些发黑的铜钥匙。
和铁盒上的锁孔，严丝合缝。
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咔哒”一声。
锁开了。
我却忽然没有了打开的勇气。
铁盒里装着的，会是什么？
会不会彻底打破我们二十年平静如水的日子？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房间里没有开灯，一片昏沉。
我听见外面传来邻居刘玉萍阿姨熟悉的大嗓门，似乎在跟楼下谁打招呼。
最终，我还是把铁盒重新锁好，钥匙放回原处，将枕头缝线大致对齐。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需要一个更确切的信号，或者，一个更恰当的时机。
至少，不能在她还躺在隔壁房间、如此脆弱的时候。
我把铁盒放回衣柜顶层，关上门，走了出去。
玉娥妈妈还在睡，呼吸平稳了一些。
我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看着窗外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
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下面似乎涌动着我不了解的暗流。
03
玉娥妈妈是半夜醒来的。
我睡在客厅沙发上，支着耳朵，一点轻微响动就能让我惊醒。
我听到床板轻微的吱呀声，还有压抑的、艰难的咳嗽。
我立刻起身，打开一盏昏暗的壁灯，端着温水走进卧室。
她半靠在床头，脸在阴影里看不太清。
“妈，喝点水。”
我把水杯递到她唇边，她勉强喝了两口，摇了摇头。
我放下杯子，用纸巾轻轻擦拭她的嘴角。
她的手忽然抬起来，抓住了我的手腕。
力气不大，甚至有些颤抖，但那握紧的意图十分清晰。
我抬眼，对上了她的目光。
不再是往常的温和或疲惫，而是一种……近乎灼热的清醒和急迫。
“静怡。”她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嗯，妈，我在。”
她的嘴唇哆嗦着，眼眶迅速变红，蓄满了泪水。
那泪水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砸在我被她握着的手腕上，有点烫。
“妈对不起你……”她重复着这句话，眼泪流得更凶，“对不起……”
“您说什么呢，妈。”我鼻子发酸，强忍着，“您对我好，我知道。”
她用力摇头，枯瘦的手指深深掐进我的皮肉。
“不是……不是这个……”
她喘了几口气，像溺水的人努力浮出水面。
“我……我有件事，瞒了你……二十年。”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壁灯的光晕昏黄，勾勒出她脸上每一道深刻的皱纹和泪痕。
“去北京……”她盯着我，每一个字都说得极其艰难，“你去……帮妈找个人。”
我屏住呼吸。
“我在北京……还有一个女儿。”
时间好像停了一秒。
虽然早有隐约的预感，但亲耳听到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
“她叫……程雨桐。”玉娥妈妈闭上眼睛，泪水不断从眼角涌出，“地址……在铁盒里……钥匙……枕头……”
她的力气仿佛用尽了，手指松开，滑落下去。
胸脯剧烈起伏，呼吸变得急促而浅薄。
“妈！妈！”我慌忙按响呼叫铃，又手忙脚乱去找她的药。
一阵忙乱之后，医生护士赶来，给她用了药，呼吸慢慢平复下来。
她又陷入了昏睡，只是眼角还残留着未干的泪迹。
我瘫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浑身发冷，手脚冰凉。
程雨桐。
北京。
另一个女儿。
这几个词在我脑子里疯狂冲撞。
我看着床上这个瘦小的老人，这个我叫了二十年“妈妈”的人。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从未真正认识她。
04
第二天早上，玉娥妈妈的情况稳定了些，又沉沉睡去。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既想立刻打开那个铁盒看个究竟，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中午时分，门被敲响了。
是邻居刘玉萍阿姨，手里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保温桶。
“静怡啊，我炖了点鸡汤，给你妈和你补补身子。”
刘姨快七十了，精神矍铄，是玉娥妈妈在这个小区里最谈得来的老姐妹。
我连忙道谢，请她进来。
刘姨把保温桶放在桌上，走到卧室门口，朝里望了望，叹了口气。
“你妈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摇摇头，在沙发上坐下。
我给她倒了杯水，顺势在她旁边坐下。
“刘姨，您跟我妈认识很多年了吧？”
“可不是嘛，搬来这小区就认识了，十来年喽。”刘姨端起水杯，吹了吹热气，“你妈这人，心善，要强，就是话少，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我犹豫了一下，低声问：“刘姨，您知不知道……我妈以前的事？”
刘姨喝茶的动作顿了一下，抬眼看了看我，眼神有些复杂。
“你妈跟你说了？”
“她……提了一点。”我没说具体。
刘姨沉默了片刻，放下杯子。
“静怡啊，有些事，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你妈这些年，对你怎么样，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那是掏心掏肺的好。”
“我知道。”我点头，“我只是……想多了解她一些。”
刘姨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
“你妈年轻时候，吃过不少苦。具体怎么回事，她不愿说，我也不好打听。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块地方，一直压着事，沉甸甸的。”
刘姨望向窗外，像是在回忆。
“有好几次，我晚上过来串门，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黑灯瞎火的屋里，拿着个旧铁盒子发呆，眼里有泪。我问她，她总说‘没事，想点老事儿’。”
铁盒子。果然是那个。
“你妈这辈子，最在乎的人就是你。”刘姨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她守了这么多年，现在病成这样才说出来，肯定有她的难处。你是个懂事孩子，去找，可以，但别……别怨她。”
刘姨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我心里，激起层层涟漪。
不怨她？
如果她真的有一个亲生女儿在北京，却瞒了我二十年，把我蒙在鼓里，我该怎么想？
这二十年相依为命的情分，难道都是建立在隐瞒之上的吗？
送走刘姨，我看着那桶冒着热气的鸡汤，心里却一阵阵发冷。
我再次走进主卧，站在衣柜前。
这一次，我没有太多犹豫，取下了铁盒，从枕头里拿出钥匙。
铜锁“咔哒”一声弹开。
我深吸一口气，掀开了盒盖。
05
铁盒里的东西不多，摆放得整整齐齐。
