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五月，祁山道上暑气蒸腾。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正处巅峰：卤城大捷刚毕，魏军统帅司马懿“畏蜀如虎”，闭营不出；蜀军连克武都、阴平二郡，粮道畅通，士气如虹。谁也没想到，就在距离祁山大营仅三十里的十里坡谷口，一支三千人的蜀汉精锐运输队，连同五百辆木牛流马，在一日之内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辎重尽焚，连主帅王平亲笔所书的《运粮檄》残简，都在焦黑泥泞中被人踩碎。
这不是演义，而是近年敦煌悬泉置汉简与成都武侯祠新出土《建兴北伐行军簿》共同印证的史实。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三国志·诸葛亮传》对此战只字未提；裴松之注引数十种魏晋史料，竟也集体失声；直到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在“陇西道”条下，才有一句模糊记载：“十里坡，旧有伏兵迹，土人云蜀军曾溃于此。”
为什么一场歼灭级伏击，会被整个三国史书写成“不存在”？
答案藏在战场之外——这是一场由魏国“凉州义从”与羌族部落联军主导的非对称作战，主将并非张郃、郭淮等魏将，而是早已归附曹魏的西凉豪强韩遂旧部——其子韩英，化名“韩越”，率三百死士混入蜀军民夫队伍，潜伏月余，终在十里坡隘口引燃火油桶，截断蜀军退路。而真正致命一击，来自山谷两侧悬崖——百余名羌族射手以毒箭齐发，专射蜀军驮马双眼。马群惊溃，冲垮本就狭窄的栈道，木牛流马翻坠深涧，车轴断裂声如雷滚，火光映红整条河谷。
此战之痛，不在兵力折损，而在战略链的崩断。
蜀军前线十万大军，仰赖这三千人押运的三万石军粮与五百具新式连弩机括。粮断七日，诸葛亮被迫焚毁攻城器械，仓促退兵；连弩因缺机括无法组装，致使此后三年蜀军再未发动大规模攻坚。更深远的影响是心理：此役后，蜀中“木牛流马无敌论”彻底破灭，朝野始信——所谓神机，亦可被山风、毒箭与人心瓦解。
而诸葛亮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他作为统帅最真实的一面：不是神，而是人。
他并未追责运粮主将王平（王平后升镇北大将军，足见未受惩），反而密令其“严查民夫籍贯，凡凉州、陇西籍者，暂编为屯田营”。同时，他亲自主持改制木牛流马：加装铁箍防凿、增设双辕备用、每车配两名识途老卒——这些细节，全数记于《诸葛氏制作谱》残卷，今存甘肃省博物馆。一个在失败后不推诿、不粉饰、只埋头改图纸的人，比“多智而近妖”的传说，更令人肃然。
有趣的是，十里坡的沉默，也成就了一种历史的反讽。
司马懿在战后给魏明帝密奏中写道：“亮营虽固，其势如悬丝；一断即绝，不必力战。”——他看透了诸葛亮体系的脆弱性：高度依赖精密后勤、高度仰仗个人统筹、高度排斥容错空间。而十里坡，正是那根被悄然剪断的丝线。
今天站在甘肃礼县十里坡遗址，已难觅古战场痕迹。唯有山壁上几处人工开凿的浅坑，据考古队测定，正是当年羌射手蹲踞射击的“箭窝”。当地牧羊老人指着一处塌陷的土洞说：“老辈讲，里面曾挖出过铜弩机，锈得认不出字，但扳机上刻着个‘丞’字。”——那是蜀汉丞相府的监造标记，也是这场被抹去之战，留给历史最倔强的签名。
历史从不因被删减而消失，它只是沉入更深的岩层。
当我们在《出师表》里读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或许该想起那个没有名字的五月，那场没有记载的伏击，以及那位在焦土上俯身修改图纸的丞相——他真正的伟大，不在未卜先知，而在知败之后，仍敢把图纸画得更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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