最上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很厚的信纸，纸边已经泛黄脆化。
我没有先动信纸，而是看向旁边。
那里平放着一张黑白照片，尺寸不大，四角有些磨损卷边。
我小心地捏起照片。
照片背景是一条狭窄的胡同，青砖灰瓦，墙根蹲着几个模糊的身影。
站在中间的是个年轻女子，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碎花衬衫，深色裤子，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
她眉眼清秀，嘴角微微抿着，笑容有些拘谨，但眼睛很亮。
她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样子很斯文。
男人的手轻轻搭在女子肩上，两人靠得很近。
照片右下角，用蓝色钢笔水写着几个娟秀的小字：“1985年夏，于北京雨儿胡同。”
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个年轻女子的脸上。
眉眼之间，依稀能看出玉娥妈妈年轻时的轮廓，但更加灵动，也更加……忧郁。
照片下面，压着几张薄薄的纸。
一张是出生证明的复印件，字迹有些模糊。
姓名：程雨桐。
出生日期：1979年3月18日。
出生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院。
母亲姓名：黄玉娥。
父亲姓名：一栏是空的。
我的呼吸窒住了。
1979年。玉娥妈妈今年六十五岁，也就是说，她二十六岁时生下了这个女儿。
那个年代，一个单身女子生下孩子……
另一张纸，是一份很旧的、印刷粗糙的“领养情况说明”复印件，抬头是某个陌生的县城福利院名称。
说明里提到，一名叫程雨桐的女婴，于1979年秋被送入该院，后被一对程姓夫妇收养。
关键信息都被时间磨得模糊不清。
铁盒最底层，还有一张对折的纸条。
我打开它，上面是一个地址，同样是钢笔字迹，已经褪色：“北京市东城区，春雨巷，17号院。”
字迹和照片上的一样。
此外，还有一小绺用红绳系着的、柔软的胎发，以及一个褪了色的塑料发卡，样式很旧。
我拿起那张折叠的信纸，手有些抖。
缓缓展开，信纸上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墨迹深深浅浅，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模糊了字迹。
开头没有称呼。
“我决定把孩子送走了。今天在福利院门口，看着那对夫妇把她抱走，她那么小，不哭也不闹，只是睁着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我。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了一块，空荡荡地漏着风。”
“他们答应会对她好，给她取名还留着‘雨桐’两个字，算是我最后的私心吧。我不能留下她，家里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爸说要打断我的腿。建国他也……自身难保。”
“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孩子。我不是一个好母亲，甚至不配做母亲。只盼她能在新家平安长大，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不堪的娘。”
“我自己选的路，自己受着。只是这心里头的窟窿，怕是这辈子都填不上了。”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只有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泪痕，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痛楚。
“建国”。
信里提到了这个名字。
我的生父，就叫袁建国。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工伤去世了，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
玉娥妈妈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难道……这个程雨桐，和我生父袁建国，也有关系？
握着这些发烫的纸片，我靠在冰冷的衣柜门上，久久无法动弹。
二十年的平静生活，在这一刻，露出了底下汹涌而残酷的真相。
我该怎么办？
按照地址，去北京，找到那个叫程雨桐的女人？
然后呢？对她说什么？
“你好，我是你同母异父的妹妹，我妈快不行了，她想见你？”
这太荒唐了。
可是，玉娥妈妈在病床上流泪的脸，那双充满愧疚和恳求的眼睛，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还有那张黑白照片上，年轻女子忧郁而明亮的眼神。
我慢慢将东西按原样放回铁盒，锁好。
然后，我走到客厅，拿起手机，开始查询最快一趟去北京的高铁。
06
高铁飞驰，窗外的景物连成模糊的色带。
我靠在椅背上，手里紧紧攥着手机，屏幕上是那个地址：春雨巷17号院。
铁盒里的东西，我没有全部带来，只复印了那张黑白照片和地址纸条，原件都留在了家里。
我需要一个凭证，一个能开启对话的引子。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我脑子里反复上演着各种可能见面的场景。
愤怒的斥责？冷漠的回避？还是……难以置信的震惊？
出了北京南站，初夏的燥热和庞大的人流瞬间将我吞没。
我跟着手机导航，换乘地铁，又走了很长一段路。
周围的景象从高楼大厦渐渐变成低矮的旧式楼房，最后拐进一片错综复杂的胡同区。
春雨巷比我想象中还要狭窄、安静。
青灰色的砖墙，斑驳的木门，偶有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过。
空气里弥漫着老北京胡同特有的、混合着炊烟和生活气息的味道。
17号院的门是暗红色的，漆皮脱落了不少，门楣上还有模糊的雕花痕迹。
我站在门前，心跳得像擂鼓。
深吸了好几口气，我才抬手，叩响了门环。
“咚咚”的声音在安静的胡同里显得格外清晰。
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脚步声，不疾不徐。
门“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个女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质地很好的米白色针织衫和藏青色长裙，头发挽成一个优雅的低髻。
她面容秀雅，皮肤保养得宜，只是眉眼间带着一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倦意。
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愣住了。
僵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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